115 年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臺灣史》

本題主要在探討「新港文書」的定義、成因、發展歷程，以及學界對此的研究脈絡。

核心觀念：
「新港文書」是早期漢人與原住民（特別是平埔族群）在臺灣互動過程中所產生的法律文書，反映了當時社會經濟、族群關係以及法律制度的演變。

詳解：

一、何謂「新港文書」？

「新港文書」是指在清代初期至中期，漢人向平埔族新港社（今臺南市新化區一帶）的番人（原住民）承租或購買土地時，以漢文或夾雜原住民語詞所書寫的契約文書。這些文書的內容多涉及土地買賣、租賃、借貸、典當等，是當時漢人與原住民之間財產權交易的重要憑證。

二、新港文書的形成原因與經過：

1. 漢人移墾的壓力： 隨著清朝統治的穩固，大量漢人移民湧入臺灣，對土地的需求日益增加。臺灣西部平原的土地，一部分是原住民的傳統領域，漢人移墾者需要與原住民進行土地交易才能取得使用權。
2. 原住民的土地利用與社會變遷： 部分平埔族群（如新港社）在與漢人接觸後，其傳統的經濟與社會結構開始改變，部分族人也開始參與土地的買賣或租賃，以獲取漢式貨幣或物資。
3. 法律制度的不足與變通： 當時臺灣的法律體系對於原住民與漢人之間的土地交易尚不明確或執行不易。為了保障交易的權利，雙方（尤其是漢人）會透過文書來確立權利義務，而新港文書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
4. 文書的語言與形式： 新港文書多以漢文為主，但為了便於原住民理解，常夾雜了部分原住民語詞（如人名、地名、物名、度量衡單位等），甚至有時會以平埔族語書寫。其形式也因應當時的習慣，可能包含口頭約定、文書簽訂、甚至在地契上蓋印等。

三、歷來學界對「新港文書」的主要研究討論：

學界對「新港文書」的研究，涵蓋了歷史學、人類學、語言學、法律史等多個領域，其研究脈絡可大致分為以下幾個階段與面向：

1. 早期關注與初步整理（日治時期至戰後初期）：
   • 歷史學界： 早期研究多將新港文書視為清代臺灣社會經濟史、土地開墾史的重要史料。

本題要求考生對清領時期臺灣長達212年的歷史進行分期，並說明分期的理由，這需要考生對清代臺灣歷史的重要轉折點有清晰的掌握。

核心觀念：
歷史分期是理解歷史發展脈絡的重要方法。對一段長時段的歷史進行分期，通常是基於重大的政治、社會、經濟或文化變革事件，這些事件標誌著歷史發展的階段性轉變。

詳解：

清領時期臺灣長達212年（1683-1895），這段時期內臺灣社會經歷了劇烈的變遷。若要將這212年進行分期，可以從政治、社會、經濟、對外關係等多個面向考量，以下提出一種較為常見且具說服力的分期方式：

第一期：奠基與初步開發期（1683年－約1780年代）

• 起始點： 1683年，清朝滅鄭成功後，正式將臺灣納入版圖。1684年設臺灣府，隸屬福建省。
• 發展特徵：
  • 政治上： 確立清朝對臺灣的統治，但初期統治權力相對薄弱，官僚體系尚在建立與磨合。中央政府對臺灣的經營態度趨於保守，視為「化外之地」，初期官員貪腐、民怨較多，也發生了多次民變。
  • 社會經濟上： 漢人移民（主要是閩粵人）持續移入，但受到政策限制（如渡臺禁令），移民以男性為主，社會結構呈現「有 land no people」或「有 people no land」的現象。開發以沿海平原為主，向內陸山區的開發有限。土地制度逐漸形成，但爭議不斷。
  • 對外關係上： 臺灣主要作為軍事前哨，與中國大陸的聯繫以官方運輸和民間走私為主。與原住民的關係持續緊張，衝突頻繁。
• 結束標誌： 約在1780年代，以林爽文事件（1786-1788）為代表的大規模民變，顯示了清朝初期統治的脆弱性，也預示著臺灣社會結構的轉變和官方治理策略的調整。

第二期：中期治理與社會變遷期（約1780年代－1860年代）

• 起始點： 林爽文事件後，清朝加強了對臺灣的治理，提升了官員層級（如設臺灣道、巡撫），並展開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例如開山撫番政策的推行。
• 發展特徵：
  • 政治上： 臺灣的行政層級提升，中央對臺灣的關注度增加。官僚體系逐漸成熟，但官民衝突、派系鬥爭依然存在。開山撫番政策的實施，試圖擴大統治範圍，但也引發了更多族群衝突。
  • 社會經濟上： 漢人社會結構趨於穩定，移民政策相對放寬，女性移民增加，泉州人與漳州人之間的分類械鬥成為常態，但也促進了不同族群的在地化融合。農業、手工業、商業（如糖、米輸出）都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土地開墾進入更廣泛的區域，但仍有許多土地爭議。
  • 對外關係上： 臺灣的戰略地位與經濟價值逐漸受到重視。

本題聚焦於日治時期臺灣歷史發展的「近代化」議題，並要求從「基礎工程」（infrastructure）的視角切入，探討其深遠影響，以及過程中展現的「殖民性」與「侷限性」。

核心觀念：
殖民統治下的近代化，並非全然為被殖民者的福祉服務，而是與宗主國的利益緊密結合，因此其發展往往帶有特定目的，並可能限制在地社會的自主發展。

詳解：

一、以基礎工程（infrastructure）為例，申論殖民地下的「近代化」帶來的深遠影響：

日治時期，日本殖民政府在臺灣推動了一系列基礎工程建設，這些工程涵蓋了交通、水利、電力、通訊、衛生等領域，對臺灣社會帶來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1. 交通運輸系統的建立與改造：

   • 鐵路建設： 臺灣總督府大力興建縱貫鐵路（連結基隆與高雄），並修建支線。這極大地改變了臺灣的交通運輸模式，縮短了城鄉距離，促進了物資的流通，也方便了日本對臺灣的軍事與經濟控制。
   • 公路與港口建設： 改善既有道路，新建公路，並擴建和新建了基隆、高雄、臺中、安平等港口。這有助於臺灣的農產品、物資輸往日本，同時也便利了日本商品進入臺灣。
   • 深遠影響： 臺灣的空間結構被重塑，經濟活動更加集中於鐵路沿線和主要港口。臺灣的物產得以更有效率地運往日本，成為日本工業發展的原料供應地。同時，也改變了臺灣人的生活範圍與社會交往模式。

2. 水利與農業改良：

   • 大型水利工程： 例如嘉南大圳的興建，是當時亞洲最大的水利工程之一。這大幅提高了農業生產力，特別是稻米和蔗糖的產量，為臺灣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堅實基礎。
   • 農業技術改良： 引進新品種、改良耕作技術、推廣肥料使用等，提升了整體農業產量。
   • 深遠影響： 臺灣成為日本重要的糧食（稻米）和經濟作物（蔗糖）生產基地，對日本的經濟發展貢獻良多。農業的專業化與大規模化，也改變了臺灣的農村景觀與農民的生活方式。

3. 現代化都市規劃與衛生設施：

   • 都市計畫： 總督府對臺北、臺中、臺南、高雄等主要城市進行了現代化規劃，興建了寬闊的街道、政府機關、公園、市場等。
   • 衛生系統： 建立公共衛生體系，推廣衛生觀念，改善供水、排水系統，防治傳染病。
   • 深遠影響： 提升了都市的居住品質與環境衛生，降低了疾病傳播的風險。但也同時強化了日本對臺灣的行政與社會控制。

4. 電力與通訊系統：

   • 電力建設： 興建發電廠（如日月潭發電廠），發展電力網絡，為工業發展和現代生活提供了動力。
   • 電信系統： 鋪設電報線路，發展電話系統。
   • 深遠影響： 促進了臺灣的工業化進程，也加速了資訊的傳播，使臺灣社會更緊密地連結，但也便於日本進行資訊監控與傳播殖民意識形態。

總體而言， 殖民地下的近代化基礎工程，一方面客觀上為臺灣現代化的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提升了生產力、改善了生活條件，並將臺灣納入了世界經濟體系。另一方面，這些工程的規劃與實施，都圍繞著「殖民母國的利益」展開，其目的在於將臺灣塑造成為日本的經濟附庸，為其資源供應地、商品市場和戰略基地。

二、舉實例說明「近代化」過程中，清晰可見的「殖民性」與「侷限性」：

殖民地下的近代化，其「殖民性」與「侷限性」體現在工程的規劃、目的、執行以及對在地社會的影響等方面。

本題要求考生分析二戰後蔣介石政府對日政策中的「以德報怨」的內涵、政策考量、實質收穫及其對臺灣的影響。這涉及到戰後國際關係、中國的對日政策、以及臺灣在其中的歷史位置。

核心觀念：
「以德報怨」是中國戰後對日基本政策的宣示，但其執行層面複雜，包含理想主義的考量、現實政治的算計，以及對臺灣歷史定位的影響。

詳解：

一、二戰後蔣介石對日本所採「以德報怨」政策的實質內涵：

「以德報怨」並非字面上的無條件寬恕，而是指在戰勝國的角色下，中國（以蔣介石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為代表）對戰敗國日本所採取的一種相對寬容、強調和平建交、避免過度報復的國策。其內涵可以從以下幾個層面理解：

1. 放棄巨額戰爭賠款： 這是「以德報怨」最直接的體現。相較於其他戰勝國（如蘇聯）對日本索取巨額賠款，蔣介石政府選擇放棄對日戰爭賠款的要求，以減輕日本的經濟負擔，並避免戰爭對日本社會造成過度破壞。
2. 強調和平建交與區域穩定： 政策的目標是希望日本能夠成為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的國家，並與中國建立友好的睦鄰關係，共同維護東亞的和平與穩定。這與當時冷戰格局下的國際情勢有關，也體現了對未來區域發展的長遠考量。
3. 區別對待戰犯與一般民眾： 「以德報怨」主要適用於對待日本政府、軍隊及戰敗國整體，而非縱容戰爭罪犯。戰犯的審判與懲處，仍按照國際公義進行。
4. 對抗共產主義的戰略考量（後期）： 隨著冷戰的加劇，美國在佔領日本期間，其對日政策逐漸轉向「賤賣日本」，將日本視為對抗共產主義陣營（特別是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盟友。中華民國政府雖然最初提出「以德報怨」，但也面臨著國際現實的壓力，其政策的執行也受到美國對日政策的影響。
5. 民族主義與道德姿態的展現： 在某種程度上，「以德報怨」也是一種展現中華民族寬厚、文明形象的手段，意在提升國際地位，並與侵略者的殘暴形成對比。

二、蔣採「以德報怨」的政策考量、實質收穫，以及對臺灣的影響：

（一）政策考量：

1. 國家重建與經濟恢復的需要： 二戰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創傷，百廢待興。與日本進行戰爭賠款的索取，將耗費巨大的行政與外交資源，且可能引發國際爭議，不利於中國自身的戰後重建。放棄賠款，可以將更多精力與資源投入到國內建設。
2. 地緣政治與區域穩定： 蔣介石政府希望日本能成為一個穩定的鄰國，共同對抗潛在的外部威脅（特別是蘇聯和中國共產黨）。一個被過度削弱或動盪不安的日本，可能成為國際共產主義擴張的溫床，或引發地區不穩定。
3. 爭取國際支持與提升國際地位： 在當時的國際格局下，尤其是在美國的影響下，展現寬容大度的姿態，有助於提升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的聲望，爭取更多支持，尤其是在與共產黨爭奪中國代表權的鬥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