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 年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碩士班《犯罪學》

本題主要在探討 Robert Agnew 所提出的「社會關懷理論」（Social Concern Theory），要求考生說明其理論內涵與在犯罪防治上的應用。

理論內涵：
社會關懷理論（Social Concern Theory），又稱為「社會控制理論的延伸」或「社會連結理論的延伸」，由 Robert Agnew 提出，旨在解釋為何有些人會從事犯罪行為，而有些人則不會。此理論的核心觀點認為，個人的犯罪行為與其與社會的連結強度有關。Agnew 認為，社會連結的強度可以透過以下幾個關鍵要素來衡量：

1. 情感連結 (Affective Bonds)： 指個人與他人（如家人、朋友、老師）之間的情感紐帶。如果個人與這些重要他人的情感連結越強，他們越有可能遵守社會規範，因為他們害怕破壞這些關係或讓關心他們的人失望。
2. 承諾 (Commitment)： 指個人為了追求社會認可的目標（如學業、事業）而付出的努力和投資。如果個人對未來有高度的承諾，他們會更謹慎地避免從事可能損害其未來機會的行為，例如犯罪。
3. 參與 (Involvement)： 指個人在傳統社會活動（如上學、工作、參與社區活動）中所花費的時間和精力。參與度高的人，通常較少有時間和機會從事犯罪行為，因為他們的日程被這些活動填滿。
4. 信念 (Belief)： 指個人對社會規範和法律的認同程度。如果個人堅信社會規範和法律是正當且應該遵守的，他們從事犯罪行為的可能性就會降低。

本題旨在探討機構性犯罪矯正工作目前面臨的困境與挑戰。機構性犯罪矯正，通常指的是在監獄、少年觀護所等機構內對受刑人進行的處遇措施，旨在達成矯正、感化、再社會化等目標。

機構性犯罪矯正工作面臨的困境與挑戰：

1. 資源匱乏與超收問題 (Resource Scarcity and Overcrowding)：

   • 困境： 許多監獄設施老舊，維護費用高昂，但政府投入的預算卻長期不足。這導致人力（獄警、輔導員、醫護人員）不足、設備陳舊、醫療資源缺乏，以及教化、技能訓練等更生計畫的開展受限。
   • 挑戰： 監獄超收是普遍現象，尤其是在實施嚴厲刑罰政策（如嚴刑峻法、長刑期）的國家。超收不僅加劇了設施的老化，也使得獄警的管理壓力倍增，容易引發囚犯間的衝突、暴力事件，並降低更生計畫的執行效果。

2. 人力不足與專業性待提升 (Staff Shortages and Professionalism)：

   • 困境： 擔任獄警的工作壓力大、危險性高，薪資福利卻不具吸引力，導致招募困難、流動率高。專業的輔導員、心理師、社工師等更生輔導人員的配置也嚴重不足。
   • 挑戰： 缺乏足夠且訓練有素的獄警，難以維持監獄秩序和安全。而輔導人員的不足，則使得個案管理、心理輔導、戒癮治療、技能訓練等重要的矯正工作難以有效推展，不利於受刑人的再社會化。

3. 處遇模式的同質化與成效不彰 (Homogenization of Treatment and Ineffectiveness)：

   • 困境： 許多機構的處遇模式過於單一，未能針對不同犯罪類型、個別差異（如年齡、教育程度、心理狀態、犯罪動機）提供量身訂製的計畫。
   • 挑戰： 傳統的「一刀切」式處遇，難以有效解決受刑人的根本問題。例如，單純的技能訓練若未結合心理輔導，可能無法處理其衝動控制或偏差認知問題。缺乏實證基礎的處遇模式，其再犯率也難以有效降低。

4. 再犯率居高不下與再社會化困難 (High Recidivism Rates and Difficulty in Reintegration)：

本題主要探討社會解組社區的特徵，以及「集體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的概念及其在社區犯罪預防政策上的啟發。

一、社會解組社區的特徵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ly Disorganized Communities)：

社會解組理論（Social Disorganization Theory）是犯罪學中一個重要的理論，由 Shaw 和 McKay 在 1940 年代提出，後續由 Sampson 和 Grob 等人進行了重要的實證研究。社會解組社區的特徵，主要體現了社區內部的社會控制能力減弱，難以維持社會秩序和規範。根據 Sampson 的研究，其主要特徵包括：

1. 人口異質性高 (High Residential Mobility)： 社區內人口流動頻繁，居民難以建立穩固的鄰里關係和社會網絡。
2. 收入與教育水平低 (Low Socioeconomic Status)： 社區普遍存在貧困、失業、教育程度低等問題，這往往與資源匱乏、社會壓力大有關。
3. 家庭結構不穩定 (Weak Family Structures)： 單親家庭比例高、家庭功能不彰、父母疏於管教等現象較為普遍。
4. 社會網絡薄弱 (Weak Social Networks)： 居民之間缺乏信任和互助，鄰里關係疏遠，難以形成共同的社區意識和行動。
5. 缺乏有效的社會控制 (Lack of Effective Social Control)： 由於上述因素，社區難以有效監督和約束居民的行為，特別是青少年，導致偏差行為和犯罪容易滋生。
6. 閒置空間多與環境維護差 (Abundance of Vacant Lots and Poor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破舊的建築、閒置的空地、缺乏維護的公共空間，往往是犯罪活動的溫床，也反映了社區整體活力不足。

二、集體效能 (Collective Efficacy)：

集體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是 Sampson、Raidenbach 和 Grob 在其關於芝加哥社區的研究中提出的關鍵概念。它指的是：居民對於社區的信任、互助關係，以及共同維護社區秩序和控制偏差行為的能力。

集體效能包含兩個主要面向：

1. 社會信任與互助 (Social Cohesion and Trust)： 指社區居民之間相互信任，願意提供幫助，並形成緊密的社會網絡。
2. 共同的期望與行動能力 (Shared Expectations for Social Control and Willingness to Intervene)： 指居民對於社區秩序有共同的期望，並且願意在看到偏差行為（如青少年在街上搗亂）時，挺身而出加以干預或向有關當局舉報。

Sampson 的研究發現，即使在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社區，如果居民展現出高度的集體效能，其暴力犯罪率也會顯著下降。換言之，集體效能可以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資本，彌補了社會解組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本題主要探討 Terence P. Moffitt 的「兩分類理論」（Dual Taxonomy Theory），要求考生說明其提出的兩種反社會行為發展路徑——青少年期犯罪者（Adolescent-Limited, AL）和生命歷程持續犯罪者（Life-Course-Persistent, LCP）——的特徵及成因。

一、青少年期犯罪者 (Adolescent-Limited Offenders, AL)

1. 特徵：

   • 犯罪行為的發生時程： 主要發生在青少年時期（約青春期前後），犯罪行為通常是暫時性的，多數人在成年後會停止犯罪。
   • 犯罪行為的性質： 犯罪行為多為「模仿性」或「工具性」的，例如偷竊、搶劫、破壞公物、吸毒、飲酒等。這些行為通常是為了獲得同儕認可、追求刺激、展現獨立或模仿成人行為。
   • 與偏差同儕的關係： 經常與有偏差行為的同儕團體混在一起，但這種關係通常是工具性的，而非深厚的友誼。
   • 犯罪動機： 受到「脫序差距」（maturity gap）的影響，即生理上已進入青春期，但社會角色和權力尚未成熟，因而試圖透過犯罪行為來展現獨立和成人氣質。
   • 犯罪的廣泛性： 犯罪行為的種類相對較多，但通常不涉及嚴重的暴力。

2. 形成原因：

   • 脫序差距 (Maturity Gap)： 這是 AL offenders 最核心的成因。青少年渴望被視為成人，但社會尚未賦予他們成人的權利和責任，為了縮短這個差距，他們會模仿成人的行為，包括犯罪行為。
   • 同儕影響 (Peer Influence)： 在青少年時期，同儕團體的重要性大幅提升。如果青少年接觸到偏差的同儕，他們更容易受到影響而從事犯罪行為，以融入團體。
   • 社會學習 (Social Learning)： 青少年透過觀察、模仿和獎懲來學習行為。如果他們觀察到某些犯罪行為能夠帶來預期的利益（如金錢、聲望、刺激），就可能學習並實踐。
   • 機會因素 (Opportunity)： 青少年時期，他們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到潛在的犯罪情境，例如獨自外出、接觸不良場所等。

二、生命歷程持續犯罪者 (Life-Course-Persistent Offenders, LCP)

1. 特徵：
   • 犯罪行為的發生時程： 犯罪行為始於童年早期，並持續到成年甚至晚年，具有終生性。
   • 犯罪行為的性質： 犯罪行為的種類多樣且嚴重，包括暴力犯罪、性犯罪、詐騙、竊盜等，並且通常是「工具性」與「表達性」兼具，反映了其內在的偏差人格特質。
   • 與偏差同儕的關係： 即使沒有偏差同儕，他們也可能獨自犯罪，或者與其他 LCP 犯罪者形成較為穩固的犯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