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 年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歷史與文獻解讀》

本題旨在探討1950年代後期，國民黨政府對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與異議人士的壓制，以及蔣經國日記中所反映的政治意識形態與權力鬥爭。

時代背景分析：

1. 冷戰格局下的政治高壓： 1950年代，台灣處於冷戰前線，國民黨政府將其統治合法性建立在反共保台的基礎上。在此背景下，任何被認為挑戰其反共立場的言論或行動，都會被視為「反動力量」或「破壞反共者」。胡適與雷震在當時皆為具有相當影響力的知識份子，前者是享譽國際的學者，後者則創辦《自由中國》雜誌，倡導民主自由。他們對國民黨政府的某些政策提出批評，或主張更開放的政治空間，在當時的白色恐怖氛圍下，極易被視為對政權的威脅。

2. 「兩蔣路線」的鞏固與權力鬥爭： 蔣經國在日記中將胡適、雷震等知識份子視為「反動力量」，並以強烈的語氣批判胡適為雷震提議造銅像一事，認為這是「小政客」的行為，並斷定胡適「從此完矣」。這反映了當時國民黨內部，特別是蔣經國陣營，對於如何處理異議的態度。蔣經國與其父蔣中正一樣，對於鞏固國民黨的統治權力有著高度的敏感性，任何可能動搖其權威的聲音，都會被嚴厲打壓。胡適作為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其思想與國民黨所推崇的「革命」與「反共」的意識形態存在潛在的衝突。

3. 雷震事件的醞釀： 雷震創辦的《自由中國》雜誌，在1950年代後期成為島內爭取政治改革與民主化的重要陣地。

本題要求分析1971年墨菲與尼克森關於台灣地位與「兩個中國」政策的對話，並探討其時代背景。此一對話發生在美中關係即將解凍，台灣在國際上地位急遽變動的關鍵時刻。

事件背景分析：

1. 美中關係解凍與「聯中制蘇」戰略： 1970年代初期，美國總統尼克森及其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出於「聯中制蘇」的戰略考量，開始積極尋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PRC）改善關係。蘇聯在中蘇交惡後成為美國的主要戰略對手，美國試圖拉攏中國來牽制蘇聯的勢力。這項戰略轉變意味著美國對其長期盟友中華民國（ROC）的立場將會發生根本性的調整。

2. 台灣國際地位的急劇下滑： 隨著美中關係的發展，中華民國在國際組織中的地位面臨嚴峻挑戰。自1949年以來，中華民國一直代表中國在聯合國擁有常任理事國席位。然而，越來越多的國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尋求其加入聯合國。1971年，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了「阿爾巴尼亞決議」（即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在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驅逐了中華民國的代表。

3. 蔣介石的「僵化」與「兩個中國」的困境： 墨菲在對話中提到蔣介石「垂垂老矣」、「年齡的僵化」，以及將複雜的國際問題視為「家人之間的爭吵」。這反映了蔣介石在面對國際局勢劇變時，其固守「漢賊不兩立」原則的思維模式，與現實的國際政治邏輯脫節。然而，墨菲也轉述了蔣介石的一項重要讓步：只要不犧牲中華民國在安理會的席位，他「有意願接受『兩個中國』政策」。

本題要求分析1918年「六三法撤廢期成同盟會」的成立，以及其如何轉變為後來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並比較兩者的本質與主張差異。這涉及到日治時期台灣民族運動的發展歷程，特別是從初期訴求修法到後期爭取政治參與的轉變。

「六三法撤廢期成同盟會」的成立與背景：

1. 成立時間與地點： 1918年（大正7年）10月，林獻堂等台灣留日學生在東京成立「六三法撤廢期成同盟會」。

2. 時代背景：

   •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氛圍： 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結束，戰後國際社會興起民族自決的浪潮，對亞洲各國的民族運動產生了鼓舞作用。
   • 日本國內的「大正民主」思潮： 當時日本國內政局相對開放，政黨政治發展，社會上也出現了對殖民地政策的反思與改革呼聲，即所謂的「大正民主」。
   • 台灣總督府的統治政策： 殖民初期，總督府實施了嚴厲的軍事統治，但隨著時間推移，特別是在1915年「噍吧哖事件」後，總督府開始調整政策，轉向「內地延長主義」與「同化政策」，並在一定程度上允許台灣社會的發展。然而，台灣人民在政治上仍然處於被統治、被剝奪的地位。

3. 「六三法」的內容與問題： 「六三法」指的是1896年（明治29年）日本國會通過的《台灣總督府令》中的兩個法律，即《台灣總督府官制》及《台灣現地處分官制》。這些法律賦予台灣總督極大的權力，包括行政、立法、司法、軍事等，總督甚至可以頒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總督府令）。這使得台灣的法治體系與日本內地不同，台灣人民的權利受到限制，也阻礙了台灣社會的正常發展。

4. 同盟會的訴求： 「六三法撤廢期成同盟會」的名稱已明確指出其主要訴求：撤廢「六三法」，以期改變總督府的專制統治，爭取更符合日本內地標準的權利與地位。他們希望透過撤廢這些特殊的法律，能夠促使日本政府將台灣的統治納入與內地一致的法治軌道。

轉變為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六三法撤廢期成同盟會」的成立，是台灣民族運動早期爭取權利的重要一步。然而，單純的「撤廢六三法」訴求，在實踐上難以獲得日本政府的正面回應，且其影響力主要侷限於留日學生群體。隨著時代的發展，台灣的知識份子與社會領導者意識到，要真正爭取台灣人民的權益，必須從根本上改變台灣的政治地位，讓台灣人民能夠參與到公共事務的決策過程中。

1. 訴求的深化： 爭取設立「台灣議會」成為新的目標。相較於「撤廢六三法」的消極訴求（撤銷不利的法律），設立議會是積極爭取政治參與權的表現。台灣議會將是一個由台灣民意代表組成的機構，可以審議預算、監督政府施政，並參與制定與台灣相關的法律。這意味著台灣人民將能透過民意代表的管道，發聲並影響施政。

2. 運動的擴展：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不再僅限於留日學生，而是擴展到台灣島內的知識份子、仕紳、實業家等社會各界菁英，形成了更廣泛的社會運動。例如，林獻堂、蔡惠如、蔣渭水、楊吉臣等人都積極參與其中。

3. 具體的行動： 運動透過各種方式向日本政府請願，包括：

   • 組織請願團： 派遣代表團赴東京向國會、政府請願。

本題要求評述「日本戰後運送大量紙幣到台灣加劇通貨膨脹，成為二二八事變原因之一」的說法，並引用提供的史料進行分析。這涉及戰後台灣金融貨幣狀況、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的經濟政策，以及二二八事變爆發的複雜原因。

評述「日本戰後運送大量紙幣至台灣加劇通貨膨脹」的說法：

此說法具有一定的真實性，但需要更精確的理解與補充。

1. 史料1的證明： 鹽見俊二的記錄（史料1）明確指出，在戰後初期（1945年9月），日本大藏省決定以飛機運送「巨額台銀紙幣」到台灣。其理由是為了「解決台灣銀行發行的紙幣之不足」，並因為作者（鹽見俊二）「必須對台灣要塞化之預算及其他財政業務負責」，決定與總督府同仁「共命運」。這段記載證實了在日軍投降後，確實有日本方面的金融機構（大藏省、日本銀行）透過飛機運送了大量日圓（以台銀紙幣形式）到台灣。

2. 運送紙幣的背景與目的：

   • 維持日本官員的生計與行政運作： 鹽見俊二的日記顯示，他當時仍需處理「要塞化之預算及其他財政業務」，並擔心若他不在，「接收工作上會有不方便的情形發生」。這意味著，在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之前，日本總督府的行政體系仍在運作，而這些官員的薪資、開支等，需要貨幣來支付。運送紙幣的目的是為了維持日本在台官員的正常生活與行政機構的運轉。
   • 日圓與台幣的關係： 當時台灣流通的貨幣主要是日圓，由台灣銀行發行。戰前日圓與日圓的匯率大約是1:1。戰後，隨著日本投降，日圓在台灣的地位變得複雜。日本政府（大藏省）運送的「台銀紙幣」應是指當時在台灣流通的日圓紙幣，用以支付日本官員的薪資。
   • 緩解「紙幣之不足」： 史料提到「為了解決台灣銀行發行的紙幣之不足」，這似乎與「加劇通貨膨脹」的說法產生矛盾。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當時台灣經濟正處於劇烈變動時期。一方面，戰後接收可能導致貨幣流通混亂；另一方面，日軍在戰前大量發行軍票，戰後可能面臨退役軍人與官員的薪資發放問題。若這些紙幣是為了支付日本官員的薪資，且數量龐大，那麼即使是為了「解決不足」，也可能因為貨幣供應量急劇增加，而對本已不穩定的貨幣體系造成壓力。

3. 加劇通貨膨脹的機制：

   • 貨幣供給增加： 無論這些紙幣的具體名稱為何，若其進入台灣流通領域，且相對於當時的商品生產和流通量而言，屬於「巨額」增加，那麼必然會導致貨幣供給的過度擴張。
   • 惡性循環： 戰後台灣經濟秩序混亂，生產停滯，物資匱乏。在這種情況下，過多的貨幣追逐有限的商品，是導致通貨膨脹的直接原因。日本官員的薪資發放，若是以大量紙幣形式進入市場，將加劇這種供需失衡。
   • 國民政府接收後的貨幣政策： 雖然史料1主要描述的是日本方面在接收前的行為，但這也影響了國民政府接收後的貨幣狀況。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面臨著日圓、法幣、金圓券等多種貨幣混亂流通的問題，並在1946年發行了新台幣。然而，由於接收過程中的混亂、國民政府內部腐敗、對台灣經濟的剝削性政策（如將台灣資源運往大陸支援國共內戰），以及惡性通貨膨脹的持續，都導致了物價飛漲，民怨沸騰。

與二二八事變的關聯：

日本戰後運送大量紙幣，確實是戰後初期台灣通貨膨脹的重要因素之一，而通貨膨脹是導致二二八事變爆發的關鍵經濟因素之一。

1. 經濟民生凋敝： 嚴重的通貨膨脹導致物價飛漲，台灣民眾的生活水平急劇下降。日圓、法幣、金圓券的混亂流通，以及國民政府發行的新台幣在初期也未能有效穩定幣值，都讓民眾對經濟狀況感到極度不滿。
2. 政府的無能與腐敗： 國民政府在接收台灣後，未能有效穩定經濟秩序，反而出現了官員貪腐、壟斷物資、傾銷大陸等問題，加劇了民生困境。
3. 引爆點： 1947年2月27日，查緝私煙的官員暴力執法，誤殺市民，成為二二八事變的導火線。但導致民眾大規模反抗的深層原因，正是長期以來經濟凋敝、民生艱難所累積的怨恨。通貨膨脹的惡果，直接損害了民眾的切身利益，是激化社會矛盾、引發衝突的重要推手。

史料2、3、4的補充與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