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年 國立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研究所外事組《經濟學》

本題主要在探討歐盟在刑事司法互助領域的重要機制——歐盟逮捕令，並要求考生比較其與傳統引渡制度的差異。

首先，說明「歐盟逮捕令（European Arrest Warrant, EAW）」的定義。EAW 是一種歐洲範圍內的司法合作工具，允許一個歐盟成員國的司法當局向另一個成員國的司法當局發出逮捕和移交（引渡）某人以進行刑事起訴或執行刑罰的要求。其核心精神在於取代複雜的傳統引渡程序，建立一個基於「相互承認」原則的高效能跨境司法合作體系。

接著，比較 EAW 與傳統引渡制度的差異，可從以下幾個面向闡述：

1. 互惠原則 vs. 相互承認原則：

   • 傳統引渡：基於「互惠原則」，要求引渡國與被引渡國之間必須簽訂引渡條約，且條約中必須包含該犯罪行為。引渡的執行往往需要經過雙方國家的司法及行政部門層層審核，耗時且複雜。
   • EAW：基於「相互承認原則」，成員國之間無須簽訂個別引渡條約。一個成員國的法院發出的 EAW，理論上應由另一個成員國的法院直接承認和執行，除非存在法定的拒絕事由。這大大簡化了程序。

2. 政治性考量：

   • 傳統引渡：常涉及較多的政治性考量，例如引渡國可能會基於政治因素拒絕引渡，或將引渡作為政治談判的籌碼。
   • EAW：極力排除政治性考量。EAW 的執行主要基於法律的相互承認，而非政治決策。

本題要求考生說明「全球治理」的概念內涵，並探討其與國際司法互助的關聯。

首先，說明「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概念內涵。
全球治理並非指單一的全球政府，而是一個複雜的、多層次的、涉及眾多行為體的網絡。其核心內涵包括：

1. 非國家行為體的興起：全球治理的參與者不僅限於國家，還包括國際組織（如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非政府組織（NGOs）、跨國公司、學術機構、個人等。
2. 規則與規範的建構：全球治理涉及在缺乏單一中央權威的國際體系中，通過協商、合作、條約、協議、國際法等方式，建構一系列處理全球性問題的規則、規範、標準和機制。
3. 處理全球性挑戰：其目標是應對跨越國界的各種全球性挑戰，例如氣候變遷、貧困、疾病傳播、恐怖主義、金融危機、網絡安全、跨國犯罪等。
4. 協調與合作：強調不同行為體之間的協調、合作與夥伴關係，以共同解決問題。
5. 權力分散：權力不再僅僅集中於國家，而是分散在各種國際和非國家行為體之間。

接著，探討「全球治理」概念的發展與國際司法互助之間的連結關係。
全球治理的發展趨勢為國際司法互助提供了重要的背景和動力，兩者之間存在緊密的連結：

1. 全球性挑戰催生對跨國合作的需求：隨著全球化深入，許多犯罪活動（如毒品走私、人口販運、洗錢、網絡犯罪、恐怖主義）已高度跨國化，單靠個別國家難以有效打擊。這促使各國意識到加強國際司法互助的必要性，以形成全球性的犯罪防治網絡，這本身就是全球治理的一環。

2. 國際組織與國際法的推動：全球治理框架下的國際組織（如聯合國、歐洲理事會、歐盟）和國際法（如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聯合國反對有組織犯罪公約）在推動國際司法互助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本題旨在探討台灣《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以下簡稱《國刑互助法》）的實施，並藉此說明過去在國際刑事司法互助實務上遭遇的困境及其改變。

首先，說明過去我國在國際刑事司法互助實務上遭遇的困境。
在《國刑互助法》於 2018 年通過前，我國的國際刑事司法互助主要依賴以下幾種管道，但存在明顯不足：

1. 《外國法院委託事件協助法》（以下簡稱《外助法》）：該法主要規範外國法院委託我國法院處理民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等事件的協助，對於純粹的刑事司法互助，尤其是證據蒐集、資產扣押、人員追訴等面向，其規範力不足，且僅限於「委託」性質，較為被動。
2. 零散的雙邊司法互助協定：我國與少數國家簽訂了雙邊司法互助協定，但數量有限，且協定內容可能不盡相同，涵蓋範圍也可能有限。由於我國外交處境的特殊性，簽訂這類協定的難度較高。
3. 透過外交途徑：在缺乏正式協定或法律依據時，只能透過外交部進行請求，程序冗長、效率低下，且受到政治因素影響較大。
4. 「罪證不符」或「無罪證」的困境：過去在處理涉及外國的犯罪案件時，常因證據蒐集困難、跨國送達證物、或無法取得外國的相關筆錄、文件等，導致無法形成足夠的罪證，影響案件偵辦與起訴。
5. 追訴及追贓困難：對於跨境犯罪，若犯罪所得或犯罪工具在外國，過去的法律工具相對有限，難以有效進行資產扣押、沒收或追還。
6. 適用範圍的限制：過去的法律工具對於「政治犯」的引渡或協助有所保留，但對於嚴重的跨境犯罪，如金融犯罪、毒品犯罪、恐怖主義等，缺乏一套全面、有力的法律框架來應對。

接著，以《國刑互助法》的重要內容為例，說明此法通過後的改變：

1. 確立獨立、全面的法律框架：
   • 重要內容：《國刑互助法》確立了我國進行國際刑事司法互助的獨立法律基礎，涵蓋了請求、協助、送達、證據蒐集、資產扣押、引渡等廣泛事項。
   • 改變：不再依賴單一、有限的《外助法》或零散的雙邊協定。此法提供了一套較為完備、系統化的法規，大幅提升了司法互助的效率與可行性。

本題屬於國際關係的應用題，要求考生從國際關係的視野，分析美中貿易戰的成因、目標、影響及未來發展。

首先，分析美國發動「貿易戰」的主要目標：
美國發動貿易戰，其目標是多面向的，主要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1. 糾正貿易逆差：美國長期對中國存在巨額貿易逆差，這是美國發動貿易戰最直接的理由之一。美國認為中國的貿易行為（如匯率操縱、不公平補貼、知識產權盜竊等）導致了這種逆差。
2. 保護國內產業與就業：美國希望透過關稅等手段，提高中國商品進口成本，鼓勵企業將生產線移回美國，保護國內製造業，並創造就業機會。
3. 遏制中國科技崛起與國家安全考量：美國擔憂中國在關鍵科技領域（如5G、人工智能、半導體）的快速發展，認為這威脅到其國家安全和技術領先地位。貿易戰也包含了對中國獲取關鍵技術的限制。
4. 結構性改革要求：美國要求中國在市場准入、技術轉讓、國有企業補貼、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進行結構性改革，以創造更公平的競爭環境。
5. 重塑全球貿易規則與影響力：透過貿易戰，美國試圖挑戰現有的國際貿易體系，並在新的貿易規則制定中爭取更大的話語權，以維護其在國際經濟秩序中的主導地位。

其次，分析貿易戰背後的國內與國際因素：
國內因素（美國方面）：

1. 經濟民粹主義與保護主義抬頭：美國國內部分選民和政治人物對全球化帶來的產業轉移和就業機會流失感到不滿，保護主義情緒高漲，為強硬貿易政策提供了民意基礎。
2. 國內政治考量：總統選舉週期、黨派鬥爭等政治因素，也可能影響政府的貿易政策走向。
3. 產業利益集團的遊說：美國國內特定產業（如鋼鐵、汽車、農業等）的利益集團，也可能透過遊說來影響政府的貿易決策。

國內因素（中國方面）：

1. 經濟結構轉型壓力：中國經濟面臨從出口導向轉向內需導向的結構性轉型，同時也面臨產業升級和技術自主的壓力。
2. 民族主義情緒：面對外部壓力，中國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也可能成為一種制約因素，使得政府在談判中較難做出重大讓步。

國際因素：

1. 中美實力對比變化與戰略競爭：隨著中國經濟實力不斷增強，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關係日益凸顯。貿易戰是這種競爭在經濟領域的體現。
2. 全球化進程中的挑戰：全球化發展不均，對部分國家和社會群體造成衝擊，加劇了保護主義的思潮，為貿易戰提供了國際背景。
3. 國際規則與秩序的重塑：現有的全球貿易規則（如WTO體系）在應對新興經濟體崛起和新技術挑戰方面顯得力不從心，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也反映了對現有國際經濟秩序的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