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年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中國通史》

本題要求分析《漢書·食貨志》引述的戰國時期農民生計資料，說明其困頓及入不敷出的原因。這主要是一個史料分析題，需要從史料中提取資訊，並結合對戰國時期社會經濟的理解進行闡釋。

核心觀念： 戰國時期農民的經濟負擔與社會經濟結構。

解題思路：

1. 理解史料內容： 仔細閱讀史料引文，識別其中提到的收入（歲收、換算為錢）和支出（稅、食、衣、祭祀、喪葬、賦斂等）。
2. 量化分析： 根據史料的數字，進行簡單的收入與支出的比較。
3. 歸納原因： 結合史料的文字描述和量化分析，歸納出農民生計困頓、入不敷出的主要原因。

史料內容分析：

• 收入：

  • 一夫（假設代表一個家庭勞動力）擁有百畝田地，歲收一石半（每畝一石半）。
  • 總收成：100畝 × 1.5石/畝 = 150石。
  • 換算為錢：150石 × 30錢/石 = 4500錢。

• 支出：

  • 稅： 十一稅，即 150石 × 1/11 ≈ 13.6石。史料寫為「十五石」，可見稅負可能略高或有其他名目，但大致是這個比例。
  • 餘糧： 150石 - 15石 = 135石。
  • 食物（食）： 一家五口，每人每月一石半。
    • 每月總食量：5人 × 1.5石/人 = 7.5石。
    • 全年總食量：7.5石/月 × 12月 = 90石。
  • 剩餘糧食： 135石 - 90石 = 45石。
  • 換算為錢： 45石 × 30錢/石 = 1350錢。
  • 祭祀（社閭嘗新春秋之祠）： 300錢。
  • 剩餘： 1350錢 - 300錢 = 1050錢。
  • 衣： 每人每年用錢300錢。
    • 五人總衣費：5人 × 300錢/人 = 1500錢。
  • 結論： 1050錢（剩餘） < 1500錢（衣費）。衣費已經入不敷出，還剩下「不足四百五十」（1500 - 1050 = 450）。這意味著，僅僅是衣物開銷，就比家庭現金收入高出了450錢。
  • 額外支出（未計算在內）： 史料明確指出，還有「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這意味著實際的負擔遠遠超過了上述計算。

農民生計困頓、入不敷出的主要原因：

本題考查中國古代官制變遷中的「疊床架屋」現象，要求舉例說明並解釋其成因。這是一個典型的制度史分析題，需要掌握中國歷代官制演變的脈絡。

核心觀念： 中國古代官僚體系的慣性、權力鬥爭、以及改革的局限性。

解題思路：

1. 定義「疊床架屋」： 解釋這種現象是指新設機構並未取代舊有機構，導致職能重疊、機構臃腫。
2. 舉例說明： 選擇中國歷史上幾個明顯的「疊床架屋」的例子，並簡要說明其具體表現。
3. 解釋成因： 分析導致這種現象出現的深層原因。

舉例說明：

1. 漢代：

   • 三公九卿制與內外朝的並存： 漢武帝時期，為了加強皇權，設立了內朝（如尚書、中書、侍中等），與原有的外朝（三公九卿，如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等）並行。內朝官員逐漸掌握實權，而外朝官員則徒有虛名，但並未被廢除，造成權力劃分不清、機構重疊。
   • 刺史制度的演變： 漢初設立刺史，原意是監察地方。但隨著時間推移，刺史的權力擴大，甚至有部分行政權力，與原有的郡縣長官職權產生了重疊和衝突。

2. 唐代：

   • 三省六部制下的門下省與中書省的職權爭議： 雖然三省分工明確（中書省擬旨、門下省審批、尚書省執行），但在實際運作中，中書省的草擬權和門下省的審駁權經常互相干涉，尤其是在涉及重大決策時，兩省的職權界線模糊，出現了權力爭奪和機構的「疊床架屋」。

3. 宋代：

   • 中書門下與樞密院分掌行政與軍事： 宋代為了加強皇權、防止權臣、軍閥坐大，採用「分權制」。原由宰相（中書門下）統掌的軍政事務，被分割由樞密院（掌軍事）和三司（掌財政）獨立負責。雖然這是為了制衡，但客觀上導致了決策效率的降低，且原有的宰相權力被架空，但機構（中書門下）仍在，形成一種新的「分工」但又可能因權力制約而出現職能重疊或效率低下的局面。
   • 設立冗官： 宋代為了安置官員、穩定政治，也出現了大量冗官，許多官員有名無實，或職責不清，增加了機構的臃腫。

4. 明代：

   • 廢丞相後，內閣的興起與權力擴張： 明太祖廢除丞相，將權力收歸皇帝。但皇帝無法親理萬機，於是設立內閣。內閣最初只是皇帝的秘書機構，但後來逐漸演變成實際的決策輔助機構，其權力與職能與原有的六部產生了複雜的互動和重疊，內閣成員（如大學士）雖非宰相，卻掌握了擬旨、票擬等權力，影響了六部作為執行機構的獨立性。
   • 錦衣衛、東廠、西廠等特務機構的設置： 這些機構的設立，是為了監察百官，其職能與監察御史等原有機構有重疊，且權力凌駕於許多正常官僚機構之上，造成了權力監察體系的混亂和疊床架屋。

5. 清代：

   • 雍正時期設立軍機處： 這是為了應對西北軍務，取代了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決策功能，但議政王大臣會議並未被完全廢除，軍機處與內閣、六部等機構並存，形成了新的權力

本題要求解釋「商業革命」的概念，並舉例說明唐宋之際經濟變革的內容。這是一個結合概念解釋和史實闡述的題目。

核心觀念： 中國歷史上的經濟轉型，特別是宋代商品經濟的活躍及其影響。

解題思路：

1. 解釋「商業革命」： 闡述學者為何用「商業革命」來形容宋代之後的經濟發展，其核心特徵是什麼。
2. 舉例說明唐宋經濟變革： 選擇兩個或多個具有代表性的經濟變革領域，詳細闡述其內容和影響。

「商業革命」的含義：

「商業革命」一詞，通常用於描述歐洲近代早期（約16-18世紀）商品經濟的蓬勃發展，包括：貿易範圍擴大、商品種類增多、金融工具創新（如股份公司、銀行）、商業組織的專業化、以及對傳統農業經濟的衝擊。

將此詞用於形容宋代之後的中國經濟，是因為宋代（尤其北宋）出現了類似的經濟特徵：

• 商品經濟的高度發展： 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的商品化程度大大提高。
• 市場的擴張與活躍： 城市商業空前繁榮，農村市場也日益發達，出現了專業化的市場和商業區。
• 貨幣經濟的普及： 銅錢、紙幣（交子、會子）廣泛流通，取代了傳統的物物交換或單一金屬貨幣。
• 商業組織的創新： 出現了行、會、團等商業組織，以及專門的商業中間機構。
• 海外貿易的興盛： 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都極為發達，對外貿易成為國家財政的重要來源。
• 城市化的進程加速： 商業的發展帶動了城市人口的增長和城市的擴張。

唐宋之際經濟變革的內容（舉例）：

學者們之所以認為唐宋之際是中國經濟史上的重大轉折點，甚至可以用「商業革命」來形容，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例一：農業生產的顯著進步與商品化

• 技術進步：
  • 優良稻種的推廣： 從佔城引進的占城稻，耐旱、早熟，大大提高了南方稻米的產量，使得稻米成為重要的商品糧。
  • 水利設施的發展： 各地興修水利，改善灌溉條件，提高了耕作效率。
  • 農具的改進： 如曲轅犁、秧馬等農具的廣泛使用，提高了耕作和插秧的效率。
  • 施肥技術的改進： 綠肥、人畜糞肥的使用，提高了土壤肥力。
• 經濟作物的大量種植： 茶、桑、麻、漆、果品等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擴大，成為重要的商品。
• 商品糧的出現： 由於生產力的提高，糧食的產量不僅能滿足自給，還能有剩餘進入市場，成為商品。這使得糧食的區域性專業化生產成為可能，例如江南地區成為重要的糧食供應基地。
• 影響： 農業生產力的提高，為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也使得一部分農民脫離土地，進入城市或從事其他生產活動，促進了社會分工。

例二：手工業的專業化與規模化，以及技術革新

• 陶瓷業： 宋代是中國陶瓷史上的高峰，出現了汝、官、哥、定、鈞等名窯，技術精湛，產品種類豐富，不僅滿足國內需求，也大量出口海外，成為重要的貿易商品。
• 絲織業： 技術進步，品種繁多，如宋錦、綾羅等，品質優良，成為重要的出口商品。
• 造紙與印刷術： 雖然起源於唐代，但在宋代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和普及，特別是雕版印刷術的成熟，大大降低了書籍的生產成本，促進了知識的傳播和文化的交流，也帶動了與印刷相關的紙張、墨、筆等行業的發展。
• 冶鐵與煤炭的使用： 宋代冶鐵技術發達，煤炭作為燃料被廣泛應用於冶鐵、製鹽、陶瓷等行業，提高了生產效率，也促進了能源結構的轉變。

本題要求從明代歷史發展的脈絡來解讀黃宗羲關於「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的史料。這是一個典型的史學觀點分析題，需要理解明代政治制度的演變及其影響。

核心觀念： 明太祖廢除丞相制度及其對明代政治體制的深遠影響，以及黃宗羲對此的批判。

解題思路：

1. 解釋史料的背景： 說明黃宗羲是誰，他的時代背景，以及他為何會說這句話。
2. 分析「罷丞相」的歷史事件： 闡述明太祖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度的經過、原因和直接後果。
3. 闡述「無善治」的後果： 結合明代政治體制的演變，分析廢除丞相後，如何導致了「無善治」的局面。
4. 總結黃宗羲觀點的意義： 說明黃宗羲的批判所揭示的明代政治制度的根本弊端。

黃宗羲與《明夷待訪錄》：

黃宗羲（1607-1695），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是早期啟蒙思想的代表人物。他生活在明朝末年，親歷了明朝的衰亡，對明朝的政治體制有深刻的認識。他的著作《明夷待訪錄》中的《原君》篇，就提出了「天下為主，君為客」的革命性觀點，並對君主專制制度進行了嚴厲的批判。

「罷丞相」的歷史事件：

• 背景： 明太祖朱元璋在推翻元朝、建立明朝後，為了加強皇權，防止出現權臣專權威脅皇位，決定廢除自秦漢以來長期存在的丞相制度。
• 經過： 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貪污罪名處死了丞相李善長及其黨羽，隨後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正式廢除了丞相一職。
• 直接後果：
  • 權力高度集中於皇帝： 丞相作為輔佐皇帝處理政務的最高行政長官，其廢除意味著皇帝必須親自處理國家大小事務。
  • 設立六部直接對皇帝負責： 原本屬於丞相管轄的中央六部（吏、戶、禮、兵、刑、工），直接歸皇帝領導。
  • 設立內閣輔佐皇帝： 為了應對皇帝親理萬機的困難，明太祖設立了殿閣大學士，作為皇帝的顧問和秘書。但內閣大學士的職權在明初尚未完全確立，其地位和權力與後來的內閣有所不同。

「無善治」的後果分析：

黃宗羲認為，廢除丞相制度，看似加強了皇權，實際上卻導致了明代政治的「無善治」，其原因主要體現在：

1. 皇帝個人能力的局限與勞役過度：

   • 「一人之智」不足以治天下： 皇帝畢竟是個人，其精力、智慧、知識和經驗都是有限的。即使是明太祖朱元璋本人，也常常因處理政務過於繁重而感到力不從心，甚至出現錯殺大臣的情況。
   • 勞役過度導致的判斷失誤： 皇帝需要閱讀大量的奏章，處理無數的政務，長時間的勞役極易導致身心疲憊，判斷力下降，容易被蒙蔽或做出錯誤決策。
   • 權力尋租與腐敗的空間： 雖然名義上是皇帝直接負責，但實際操作中，皇帝的親信、宦官、官僚集團等，往往會利用皇帝的忙碌和權力集中，進行權力尋租和腐敗活動。

2. 內閣權力的異化與「權臣」的出現：

   • 從顧問到實際決策者： 雖然名義上是諮詢機構，但隨著時間推移，特別是明中葉以後，內閣大學士的權力逐漸膨脹，他們通過「票擬」（草擬對奏章的處理意見，供皇帝朱批）等方式，實際上掌握了部分行政決策權。
   • 「內閣權臣」的出現： 嚴嵩、張居正等內閣首輔，權力甚至超過了歷史上的丞相，但他們沒有丞相那樣的合法性和責任擔當，其權力來源於皇帝的寵信，且受到宦官等其他勢力的牽制，導致政治運作更加複雜和低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