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 年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臺灣史》

此題主要在探討曹永和教授提出的「臺灣島史」概念，及其對臺灣史研究的意義與影響。

核心觀念：

1. 「臺灣島史」概念的提出背景與內容： 曹永和教授在此概念中，試圖擺脫傳統以「統治者」為中心的歷史書寫，轉而關注身處島嶼、歷史變遷中的「人」，特別是普通人民的經驗與角色，強調歷史的主體性應從島嶼本身及其居民的視角出發。

   • 背景： 傳統臺灣史研究常以政權更迭（如荷治、明鄭、清領、日治、國民政府等）作為歷史分期與敘事主軸，忽略了在這些政權變動下，島嶼居民的日常經驗、生活方式、文化適應與主體意識的演變。曹永和教授的反思，正是對這種「外來政權中心論」或「政治中心論」的批判，試圖建構一種更貼近島嶼現實與人民經驗的歷史觀。他觀察到政權更迭對人民的影響往往是「被動」的，但這並不代表人民沒有歷史，而是他們的歷史被主流敘事所忽略。
   • 內容： 「臺灣島史」的概念，強調的是一種從島嶼內部出發的歷史敘事。它關注的是：
     • 人（居民）的歷史： 將普通人民，無論其族群、階級，置於歷史發展的核心，探討他們如何與土地互動、如何適應不同的政治與社會環境、如何建構自身的文化與認同。
     • 島嶼的整體性： 強調臺灣島作為一個地理單元，其自然環境、資源、交通網絡等如何形塑了島上居民的生活與歷史發展。
     • 長時段的歷史縱深： 試圖超越短暫的政權更迭，關注臺灣社會長遠的變遷軌跡，包括經濟、社會結構、文化思潮、生活習俗等。
     • 在地主體性： 最終目標是建構一種屬於臺灣島本身、屬於臺灣人民的歷史主體性，而非僅僅是中國史或日本史的附屬篇章。

2. 「臺灣島史」研究理路對臺灣史研究的開展面向與舉例：

   • 面向：
     • 史觀的轉變： 從「政治史」、「權力史」轉向「社會史」、「文化史」、「生活史」、「環境史」等多元視角。

此題主要在探討日治時期臺灣的法律體制，特別是「六三法體制」及其後續演變，以及其與臺灣民族運動的關聯。

核心觀念：

1. 六三法、三一法、法三號的主要變化： 這三部法律是日本統治初期至中期，處理臺灣、朝鮮等殖民地法律地位的關鍵。它們的變化反映了日本對殖民地統治策略的調整，從最初的「暫時性」或「特殊性」法律，逐漸走向納入「內地延長主義」，但仍保留一定程度的差異性。
   • 六三法（1896年，律令第一號）：
     • 內容： 規定「臺灣在實行憲法之範圍內，在法律上得為必要之規定」。這是一個非常模糊且彈性的條款。
     • 主要變化/特徵： 確立了臺灣法律的「特殊性」與「暫時性」。日本內地的法律並不直接適用於臺灣，而是由臺灣總督府依據「律令」發布命令或規則來治理。換言之，臺灣的法律體系與日本內地是分離的，總督擁有極大的立法權。這是一種「分離主義」的統治模式，旨在維持對殖民地的直接、有效控制，並因應臺灣的特殊狀況。
   • 三一法（1906年，法律第九號，又稱「日韓合併條例」後續相關法律）：
     • 內容： 隨著日韓合併，日本開始推動「內地延長主義」的政策，試圖將殖民地（特別是朝鮮）的法律體系逐漸與日本內地統一。雖然「三一法」主要指與朝鮮相關的法律，但其精神也影響了對臺灣的統治。
     • 主要變化/特徵： 這是「內地延長主義」思潮的體現，意味著日本本土法律將逐步適用於殖民地，以達成法律上的「同化」。臺灣的法律地位開始朝向與日本內地趨於一致的方向發展，總督的立法權相對受到限制，日本國會通過的法律將有機會適用。
   • 法三號（1910年，法律第39號，又稱「台灣總督府官制」修正）：
     • 內容： 這是關於臺灣總督府組織與權限的法律。雖然不直接是關於民事或刑事法律的統一，但其修正代表了對總督權限的進一步調整，並與「內地延長主義」的總體趨勢相呼應。
     • 主要變化/特徵： 儘管「內地延長主義」的精神逐步滲透，但臺灣的總督府在組織與部分權限上仍然具有其特殊性。法三號等組織法規的修正，反映了日本在推進法律統一的同時，也試圖在體制上進行微調，以兼顧殖民統治的效率與對內地化的進程。總的來說，從六三法的「分離主義」到三一法精神的「內地延長主義」，再到法三號等組織法的調整，顯示了日本對臺統治從最初的權宜性、特殊性法律，逐步走向法律體系的整合，但這種整合過程並非單純的統一，而是伴隨著權力結構的調整與對殖民地特殊性的考量。
   • 總結主要變化：

此題要求解釋「殖民現代性」的概念，並以臺灣歷史為例，說明其經驗與對當代的長時段影響。

核心觀念：

1. 「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的定義：
   「殖民現代性」是一個後殖民理論中的重要概念，用來描述現代性（Modernity）在殖民脈絡下所展現的獨特樣貌與運作方式。它指出，現代性並非單一、普世的進程，而是在殖民過程中，由殖民宗主國帶入殖民地，並與殖民權力、種族主義、西方中心主義等因素相互交織、形塑而成的一種特殊歷史現象。

   • 核心特徵：
     • 現代性與殖民權力的結合： 現代性的元素（如理性化、科學技術、官僚制度、國家建構、市場經濟、教育、衛生、城市規劃等）被殖民宗主國用來鞏固其統治、剝削殖民地資源、形塑殖民地社會。
     • 異質性與不平等： 殖民現代性在殖民地展現的並非是現代性在宗主國的完整樣貌，而是經過篩選、改造，並與殖民地原有的社會文化結構產生互動，往往造成新的不平等與社會分化。
     • 文化與認同的重塑： 殖民者試圖將其文化、價值觀、知識體系強加於被殖民者，進而重塑被殖民者的文化認同，製造「他者化」，並可能導致被殖民者內部的文化混雜或斷裂。
     • 二元對立的建構： 殖民現代性常建構「文明」與「野蠻」、「理性」與「非理性」、「現代」與「傳統」、「宗主國」與「邊陲」等二元對立，以正當化殖民統治。
     • 技術與物質的現代化： 殖民者常引入現代化的基礎建設（如鐵路、港口、電信）、生產技術，但其目的主要是服務於殖民經濟的掠奪與統治的需要。

2. 臺灣歷史中的殖民現代性經驗舉例：
   以日本殖民統治時期（1895-1945）為例，可以清楚看到殖民現代性的實踐：

   • 範例：總督府的城市規劃與衛生改革
     • 殖民現代性展現： 日本總督府為了有效統治與管理，進行了大規模的城市規劃（如臺北、臺南的市區改正計畫）、興建現代化的衛生設施（如公廁、下水道、自來水系統）、推動公共衛生觀念與疾病防治（如撲滅鼠疫、霍亂）。這些措施在客觀上確實改善了城市環境、提升了居民的健康水平，引進了現代科學的衛生觀念與技術。
     • 殖民權力的結合： 然而，這些現代化措施的目的，不僅是為了「進步」或「福祉」，更是為了：
       • 鞏固統治： 透過現代化的城市佈局，便於軍警的巡邏與控制。
       • 經濟剝削： 改善港口與交通（如鐵路、碼頭），是為了更有效地將臺灣的農產品與資源運往日本。

此題要求考生分析臺灣解嚴、民主化的關鍵因素，並進行史實與理論的結合，同時與學術界既有觀點對話。

核心觀念：

1. 推動當代臺灣走向解嚴、民主化的關鍵因素（考生觀點）：
   （以下為一個可能的考生觀點，實際作答需具體化並舉證）
   我認為推動當代臺灣走向解嚴、民主化的關鍵因素，是內外因素的交互作用下，由在地社會運動與公民力量所凝聚的持續壓力，最終迫使國民黨政府進行政治改革。

   • 關鍵因素拆解：

     • 在地社會運動與公民力量的興起：
       • 黨外運動的長期組織與動員： 自1970年代以來，以《自由時代》雜誌、美麗島事件為代表的黨外運動，逐步凝聚了反對黨權、爭取民主的政治力量。他們透過組織、演講、出版、選舉參與等方式，挑戰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爭取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
       • 人權、環保、勞工、婦女等多元社會運動的發展： 1980年代，隨著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各種關注具體權益與社會議題的運動蓬勃發展，如美麗島事件後的受難者家屬聲援、環保運動（如反核運動）、勞工權益爭取、婦女權益倡議等。這些運動擴大了民主訴求的社會基礎，培養了大量具有公民意識與行動力的成員，他們不斷向政府施壓，要求改革。
       • 知識分子的角色： 許多大學教授、律師、記者等知識分子，透過學術研究、法律辯護、媒體論述等方式，為民主運動提供理論支持、法律援助與輿論監督，成為推動改革的重要力量。
     • 外部國際環境的影響：
       • 全球民主化浪潮： 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全球範圍內出現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許多威權國家紛紛轉型為民主政體（如南韓、菲律賓、拉丁美洲國家）。這對臺灣的民主運動者是鼓舞，也讓國民黨政府面臨一定的國際壓力，擔心其威權統治的合法性。
       • 美國的壓力與台灣的戰略地位： 儘管美國是國民黨政權的盟友，但隨著美國國內民主價值觀的提升，以及為與中國大陸改善關係，美國對臺灣的人權與民主狀況也日益關注，對國民黨政府形成一定的外部壓力。
     • 國民黨內部的改革派與權力結構的鬆動：
       • 蔣經國的權力繼承與務實考量： 蔣經國在晚年，面臨繼承人問題、經濟發展的瓶頸、社會對政治自由化的期待，以及來自黨外與國際的壓力。他或許也意識到，一味維持高壓統治已非長久之計，進行適度的政治鬆綁，有助於維持政權的穩定與轉型。
       • 權力鬥爭與派系考量： 國民黨內部存在保守派與改革派的拉扯，改革派的聲音在特定時期（如蔣經國晚年）可能獲得較大空間。
     • 經濟發展的基礎： 臺灣經濟的長期發展，培養了中產階級的壯大，他們對政治參與、權利保障有更高的要求，成為推動民主化的重要社會力量。

   • 總結： 這些因素並非孤立運作，而是相互影響、疊加。例如，黨外運動的成果（如組織的成熟、公眾支持的增加）為社會運動提供了基礎；社會運動的多元化則擴大了民主訴求的社會基礎；國際民主化浪潮則提供了理論與實踐上的參考，並形成外部壓力；而國民黨內部的權力結構變化，則為這些內部壓力提供了轉圜的空間。最終，是持續不斷的內部公民壓力，在外部環境變化的配合下，促成了領導者（蔣經國）的決策，才有了1987年的解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