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 年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中國通史》

本題旨在比較中國上古時期的封建制度與中古時期的門閥制度，兩者皆被視為「貴族社會」的體現，但其本質、運作模式、社會基礎及影響存在顯著差異。

核心觀念：

• 上古封建制度： 以西周為代表，是一種基於血緣、地緣和宗法制度的層級分封體系，王室與諸侯、卿大夫之間存在著明確的權力與義務關係。
• 中古門閥制度： 以魏晉南北朝為代表，是指特定家族透過世襲、聯姻、政治權力累積等方式，長期壟斷高官顯位，形成政治、經濟、社會上的特權階層。

比較分析：

1. 社會基礎與權力來源：

   • 上古封建： 權力來源主要基於「天子」的冊封，諸侯、卿大夫的權力來自於對周天子的效忠與對封地的統治。血緣關係（宗法制）是維繫封建體系的重要紐帶，分封的諸侯與王室多為同姓或異姓聯姻，形成相對穩固的統治結構。
   • 中古門閥： 權力來源更多是通過長期積累的政治資本、經濟實力以及家族聲望。雖然也有血緣聯繫，但更強調家族的整體影響力，而非單純的冊封關係。門閥的權力往往與其壟斷的官職、擁有的土地、招攬的人才等緊密相連。

2. 政治結構與運作模式：

   • 上古封建： 是一種層層分明的金字塔結構，周天子處於頂端，對諸侯擁有絕對權威（理論上）。諸侯在其封國內也享有相當的權力，但需向天子納貢、服役。這種制度強調君臣之間的權力義務對等（儘管實踐中常有偏差）。
   • 中古門閥： 政治結構相對鬆散，中央權力往往被門閥所掌控或制約。

「安史之亂」是唐朝歷史上一次極為重要的轉折點，其歷史意義遠超一場單純的軍事叛亂，深刻影響了唐朝乃至後世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和社會結構。

核心觀念：
安史之亂（755-763年）由唐朝邊將安祿山和史思明發動，其意義在於揭示並加速了唐朝由盛轉衰的過程，導致中央集權的削弱、藩鎮割據的形成、經濟重心的南移，以及社會結構的變動。

重大歷史意義分析：

1. 中央集權的削弱與藩鎮割據的形成：

   • 導火線與加速器： 安史之亂的爆發，直接源於節度使權力過大。為平定叛亂，唐玄宗不得不依賴地方節度使及其軍隊。戰亂平息後，為了加強對地方的控制，中央政府一方面保留了節度使的軍事指揮權，另一方面又賦予他們管理民政、財政的權力，形成了「節度使擁兵自重」的局面。
   • 後果： 許多節度使擁兵自立，對中央陽奉陰違，甚至相互攻伐，導致唐朝後期出現了長達百餘年的藩鎮割據局面。中央政府的權威嚴重受損，財政枯竭，無法有效調動全國資源。

2. 軍事制度的變革與影響：

   • 募兵制的興起： 傳統的府兵制在安史之亂中因兵員分散、戰鬥力下降而崩潰。為應對戰亂，唐朝大規模招募職業軍人，形成募兵制。
   • 影響： 募兵制雖然在短期內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但也導致軍隊對將領的依附性增強，為節度使掌握軍權、形成割據奠定了基礎。同時，龐大的軍費開支也加劇了財政負擔。

3. 經濟重心的南移：

   • 北方破壞： 戰亂對北方經濟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大量人口死亡、遷徙，土地荒蕪，生產力嚴重下降。

本題要求考生從近代中國十九世紀眾多重大歷史事件中，挑選一項作為「最關鍵事件」，並論述其理由及對「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的持續影響。這需要考生對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有深刻的理解，並能進行事件的篩選與影響力的評估。

核心觀念：
「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是李鴻章對近代中國所處時代的深刻體認，意指中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內外挑戰，傳統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受到巨大衝擊，必須進行根本性的變革。所謂「最關鍵事件」，是指那些對這一變局的啟動、深化或轉向具有決定性作用的事件。

選擇與論述（以鴉片戰爭為例）：

一、選擇的關鍵事件：
鴉片戰爭（1839-1842年）。

二、選擇的理由：
鴉片戰爭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第一場大規模的、由西方列強主導的對華戰爭，它標誌著中國被迫捲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並由此開啟了中國近代史的序幕。其關鍵性體現在：

1. 開啟了中國近代史的扉頁： 鴉片戰爭之前，中國長期處於相對封閉的「天朝上國」狀態，與世界的聯繫有限。戰爭的失敗，迫使中國從此與世界聯繫日益緊密，並開始面臨來自外部的巨大壓力。
2. 打破了閉關鎖國的局面： 《南京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打開了中國的國門，確立了西方列強在中國的各種特權（如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協定關稅、領事裁判權等），中國不再是獨立自主的國家。
3. 暴露了傳統體制的巨大落後： 戰爭的慘敗，讓朝野上下，特別是部分開明官員，開始認識到中國在軍事、技術、制度等方面的落後，為後來的洋務運動等改革提供了現實的緊迫感。
4. 引發了對國家前途的深刻反思： 戰爭的刺激，促使中國知識分子和政治精英開始思考「中國為何衰敗」、「中國應向何處去」等根本性問題，催生了各種救亡圖存的思想和運動。

三、對「變局」的持續影響：

1. 政治層面：

   • 主權喪失與半殖民地化： 鴉片戰爭後，中國逐步喪失了獨立自主的地位，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西方列強通過不平等條約，在中國享有政治、經濟、軍事等多方面的特權，中央政府的權威和治理能力受到嚴重削弱。
   • 傳統政治體制的動搖： 傳統的君主專制體制在內憂外患下顯得力不從心，為後來的維新變法、辛亥革命等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運動埋下了伏筆。

2. 經濟層面：

   • 被納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 中國被迫開放通商口岸，成為西方商品的傾銷市場和原料產地，傳統的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開始瓦解，民族資本主義在曲折中發展。

第二次國共合作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政治格局中的一個重要事件，它深刻影響了戰爭的進程和戰後的政治格局。本題要求從歷史背景、合作動機和雙方影響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核心觀念：
第二次國共合作（1937-1945年）是面對日本全面侵華的嚴峻形勢下，國民黨與共產黨基於民族存亡的共同危機而建立的統一戰線。其形成與發展充滿了矛盾與鬥爭，但客觀上對抗日戰爭的勝利起到了關鍵作用。

一、歷史背景：

1. 日本全面侵華的開始：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標誌著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的開始。日本軍隊的兇猛攻勢，特別是佔領華北、華東大片地區，對中國的國家主權和民族生存構成了極其嚴重的威脅。
2. 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 面對民族危機，中國各階層、各黨派的抗日情緒空前高漲。在共產黨的推動下，廣泛的抗日救亡運動在全國蔓延，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呼聲日益高漲。
3. 西安事變的影響： 1936年12月的西安事變，張學良、楊虎城發動兵諫，要求蔣介石停止內戰、聯共抗日。蔣介石被扣後，中共積極斡旋，最終促成了蔣介石的釋放，並為停止內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創造了條件。
4. 共產黨的策略調整： 中共認識到，要戰勝強大的日本侵略者，僅靠共產黨的力量是不夠的，必須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特別是國民黨。因此，中共積極提出停止內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

二、雙方同意合作的考量：

國民黨的考量：

1. 民族危亡的緊迫性： 面對亡國滅種的危險，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政府認識到，必須團結一切抗日力量，才能抵禦外侮。停止內戰、聯共抗日成為國家生存的必然選擇。
2. 爭取國際援助： 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利於爭取國際社會（尤其是英、美等國）對中國抗戰的支持。
3. 爭取共產黨的軍事支持： 雖然對共產黨抱有戒心，但在戰場上面對日軍的強大攻勢，國民黨也需要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牽制日軍，減輕正面戰場的壓力。
4. 維護自身領導地位： 蔣介石希望通過合作，將共產黨的力量納入國民黨政府的統一指揮之下，並通過「以華制華」的方式，在戰後繼續保持其政治上的領導地位。

共產黨的考量：

1. 民族利益至上： 中共始終將民族解放作為首要目標。他們認為，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之戰，必須將民族利益置於黨派利益之上。
2. 擴大自身影響力： 通過與國民黨合作，進入國民政府體系，參與抗日戰爭的領導，可以讓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和組織力量得到更廣泛的傳播和發展，為戰後爭奪全國政權奠定基礎。
3. 爭取國際認可： 與國民黨合作抗日，有助於提升中共的國際形象，爭取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支持。
4. 避免被動挨打： 單獨對抗日本，中共力量不足，容易被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