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 年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東亞近代史》

本題旨在探討中國與日本近代化過程的異同，以及日本近代化如何影響其對外殖民政策。

核心觀念：

• 近代化 (Modernization)： 指一個社會從傳統農業社會轉型為現代工業社會的過程，包含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層面的變革。
• 論述 (Discourse)： 指特定歷史時期內，關於某一議題所形成的觀念、知識體系與話語方式。
• 殖民政策 (Colonial Policy)： 指國家為擴張勢力、獲取資源或建立統治而實施的政策。
• 歷史記憶 (Historical Memory)： 指一個社群或國家對過去事件的集體回憶與詮釋，會受到當代社會脈絡的影響。

解題思路：

第一部分：中國與日本近代化之比較 (15%)

1. 各自論述、特徵與方法：

   • 中國：
     • 論述： 主要圍繞「救亡圖存」、「變法自強」、「師夷長技以制夷」、「中體西用」等。近代化是被動應對西方壓力，尋求在維持傳統文化與政治體制的前提下，引進西方技術。
     • 特徵： 過程曲折、充滿內亂與外患（太平天國、甲午戰爭、八國聯軍等）。近代化改革（如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多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缺乏系統性與整體性。中央集權受到挑戰，地方勢力抬頭。
     • 方法： 早期以學習西方技術（軍事、工業）為主（洋務運動）。後期嘗試學習政治制度（戊戌變法），但遭遇巨大阻力。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但國家分裂、政局不穩。
   • 日本：
     • 論述： 主張「脫亞入歐」、「富國強兵」、「殖產興業」。近代化是主動學習、模仿西方的過程，目標是建立一個能與西方列強抗衡的現代國家。
     • 特徵： 效率高、國家主導性強（明治政府）。從模仿到創新，不僅引進技術，也學習政治、法律、教育、軍事制度。成功轉型為帝國主義國家。
     • 方法： 全面學習西方，建立中央集權的國家體制。推行工業化（殖產興業）、軍事現代化、教育普及。利用國家力量推動變革。

2. 差異比較：

   • 動機： 中國是被動應對，日本是主動學習。
   • 範圍： 中國多為局部、技術性學習，日本是全面、制度性學習。
   • 主導者： 中國改革力量分散（官員、知識分子），日本則由強勢的中央政府主導。
   • 結果： 中國近代化進程緩慢且充滿挫折，日本則快速崛起成為強國。

第二部分：日本近代化與對外殖民政策 (10%)

核心觀念

本題考查「歷史」與「歷史記憶」的區別，以及記憶如何受到政治、社會、世代與身分認同影響。

「歷史」主要指研究者依據檔案、統計、報刊、口述史等材料，對過去事件進行考證與解釋；「歷史記憶」則是群體或個人對過去的理解、敘述與情感。記憶不等於完整、客觀地重現過去，而是在當代社會需求下，經由教育、紀念儀式、博物館、文學、影像與政治論述不斷重構。

可運用三個概念：

1. 集體記憶：莫里斯・哈布瓦赫指出，記憶存在於社會群體之中，家庭、地方、國家與族群都會影響人們如何回憶過去。
2. 記憶場所：皮耶・諾拉所說的「記憶之所」，包括紀念碑、博物館、歷史建築、紀念日與遺址。這些場所使特定歷史被保存、選擇與展示。
3. 記憶政治：國家或不同社會群體透過課本、儀式、紀念活動與公共論述，決定哪些歷史被強調、哪些被壓抑，並藉此塑造國族認同。

因此，本題不能只羅列事件，必須說明：誰在記憶、記憶了什麼、透過什麼方式記憶，以及不同記憶之間如何衝突。

解題方法

題目分成兩部分，適合採取「歷史背景—記憶內容—形成機制—社會影響」的方式作答。

第一部分先說明臺灣對日本殖民統治的記憶具有矛盾性，不能簡化為「懷念日本」或「反抗日本」；第二部分則說明 1949 年移民與難民的經驗如何由個人記憶轉化為家庭、族群與國家記憶，並影響臺灣戰後政治與社會。

一、臺灣對帝國日本統治時代的歷史記憶

1. 殖民統治同時包含現代化與支配

1895 至 1945 年的日本統治，一方面建立戶籍、警察、學校、鐵路、醫療與公共衛生制度，推動稻米、蔗糖等殖民經濟，使部分臺灣人形成對教育、都市建設與社會秩序的正面記憶。許多日治時期成長的臺灣人，也透過日語教育與日本文化形成生活習慣與文化認同。

另一方面，日本統治建立在帝國主義與不平等的殖民階序上。臺灣人受到差別性的教育、政治權利與職業限制，農民、原住民族與勞工也承受警察控制、土地掠奪、資源榨取與戰時動員。因此，日治記憶同時包含現代化經驗與被殖民經驗。

重要的分析方式是區分：

• 制度與建設的記憶：學校、鐵路、醫療、都市規劃。
• 殖民壓迫的記憶：警察統治、皇民化運動、戰時動員、族群壓制。
• 個人生活的記憶：家庭教育、語言使用、工作經驗與地方生活。

個人可能對日本統治持有正面生活記憶，但這不等於否定殖民統治的壓迫性；同一段歷史可以同時存在不同層次的記憶。

2. 戰後國家敘事對殖民記憶的重組

1945 年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官方以「光復」描述政權轉移，將日本統治主要詮釋為外來殖民與民族壓迫，並透過學校教育、紀念儀式、歷史課本與政治宣傳，建立「日本殖民—中國光復」的二元敘事。

然而，臺灣社會實際存在多種記憶：

• 日治時期受教育者保有日語、生活制度與文化習慣。
• 臺籍菁英與地方人士記得殖民政府的控制，也記得現代教育與職業機會。
• 原住民族保存霧社事件、理蕃政策與土地控制的集體創傷。
• 戰爭被動員者、臺籍日本兵與慰安婦相關受害者，留下戰爭暴力與帝國動員的記憶。

在戒嚴時期，官方中國民族主義壓縮了臺灣歷史的多元表述，使日治記憶受到選擇性保存。日治建築、日文資料與殖民地經驗常被視為不宜公開強調的內容，公共記憶也集中於「抗日」與「光復」。

3. 民主化後的記憶轉向與爭議

1980 年代末以後，隨著解嚴、本土化與歷史研究發展，臺灣社會重新檢視日本殖民統治。研究者開始使用總督府檔案、地方文書、報刊、文學作品與口述訪談，探討殖民統治下的社會生活與人民經驗。

代表性的研究與公共記憶包括：

• 霧社事件：過去常被簡化為「原住民抗日事件」，後來研究進一步分析日本理蕃政策、土地控制、族群秩序與原住民自身的歷史主體性。
• 皇民化與戰時動員：研究不再只問臺灣人是否「忠於日本」，而是分析教育、改姓名、國語運動、戰爭勞動與軍事動員如何進入家庭與地方社會。
• 臺籍日本兵與慰安婦記憶：這些主題顯示臺灣人並非單純的被動受害者或忠誠臣民，而是在殖民制度中面對服從、適應、抵抗與生存的複雜選擇。
• 殖民遺產與歷史建築：總督府鐵道部、臺南州廳、臺北機廠等建築，從殖民統治象徵轉化為博物館、文化資產或觀光場所，呈現歷史遺產再詮釋的過程。

本題旨在探討日治時期日本統治台灣的憲政體制問題，要求考生分析其核心問題、重要性，以及日本當局的解決方法。

核心觀念：

• 憲法體制 (Constitutional System)： 指一個國家根本的法律架構，規定國家權力來源、分配與限制，以及人民的基本權利。
• 殖民統治 (Colonial Rule)： 指一個國家對另一地區實施政治、經濟、社會的支配與控制。
• 帝國憲法 (Imperial Constitution)： 指日本於1889年頒布的《大日本帝國憲法》，是日本近代國家體制的基礎。

解題思路：

核心問題：
日治時期，台灣並非依據《大日本帝國憲法》來統治，而是處於一種特殊的「殖民地」體制之下。這種體制與日本本土的憲政體制存在根本差異，導致了嚴重的法律與政治問題。

(一) 其中一個主要的問題是什麼？ (約8-9%)

主要的問題在於台灣的法律地位與統治體制的「非憲政性」。

• 法律地位的模糊： 台灣並非日本本土的「內地」，而是被視為「外地」或「殖民地」。這意味著《大日本帝國憲法》及其所保障的國民權利，原則上不直接適用於台灣。
• 統治體制的特殊性： 日本對台灣的統治，是以天皇的「統治權」為基礎，但具體的統治權力由「台灣總督」來行使。台灣總督擁有極大的行政、立法、司法權力，甚至可以發布具有法律效力的「總督府令」。這種權力集中且不受日本國會監督的體制，與日本本土的責任內閣制、議會權力等憲政原則相悖。
• 「法律上的殖民地」： 台灣的法律制度、行政體系、乃至人民的權利義務，都與日本本土不同，形成了一個「法律上的殖民地」。

(二) (一)的問題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為何？ (約8-9%)

這個問題的重要性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合法性與正當性的危機：

   • 日本是一個強調「憲政」與「國民」的國家，但其對台灣的統治卻是基於一種「治外法權」的殖民體制。這使得日本統治台灣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受到質疑，尤其是在面對國際壓力或國內憲政主義思潮時。
   • 台灣人民的權利未能受到憲法保障，導致其在法律上與日本內地人民處於不平等的地位，這與日本帝國憲法所宣示的「國民」概念產生矛盾。

2. 統治的穩定性與效率問題：

   • 總督的高度集權體制，雖然在初期有助於穩定統治、推動建設，但長期來看，缺乏民意基礎與法律約束，容易滋生專制與腐敗，並可能引發被殖民者的不滿與反抗。
   • 由於台灣的法律與日本本土不同，這增加了日本中央政府對台灣事務的干預與複雜性，也使得台灣人民難以完全融入日本帝國的國家認同。

3. 帝國構成與憲政體制的內在矛盾：

   • 日本帝國是一個由「內地」與「殖民地」組成的複合體。如何將殖民地的統治納入以《大日本帝國憲法》為基礎的國家體系，是日本面臨的根本難題。

本題旨在探討1952年《中日和約》（即《台北和約》）與中華民國（ROC）國際政治定位之間的關係，要求考生分析和約如何影響了中華民國的國際法主體地位、領土範圍以及其在冷戰格局中的定位。

核心觀念：

• 《台北和約》 (Treaty of Peace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Japan)： 1952年簽署，中華民國與日本國之間取代《舊金山和約》的和平條約。
• 國際政治定位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Positioning)： 一個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角色、影響力，以及其所享有的權利與承擔的義務。
• 國際法主體 (Subject of International Law)： 國家在國際法上享有權利、承擔義務的資格。
• 領土範圍 (Territorial Scope)： 一個國家所管轄的地理區域。
• 冷戰格局 (Cold War Structure)：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蘇兩大陣營對峙的國際政治體系。

解題思路：

《台北和約》是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國簽訂的和平條約，其目的在於正式結束兩國間的戰爭狀態，並處理戰後相關事宜。這份和約對中華民國的國際政治定位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確立中華民國作為日本的「戰爭對象」與「和平締約國」的法律地位 (約6-7%)

• 《舊金山和約》的缺席： 由於中華民國政府（當時在聯合國代表權上存在爭議）未能參與《舊金山和約》（1951年簽署，美國與日本及其盟友簽訂），該和約僅僅處理了日本與「盟國」之間的和平問題，並未明確提及與中華民國之間的和平狀態。
• 《台北和約》的補足： 《台北和約》的簽訂，填補了這一法律真空。
  • 第一條： 明確規定「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之戰爭狀態，自本約發生效力之日起，即告終止。」這確立了中華民國作為日本的「戰爭對象」以及「和平締約國」的法律地位。
  • 意義： 透過這份和約，中華民國政府得以在國際法上，以一個獨立的、擁有主權的國家身份，與日本締結和平條約，這對其作為國際法主體的地位是重要的確認。

2. 確認日本放棄對台灣及澎湖的權利，但未明確其歸屬 (約8-9%)

• 第二條的關鍵： 條約第二條引述了《舊金山和約》第二條的內容：「日本國業已放棄對於臺灣及澎湖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
• 「放棄」而非「歸還」： 這是《台北和約》與《舊金山和約》處理台灣問題的關鍵差異。
  • 《舊金山和約》第二條僅僅規定日本「放棄」對台灣、澎湖的權利，但並未明確說明這些地區應「歸還」給哪個國家。這為後來的「台灣地位未定論」留下了空間。
  • 《台北和約》沿用了這一表述，即日本「放棄」對台灣、澎湖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