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年 國立中央警察大學警察政策研究所警察法學組《刑事法學》

本題主要考點在於甲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以及可能涉及的罪名。甲的行為涉及侵占罪及損害債權罪。

首先，甲將車子出租給乙，乙因此對該車子產生了占有權。甲在租約期間內，趁乙不在時將車子開回家，這構成「侵占」乙的占有物。依據我國《刑法》第335條侵占罪之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在此案例中，甲將車子開回家，並非基於乙的同意，且乙對車子的占有權並未消滅，甲的行為符合侵占罪的構成要件。

其次，甲的行為也可能涉及損害債權罪。甲與乙之間存在租賃契約，乙對該車子擁有使用收益的權利，這是一種債權。甲在租約期間內將車子取回，導致乙無法使用該車子，此行為可能影響乙的債權，構成損害債權罪。

本題主要考點在於違反《刑事訴訟法》第95條告知義務所取得的自白，其證據能力之判斷。

《刑事訴訟法》第95條規定，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受詢問時，應告知下列事項：
一、有權保持緘默，不一言不發。
二、得請求選任辯護人。
三、得請求通知特定之人協助或聯繫。
四、得簽名承認、對質或對質意見。
五、違反前項規定所取得之陳述，不得作為證據。

本案中，警員乙在現場處理肇事案件時，無意間發現毒品，並詢問甲是否持有，甲一時驚慌承認。此時，甲已進入犯罪嫌疑人的階段，乙應依《刑事訴訟法》第95條告知相關權利，但乙並未告知。乙錄音的甲的自白，可能因此不具備證據能力。

接著，警員乙呼叫刑警丙前來支援，丙逮捕甲並帶回警局偵訊。丙在偵訊前，同樣漏未告知甲《刑事訴訟法》第95條之各權利事項。甲在丙的偵訊中，對毒品持有等細節仍然詳實交待。此部分自白，亦因違反告知義務，可能不具備證據能力。

辯護人的主張認為，甲在警察各次詢問中的自白證據，皆違反《刑事訴訟法》第95條的告知義務，應無證據能力，不得採為裁判基礎。此主張是否有理，需要分析以下幾點：

1. 乙的詢問行為與丙的偵訊行為的性質：

   • 乙在現場的詢問，雖然發現毒品，但當時乙是處理肇事案件，發現毒品是「無意間」，且乙的詢問是「詢問甲是否為其所持有」，這在性質上可能被認定為是「調查」而非正式的「偵訊」。然而，一旦發現毒品，甲就可能成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的犯罪嫌疑人，乙仍有告知權利之義務。
   • 丙的偵訊行為，則是明確的偵訊行為，丙逮捕甲並帶回警局，此時甲已是明顯的犯罪嫌疑人，丙依《刑事訴訟法》第95條告知義務，有明確的告知責任。

2. 違反告知義務的法律效果：《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3規定：「搜索、扣押、鑑定、詢問或其他相類之證據蒐集程序，違反法定程序者，其所取得之證據，雖經證明為真實，而仍不得容許使用。

本題主要考點在於網路賭博行為的刑事責任，以及媒介他人參與賭博的責任。

首先，甲透過網路與世界多國的賭博網站進行網路賭博。我國《刑法》第266條規定：「賭博罪：意圖營利，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九萬元以下罰金。」而網路賭博是否構成賭博罪，關鍵在於是否符合「意圖營利」及「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的要件。

1. 意圖營利：甲透過網路賭博，且「輸贏頗大」，這顯示其行為並非單純的娛樂，而是具有營利的目的。
2. 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網路空間是否構成「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學理上有爭議。然而，實務上多數認為，網際網路具有開放性、普遍性，任何人均可透過網路連結進入，因此網路賭博網站應可視為「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3. 賭博財物：網路賭博涉及金錢的輸贏，符合「賭博財物」的要件。

因此，甲透過網路進行網路賭博，若符合上述要件，應成立《刑法》第266條賭博罪。

其次，甲也媒介（介紹）乙等多人一起進行網路賭博。此行為可能構成《刑法》第268條之賭博罪的「幫助」或「參與」犯，或依《刑法》第30條幫助犯之規定，協助他人犯罪。

《刑法》第268條規定：「意圖營利，供給賭場場所，或接受賭客，而約其前往賭場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萬元以下罰金。」雖然此條文針對的是實體賭場，但其立法意旨是處罰提供賭博機會或媒介者。

本題主要考點在於我國司法機關如何處理在境外犯罪，且被告為我國國民，被害人亦為我國國民，但犯罪地為外國，且證據主要來自外國司法機關的筆錄。此涉及「領域外犯罪」的管轄權、證據的認定與取得，以及相關法律的適用。

一、管轄權的認定：
我國《刑法》第5條規定了領域外犯罪的管轄權，其中第1項第2款規定：「犯罪而觸犯中華民國法律者，不分國籍，適用中華民國法律。但依犯罪地法律應處罰者，不在此限。」此即所謂的「屬人國籍原則」，即我國國民在境外犯罪，仍適用我國法律。
本案中，甲為臺灣人（我國國民），在中國大陸（境外）犯殺人罪。殺人罪在我國《刑法》中亦有規定（第271條），且犯罪地（中國大陸）法律亦有處罰。因此，本案適用我國《刑法》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屬人國籍原則，我國司法機關對此案具有管轄權。

二、證據的處理：
本案的關鍵問題在於，中國公安製作的證人筆錄，在臺灣的審判中是否具有證據能力，以及如何處理。

1. 筆錄證據能力的性質：

   • 依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以下關於傳聞證據的規定，原則上，證人、被告以外的人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不得作為證據。
   • 例外情況下，若符合法定要件，傳聞證據才可能有證據能力。例如，證人、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或審判中向偵查機關或法院所為之陳述，若其陳述時，被告得為辯論，或該陳述係經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62條（例如，證人無法到庭之原因）等規定，為傳喚、詰問、詢問，或其陳述有相當理由可信其為真實，且與被告所犯罪名之重要性相符，則可能具有證據能力。
   • 本案中的筆錄，是由中國公安製作，並非我國司法機關所製作。我國司法機關在審理案件時，必須審酌這些來自外國司法機關的筆錄，是否符合我國《刑事訴訟法》關於證據能力的規定。

2. 透過司法互助取得證據：

   • 我國與中國大陸之間，雖然在政治上有爭議，但在實務上，對於刑事案件的司法互助，通常會透過「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等機制進行。
   • 如果我國司法機關需要這些中國證人的證詞，最穩當的方式是透過司法互助，請求中國方面安排證人到我國作證，或由我國法官、檢察官赴中國進行訊問。
   • 然而，本案明確指出「中國移給臺灣的所有證人(都不來臺灣作證)等筆錄」，這意味著證人無法到我國接受詰問。

3. 筆錄證據能力的判斷：

   • 在證人無法到庭的情況下，該筆錄是否具有證據能力，需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159條之4等規定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