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 年 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班乙：諮商心理組《諮商理論與實務》

此題主要在測試考生對動機式晤談(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MI)的核心理論與實務的理解，特別是其諮商歷程中的五個階段。動機式晤談是一種以案主為中心、引導式的方法，旨在幫助案主探索和解決其改變的矛盾心理。

動機式晤談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不同的模型來描述其諮商歷程。其中一個較為廣泛被接受的模型，是由William R. Miller和Stephen Rollnick提出的，描述了諮商過程中可能經歷的四個階段： engagement（建立關係）、focusing（聚焦）、evoking（引發）、planning（計畫）。然而，題目要求的是「五個改變階段」。在MI的實務與理論中，有時會將「引發」階段更細緻地拆解，或是融入其他相關的概念來描述改變的歷程。

另一種將MI歷程描述為五個階段的觀點，可能涵蓋了從初步接觸到維持改變的整個過程。我們可以從MI的核心原則（Partnership, Acceptance, Compassion, Evocation, PACE）以及其引導改變的動態過程中來推論。

以下嘗試從MI的核心精神與實務流程，建構一個可能符合「五個改變階段」的闡述：

1. 建立關係與評估 (Engagement & Assessment):

   • 說明： 這是諮商的起點，治療師與案主建立一個信任、合作、非評判的諮商關係。此階段包含初步的會談，了解案主的問題、動機、價值觀以及對改變的看法。治療師會運用同理、肯定、開放式問句和反思性傾聽等技巧，讓案主感到被理解和接納。
   • 核心目標： 建立良好諮商關係，初步評估案主狀況，了解案主對改變的初步態度。

2. 聚焦與探索矛盾 (Focusing & Exploring Ambivalence):

   • 說明： 在建立初步關係後，治療師會協助案主聚焦於特定的改變目標（例如：戒菸、改善飲食、減少飲酒等）。同時，MI的核心在於處理案主的「矛盾心理」(ambivalence)，即案主在想要改變和不想要改變之間搖擺的狀態。治療師會引導案主探索這種矛盾，並鼓勵案主表達支持改變的理由（change talk）。
   • 核心目標： 確定改變的具體領域，深入探索案主對改變的矛盾心理。

此題旨在測試考生對完形治療(Gestalt Therapy)中，個體如何透過「阻礙接觸」(contact resistances)來逃避與環境的連結，以及其中三種重要阻礙機制的理解。完形治療強調當下、覺察、以及個體與環境的完整互動。當個體與環境的連結受到阻礙時，會產生各種心理防衛機制，其中內攝、投射、迴攝是常見的阻礙接觸方式。

核心概念：
完形治療認為，個體透過「接觸邊界」(contact boundary)與環境互動。當接觸過程受阻，個體無法完整地整合經驗，就會發展出各種「阻礙接觸」的機制，以避免與環境產生直接、真實的連結，進而阻礙個體經驗的完整性與成長。

三種阻礙接觸機制的差異與實例說明：

1. 內攝 (Introjection):

   • 定義： 指個體將外在的價值觀、信念、行為模式，未經消化、分析或批判，全盤「吞下」並內化為自己的一部分。這就像是吞下未經咀嚼的食物，無法真正吸收，反而可能造成身體或心理的負擔。內攝的結果是個體失去自我，無法區分「我」與「他人」的界線，行為模式變得僵化，且常感到不滿足或有罪惡感。
   • 實例說明：
     • 情境： 小明成長於一個非常重視學業成就的家庭，父母總是強調「讀書才是王道」、「考上名校才算有出息」。
     • 內攝表現： 小明從未質疑過這種價值觀，即使他對藝術或體育有濃厚的興趣，他也認為這些都是「不務正業」。他總是努力讀書，參加各種補習班，即使感到疲憊和痛苦，他仍然相信「我必須這樣做，因為這才是正確的」。他內化了父母的期望，將其視為自己的信念，即使這與他內心的真實感受相悖。他可能會說：「我一定要考上台大，不然我就沒用了。」這句話並非他深思熟慮後的個人選擇，而是全盤接受父母的價值觀。

2. 投射 (Projection):

   • 定義： 指個體將自己不願承認、不喜歡或無法接受的部分（例如：負面情緒、缺點、慾望）「投射」到他人身上，認為是別人的特質或行為。透過這種方式，個體可以逃避面對自己內在的真實感受或不足，將問題歸咎於外界。然而，這也使得個體無法認識和整合自己的完整面向。
   • 實例說明：

此題主要在測試考生對存在主義治療(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核心概念的理解，以及如何運用此取向來解釋個案的症狀，並規劃治療介入。存在主義治療強調個體面對生命基本情境（存在之自由、死亡、孤獨、無意義）時所產生的焦慮與擔憂，並鼓勵個體為自己的生命負責。

第一部分：從存在主義觀點說明阿娟恐慌發作的現象 (15分)

存在主義治療認為，人類的基本存在處境包括：死亡、自由、孤獨、無意義。當個體對這些存在情境感到無力、迴避或無法承擔時，便會產生存在性焦慮(existential anxiety)，這種焦慮可能以各種形式表現，包括恐慌發作。

1. 面對自由與責任的焦慮：

   • 解釋： 阿娟在面對生活壓力（如：武漢肺炎疫情、擔憂孩子健康）時，感到無助和失控。存在主義認為，人是自由的，必須為自己的選擇和生命負責。當阿娟感到自己無法掌控外在情境，也無法有效應對，她可能會陷入對「自由選擇」和「承擔後果」的焦慮。她可能害怕自己的無能為力，或是不確定自己該如何做出「正確」的選擇來保護自己和家人。
   • 與恐慌連結： 這種對自由和責任的無力感，可能轉化為一種壓倒性的恐慌，因為她感覺自己被推到一個必須做出生死抉擇的境地，但卻不知道如何做。

2. 面對無意義與孤獨的焦慮：

   • 解釋： 疫情帶來的不確定性，可能讓阿娟感到生活失去了穩定和意義。存在主義認為，生命本身沒有預設的意義，人必須自己創造意義。當外在世界的動盪（如：封城、疾病蔓延）打破了原有的生活結構，阿娟可能對生命的價值和意義產生懷疑。同時，在面對巨大的不確定性時，她也可能感到一種深刻的孤獨，即使有家人，但最終面對生命困境的是自己。
   • 與恐慌連結： 這種對無意義的感受，加上獨自面對困境的孤獨感，可能引發一種「被拋棄」或「一切都完了」的絕望感，進而觸發恐慌。

3. 面對死亡的焦慮：

   • 解釋： 武漢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直接觸及了個體對「死亡」的恐懼。阿娟因新聞播報和個人經歷（武漢人背景），更加敏感於疾病的威脅。存在主義認為，死亡是生命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而對死亡的覺察是促使人活得真實和有意義的動力。但當這種覺察變成一種直接、具體的威脅時，便會引發極度的恐懼。
   • 與恐慌連結： 阿娟懷疑自己是否感染、是否會因此死掉，這種對死亡的直接威脅感，是恐慌發作最直接的誘因之一。身體出現呼吸急促、喘不過氣的症狀，更是對「死亡」最原始的生理反應。

總結： 阿娟的恐慌發作，可以被理解為她面對生命基本情境（自由、責任、無意義、孤獨、死亡）時，因疫情帶來的巨大壓力而產生的存在性焦慮的爆發。她感到失控、無力、孤獨，並直接面對死亡的威脅，這些都可能觸發身體的極端反應，表現為恐慌發作。

第二部分：存在主義取向的治療師如何協助阿娟 (10分)

此題旨在測試考生對於跨文化諮商的敏感度，以及在處理涉及不同文化背景、政治敏感議題時，如何兼顧專業倫理與實務操作。阿娟的案例涉及「武漢人」的背景，在當前全球疫情的脈絡下，這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議題。

核心概念：
跨文化諮商強調諮商師需要具備文化敏感度(cultural sensitivity)、文化覺察(cultural awareness)和文化回應性(cultural responsiveness)。專業倫理則要求諮商師在服務來談者時，必須以其最大利益為考量，避免偏見，並尊重其文化背景。

一、多元文化考量與挑戰 (約15分)

1. 刻板印象與偏見的影響：

   • 挑戰： 心理師可能受到社會上對「武漢人」或「中國人」的負面刻板印象（例如：不衛生、不誠實、政治立場等）所影響，即使是無意識的偏見，也可能影響其對阿娟的判斷和同理。阿娟自身也可能因為這個標籤而感到汙名化、被排斥，或產生防衛心理。
   • 需要覺察： 心理師必須覺察自己對來自武漢或中國背景的個體，是否存在任何預設立場或負面聯想。需要意識到「武漢人」不代表單一的個體特質，每個人都是獨特的。

2. 文化差異與溝通風格：

   • 挑戰： 台灣與中國大陸（特別是武漢地區）在語言、非語言溝通（如：肢體語言、眼神接觸）、表達情感的方式、家庭價值觀、社會規範等方面可能存在差異。例如，在表達情感的直接性、對權威的態度、對隱私的界定等。這些差異可能影響阿娟的求助模式、對諮商師的信任度，以及她如何表達自己的困擾。
   • 需要覺察： 心理師需要了解和尊重這些潛在的文化差異，避免以台灣的文化標準來解讀阿娟的行為。需要花時間去理解阿娟的個人文化背景，以及她在台灣的生活經驗如何塑造了她。

3. 政治與歷史脈絡的敏感性：

   • 挑戰： 疫情的起源地與政治敏感性，使得「武漢」這個標籤帶有複雜的政治意涵。阿娟作為一個曾是武漢人，現在定居台灣的個體，可能夾在兩種文化和政治認同之間。她可能經歷過因背景而被歧視、質疑，甚至是被認為是「敵人」的感受。她可能會對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或掙扎。
   • 需要覺察： 心理師必須對此高度敏感，避免在諮商中捲入政治立場的討論，或無意間強化任何一方的政治論述。重點應放在阿娟個人的經驗和感受，而非政治歸因。心理師需要理解，阿娟的「武漢人」身份，更多是她的成長背景，而不是她當下的政治認同。

4. 家庭與社會支持系統的差異：

   • 挑戰： 阿娟的先生是台灣人，這意味著她可能處於一個跨文化婚姻的環境。她與原生地家庭（武漢）的連結、與台灣親友的互動模式，都可能受到文化因素影響。她可能面臨與台灣社會的融入問題，以及如何平衡來自兩個文化背景的家庭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