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年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中國思想史》

本題主要探討春秋戰國時期社會普遍面臨的「周文疲敝」現象，以及孔子與老子兩位思想家對此的回應。這兩位思想家雖然都身處亂世，但他們對社會問題的診斷與治療方式卻有所不同，反映了儒家與道家思想的核心差異。

（一）孔子與老子對於周文的態度：

孔子對於「周文疲弊」的態度，可以說是憂心忡忡，但同時也抱持著恢復的期望。他認為周代的制度、禮樂文明是經過聖王（特別是周公）精心建構的，是理想社會的典範。然而，隨著時代的演進，君臣失序、禮崩樂壞，周文的衰微讓他感到痛心。孔子對當時的亂象，如僭越、無道，都持批判態度，他懷念周初的盛世，認為周公制禮作樂是針對當時的混亂所開出的良方。因此，孔子對周文的態度是「追懷」與「期望復興」，他相信透過對周代禮樂制度的學習與實踐，可以重振周文。

老子（或說道家思想）對「周文疲弊」的態度，則顯得較為疏離與批判。老子認為，周文的衰敗，乃至於當時的種種亂象，並非偶然，而是人類過度追求文明、制度、知識、名利等「人為」事物所導致的結果。這些人為的造作，違背了「道」的自然運行法則，因而產生了「疲弊」。老子並不懷念周初的「文」，反而認為「文」本身就是一種偏離「道」的狀態。他認為，周文的「疲弊」正是人類脫離自然、走向矯揉造作的必然結果。因此，老子對周文的態度是「不以為然」，甚至認為「文」的出現，正是「道」的喪失。

（二）孔子與老子如何回應／解決這問題：

本題要求闡述墨子學說的核心思想，並說明其立論基礎的兩個基本觀念。墨子思想的核心在於其強烈的社會關懷與實踐精神，他試圖透過一套系統性的理論來解決當時社會的不公與戰亂。

墨子學說的哲學思想，可以說是建立在對當時社會現象的深刻觀察與批判之上，並提出一套激進的改革方案。其思想具有強烈的功利主義色彩，強調行為的效益，即「利」。墨子認為，一切主張與行為都應以能否「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為標準。因此，他反對當時儒家所重視的禮樂、服飾、音樂等「無用」之物，認為這些只會耗費民力、損害國家。相對地，他提倡節用、節葬、非樂等主張，以減輕人民負擔，將資源用於富國強兵、保民救國。

墨子學說的兩個基本觀念是：「天志」與「兼愛」。

1. 天志（The Will of Heaven）：
   「天志」是墨子學說的最高指導原則，也是其倫理學和政治學的理論基礎。墨子所說的「天」，並非一個抽象的哲學概念，而是一個有意志、有情感、且能賞罰分明的最高主宰。他認為，天有「欲」與「惡」，天的「欲」是希望天下人都能「兼愛」、「尚賢」、「尚同」，而天的「惡」則是討厭人們進行「攻戰」、「厚葬」、「久喪」、「非樂」、「鬼神」、「天志」、「上下同欲」等行為。
   「天志」觀念的意義在於：
   • 道德的來源：天的意志是道德的最高根據。人們應當順從天的意志，才能做出合乎道德的行為。
   • 權威的保證：對於各種社會規範和主張，墨子都訴諸「天志」來證明其合理性與權威性，例如「兼愛」之所以正確，是因為「天志」所欲也。
   • 賞罰的依據：天會賞賜順從其意志的人，懲罰違背其意志的人。這為墨子的功利主義提供了一種超越現實的保障。

本題探討魏晉玄學的核心議題——「自然」與「名教」的關係，並要求以嵇康為例，說明其思想與人生選擇。魏晉時期，社會動盪不安，傳統的儒家價值體系受到質疑，士人轉而追求精神的自由與解放，玄學應運而生。

魏晉玄學的核心關懷，在於如何調和「自然」（真我、本真、無為）與「名教」（社會規範、倫理道德、人為制度）之間的張力。當時的士人面臨一個困境：一方面，他們嚮往老莊所代表的超脫世俗、順應自然的生命境界；另一方面，他們又無法完全脫離社會，必須在現實的政治與倫理體系中生存。

「自然」在玄學中，通常指的是一種原始、純粹、無拘無束的生命狀態，是未受後天社會規範污染的本真。它與「道」、「無為」、「清靜」等概念緊密相關。追求「自然」，意味著擺脫人為的束縛，回歸生命的本源。

「名教」則是指由儒家所建立的、強調社會倫理、君臣父子、名分等級的道德與政治體系。它規範了人們的行為，維護了社會秩序。然而，在魏晉動亂的背景下，「名教」被認為是虛偽、僵化的，甚至成為壓抑個體生命、助長虛偽的工具。

「自然」與「名教」的關係，在玄學中有不同的理解和處理方式。

• 對立說：一些玄學家認為，自然與名教是根本對立的，追求自然就必須背離名教，反之亦然。
• 融合說：另一些玄學家則試圖調和兩者，認為名教可以建立在自然之上，或者說，名教的最終目的也是為了實現更高級的自然。

嵇康的思想與選擇：

嵇康是魏晉玄學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思想與人生選擇，鮮明地體現了「自然」與「名教」之間的深刻矛盾與他個人的掙扎。

1. 崇尚自然，追求真我：
   嵇康深受老莊思想影響，極力推崇「自然」的生命境界。他認為，人應當保持本真，不為世俗的禮法、名利所束縛。在他的《與山巨書》中，他表達了對仕途的厭惡，以及對隱居、養生、彈琴、交友等「自然」之樂的嚮往。他認為，真實的生命應當是自由、不受拘束的，這與當時盛行的虛偽的「名教」形成了鮮明對比。

本題要求闡述王陽明哲學思想的核心，重點在於他對朱熹「格物致知」的批評，並提出個人看法。這是陽明心學與朱子理學的關鍵對比，也是中國哲學史上重要的思想辯論。

王陽明哲學思想的核心——致良知與心即理

王陽明（1472-1529）是明代重要的哲學家，其思想被稱為「陽明心學」。其核心主張可以概括為「致良知」和「心即理」。

1. 心即理（The Mind is Principle）：
   這是王陽明哲學的基石。他認為，宇宙萬物的「理」並非外在於人心，而是內在於人心之中。所謂的「理」，就是人人皆有的「良知」。心是宇宙萬物的本體，而理就是心的本體。這與朱熹認為「理」是獨立於心之外、存在於事物之中的客觀存在，有著根本的區別。
   「心即理」意味著：

   • 主體性：強調人的主體地位，人的心是認識和把握世界的主宰。
   • 內在性：道德的根據、知識的來源都在於內心，無需外求。
   • 普遍性：所有的人都擁有相同的「良知」，因此道德是普遍的。

2. 致良知（Extending Innate Knowledge）：
   「致良知」是王陽明實踐心學的具體方法。他認為，人人都有「良知」，即辨別是非善惡的道德直覺。所謂「致」，就是將這種內在的良知推廣開來，貫徹到一切行為之中。這不是額外去學習什麼道理，而是將本來就有的良知發揮出來，使其能夠支配我們的言行。
   「致良知」的實踐過程：

   • 知行合一（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這是「致良知」的關鍵。王陽明認為，知與行是不可分割的。真正的「知」就是「行」，「行」就是「知」。如果只是知道而不能實行，那就不算是真知。例如，知道孝順父母，但實際行動中卻不孝，這就不是真孝。反之，實踐中的孝行，本身就包含了對孝的認識。這種主張，直接挑戰了朱熹「知先行後」的觀點。
   • 破除人欲，存養天理：通過「致良知」，可以分辨出哪些是順應良知的「天理」，哪些是違背良知的「人欲」。最終目的是克服人欲，讓天理充分發揮作用。

王陽明對朱熹「格物致知」的批評

朱熹的「格物致知」出自《大學》，其原意是「格」事物之「理」，然後才能達到「知」。朱熹對此的解釋是，要窮究事物的道理，從廣泛學習、深入研究中獲得知識，然後才能使自己的知識達到完善。

王陽明對朱熹「格物致知」的批評主要有以下幾點：

1. 將「理」外置，導致知行分離：
   王陽明認為，朱熹將「理」看作是獨立於人心之外、存在於具體事物之中的客觀實體。這樣一來，人們必須通過「格」這些外在的「物」，去窮究其「理」，才能獲得知識。這種做法，使得認識和實踐分離。人們可能會花費大量時間去研究外在事物，卻忽略了內心道德的修養。王陽明認為，這樣做容易導致「知」的停滯和「行」的遙遠，人們可能窮盡一生也無法真正達到「知」的境界，更談不上實踐。

2. 「格物」容易流於瑣碎、繁雜，甚至喪失道德目標：
   王陽明擔心，如果將「格物」理解為窮究天下萬事萬物的道理，那麼這個範圍太過廣泛，容易讓人陷入知識的瑣碎和無窮無盡的鑽研中。例如，研究一草一木、一花一葉的道理，固然可以增長知識，但如果沒有內心的道德指引，就可能迷失方向，甚至喪失了「格物致知」的根本目的——修養道德、安頓身心。他認為，朱熹的「格物」方法，容易讓人「逐日逐事，耗費精神」，卻「不得親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