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 年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班《當代民族社會文化議題》

本題主要在探討民族誌研究方法的核心概念，特別是 Clifford Geertz 的「深度逗留」與「深度描述」如何應用於社會科學研究，並要求考生結合自身經驗或學術案例，說明其對研究結果、地點與對象認識的影響。

核心觀念：
民族誌（Ethnography）是人類學和社會學中一種重要的質性研究方法，其核心在於深入、長期地參與特定社群的生活，透過觀察、訪談、參與等方式，從內部視角理解該社群的文化、社會結構、價值觀與行為模式。

Clifford Geertz 的觀點：

1. 深度逗留 (Deep Hanging Out)： 這不是指單純的「閒逛」，而是指研究者需要花費大量時間，以一種看似隨意、不設預設框架的方式，滲透到研究對象的日常生活中。這種「逗留」的目的是為了建立信任、熟悉環境、捕捉細微的互動，以及理解那些不易被直接觀察到的社會規範與文化意義。透過長時間的參與，研究者才能超越表面的現象，觸及更深層次的文化邏輯。
2. 深度描述 (Thick Description)： Geertz 借用符號學的概念，認為文化是一種符號系統，研究者的任務是解讀這些符號。深度描述不僅僅是客觀地記錄行為，更重要的是要解釋行為背後的意義、動機、意圖以及該行為在更廣泛的文化脈絡中所代表的涵義。例如，單純描述一個人眨眼，是「深度描述」；但要解釋這個眨眼是惡作劇、是眼神交流、還是 tic，就需要結合情境、文化理解與研究者的詮釋，這就是「深度描述」的精髓。

方法應用與影響：

• 影響研究結果：
  • 細緻與全面性： 深度逗留讓研究者能接觸到更廣泛的日常互動，捕捉到研究對象可能不會在正式訪談中透露的細節。深度描述則確保了對這些細節的意義進行深入挖掘，避免了對現象的表面化理解。
  • 情境化理解： 兩者都強調將行為置於特定的文化、社會和歷史情境中去理解。這使得研究結果更能反映真實的社會運作，而非抽象的理論模型。
  • 研究者主體性與詮釋： 深度描述承認研究者在解釋中的角色。研究者不是被動的記錄者，而是主動的詮釋者。這意味著研究結果是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互動、理解後產生的詮釋，具有一定的主觀性，但也因此能揭示出更豐富的文化意義。
• 增進對研究地點和研究對象的認識：
  • 熟悉度與在地視角： 深度逗留使研究者能像在地人一樣體驗研究地點的空間感、時間流逝、人際關係網絡，從而獲得一種「在地人」的視角。
  • 理解複雜性與矛盾： 深度描述能揭示出文化符號的多義性，以及人們在實踐中可能存在的矛盾與彈性。這有助於打破刻板印象，理解研究對象的複雜性。
  • 建立信任與同理心： 長期的深度逗留有助於與研究對象建立信任關係，促使研究者產生同理心，更能從對方的角度去理解其處境與感受。

本題聚焦於多語現象、語言意識形態、語言復振，以及如何研究這些議題。考生需要論述多語能力在當代社會的重要性，以及語言復振的意義，最後提出具體的研究問題。

核心觀念：

• 多語能力 (Multilingualism)： 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國移動和族群互動使得多語能力成為常態，而非單一語言的社會。
• 語言意識形態 (Linguistic Ideology)： 指個人或群體對於語言、說話者及其使用方式所持有的觀念、信念和態度，常與權力、身分認同、文化價值觀等緊密相連。將單一語言等同於單一文化或族群認同，即是一種語言意識形態。
• 語言復振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指為挽救、復興瀕危或消逝的語言而進行的各種努力，包括語言傳承、教育、推廣、文件化等。

多語能力的普遍性與單一語言思維的局限：
全球化加速了人口流動，不同語言社群的接觸日益頻繁，使得個人擁有使用多種語言的能力成為普遍現象。然而，社會上仍存在一種「單一語言思維」，認為某種語言（通常是國家語言或強勢語言）代表了唯一的文化或族群認同，忽視了多語者在實踐中如何協商、融合、轉換不同語言，以及他們如何透過多語來建構更複雜的身份。這種思維方式不僅模糊了真實的社會語言景觀，也可能壓抑了弱勢語言的使用。

個人多語能力學習歷程與消逝/瀕危語言復振的意義：

• 個人多語學習歷程： 許多人透過家庭、教育、社會互動、遷移等歷程，自然或有意識地學習和使用多種語言。這個過程本身就是一種對語言與文化的協商與適應。
• 消逝/瀕危語言復振的意義：
  1. 文化傳承的載體： 語言是文化的核心載體，承載著一個族群的歷史、知識、價值觀、世界觀。語言的消逝意味著一個族群獨特的文化遺產的流失。
  2. 族群認同的基石： 語言是建構和維繫族群認同的重要元素。復振語言有助於強化族群成員的歸屬感與凝聚力。
  3. 知識體系的保存： 許多瀕危語言蘊藏著獨特的生態知識、醫藥知識、社會組織知識等，這些知識對於理解人類與環境的關係、應對當代挑戰具有重要價值。
  4. 語言多樣性的保護： 語言多樣性如同生物多樣性，是人類文化遺產的寶貴財富。保護瀕危語言有助於維護全球語言生態的健康。
  5. 權利與正義的體現： 語言權是基本人權的一部分。復振語言也是對過去語言壓迫歷史的一種糾正，體現了對弱勢族群權利的尊重。

研究多語性與語言意識形態的議題：
針對多語性和語言意識形態，可以從多個角度切入研究。以下提出一些可能的研究問題：

問題意識：
在全球化與多語現象日益普遍的背景下，人們如何協商、實踐其多語能力？這些實踐又如何挑戰或reinforce 既有的語言意識形態？特別是對於瀕危語言社群，語言復振的努力在文化傳承、族群認同與社會實踐中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

具體研究問題（可從以下選項中選擇或自行發想）：

1. 關於多語實踐與身份建構：
   • 在全球化移民社群中，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如何透過其多語能力來協商、建構其跨國或跨文化的身份認同？他們在不同語言情境下，其身份的呈現方式有何差異？

本題要求考生理解 Anna Tsing 在《末日松茸》中提出的「攫取」(salvage)概念，並結合其他民族誌案例，探討經濟、環境與文化之間的複雜關係，特別是文化習俗與價值觀如何形塑經濟活動與環境互動。

核心概念：

• 「攫取」(Salvage) 的概念 (Anna Tsing)：
  Tsing 在《末日松茸》中，並非將「Salvage」理解為「拯救」或「保存」，而是借用其字面意思「打撈」、「搜刮」，用來描述當代資本主義在全球尋找剩餘價值、邊緣地帶（包括自然資源、勞動、甚至是歷史遺留）的過程。這是一種「尋找剩餘」的邏輯，資本家在看似枯竭的地球上，尋找可以被「打撈」出來的利潤來源，例如：
  • 自然資源： 樹木、礦石、化石燃料，甚至是被遺棄的土地。
  • 勞動： 在全球供應鏈中，尋找最廉價的勞動力，將勞動者剩餘的價值（即利潤）「攫取」出來。
  • 歷史與文化： 甚至將過去的、被遺忘的、未被開發的，轉化為可供「攫取」的對象。
    Tsing 認為，這種「攫取」的過程，往往伴隨著對環境的掠奪，以及對在地社群（包括人類與非人類）的剝削。她特別關注在資本主義全球化之下，邊緣地帶如何成為「攫取」的目標。

經濟、環境與文化之間的關係：
這三者之間是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

• 經濟活動影響環境： 資本主義追求利潤最大化，常導致對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和環境污染，例如：森林砍伐、礦業開採、工業排放。
• 環境條件影響經濟： 自然資源的豐富程度、氣候、地理條件等，直接影響經濟活動的類型與發展。環境的破壞也會反過來影響經濟的可持續性。
• 文化價值觀影響經濟與環境： 社會的文化習俗、宗教信仰、價值觀念，深刻地塑造了人們如何看待自然、如何進行經濟活動。
  • 對自然的態度： 是將自然視為可無限開發的資源庫（如某些資本主義觀念），還是視為需要敬畏與和諧共處的生命共同體（如許多原住民文化）？
  • 對財富的定義： 財富累積的目標是什麼？是個人私有財富的無限增長，還是社群的共同福祉與永續發展？
  • 對勞動的評價： 勞動的價值是否僅由市場決定，還是包含其社會、文化意義？

結合「攫取」概念與民族誌案例討論：

1. Tsing 的《末日松茸》案例：
   Tsing 研究美國太平洋西北地區的松茸採集者。這些採集者（許多是逃離衝突地區的移民）在森林中尋找松茸，這種行為本身就是一種「攫取」——從森林殘餘的生態系統中，從經濟體系中被邊緣化的勞動中，打撈出可以維生的價值。而松茸本身的稀有性、對特定環境條件的依賴，也使其成為資本主義全球化網絡中，可以被高價「攫取」的商品。這個過程，不僅涉及對森林生態的潛在影響，也牽涉到採集者作為勞動者的生存困境，以及他們與自然之間一種複雜的、帶有生存壓力的關係。

2. 其他民族誌案例（考生可自行選擇熟悉的案例）：

   • 案例一：亞馬遜雨林的原住民與伐木/採礦業

     • 文化習俗/價值觀： 許多亞馬遜原住民將雨林視為神聖的家園，與祖靈、動植物有深刻的連結，強調與自然和諧共存的原則。
     • 經濟活動： 外來資本（國家或跨國企業）為了獲取木材、礦產（如黃金、石油），進行大規模的砍伐與開採。這是一種典型的「攫取」行為，將雨林這個原本被原住民視為生命共同體的環境，轉化為可供資本「打撈」的商品。
     • 環境互動： 伐木和採礦嚴重破壞了雨林的生態平衡，導致生物多樣性喪失、水土流失、河流污染，進而威脅到原住民的生存環境和傳統生活方式。
     • 關係： 在這裡，資本主義的「攫取」邏輯，直接與原住民對自然的文化觀念產生衝突，經濟利益驅動的環境破壞，最終損害了文化與環境的永續性。

   • 案例二：臺灣原住民族的山林利用與觀光開發

     • 文化習俗/價值觀： 許多原住民族部落有與山林共處的傳統，例如，採集特定植物作為藥材或食物，進

本題的核心在於探討「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 的概念，以及「差異」(difference) 的觀點在理解交織身份與族群互動中的應用。考生需要說明「差異」觀點是否適用於交織性，並引用相關理論來討論交織身份的形塑過程。

核心觀念：

• 交織性 (Intersectionality)： 由 Kimberlé Crenshaw 提出，用來描述社會中的權力結構，不同類型的壓迫（如：種族歧視、性別歧視、階級壓迫）並非獨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織、疊加，共同作用於個體或群體，產生獨特的經驗和後果。例如，一位黑人女性的經驗，不能僅用種族歧視或性別歧視來完全解釋，而是兩者交織的結果。
• 差異 (Difference) 觀點： 在社會科學中，「差異」觀點通常指承認和分析社會中存在的各種區別，這些區別可能基於族群、性別、階級、性取向、宗教、能力等。傳統上，差異觀點可能傾向於將這些分類視為獨立的、二元的（例如：男性/女性、本族/他族）。
• 混合身份 (Hybrid Identity)： 指個體擁有多種身份元素，這些元素可能來自不同的族群、文化、社會類別，形成一種非單一、非純粹的身份。

「差異」觀點是否適用於討論交織經驗和混合身份認同？
答案是：可以，但需要深化和修正。

• 適用之處：

  • 承認多元性： 「差異」觀點首先承認了社會存在多樣性，這為理解多重身份提供了基礎。它能識別出不同身份類別（如：族群、性別）的存在。
  • 分析二元對立： 差異觀點常分析二元對立（如：主流/邊緣，男性/女性），這有助於理解權力關係如何作用於特定身份群體。

• 需要深化與修正之處：

  • 單線 vs. 多線分析： 傳統的「差異」觀點有時傾向於單線分析，即一次只關注一種差異（例如：只談論族群差異，或只談論性別差異）。然而，交織性強調這些差異是「交織」的，它們相互作用，產生了傳統單線分析無法捕捉的獨特經驗。例如，一位來自弱勢族群的女性，其面臨的歧視經驗，與來自主流族群的女性，或來自同一弱勢族群的男性，是不同的。
  • 權力結構的連結： 交織性特別強調，這些「差異」並非中性，而是與社會權力結構緊密相連。某些「差異」被賦予了更高的社會地位和權力，而另一些則被邊緣化、被壓迫。單純承認「差異」可能不足以揭示這種權力不平等。
  • 動態與流動性： 身份和差異是動態變遷的，尤其在跨界研究中。混合身份的建構是一個持續的協商過程，而非靜態的分類。

因此，我們可以說，「差異」觀點是理解交織性和混合身份的起點，但必須結合更精緻的理論（如交織性本身、後殖民理論、文化研究中的身份理論）來深入分析，才能捕捉到身份的複雜性、權力關係的運作，以及個體在多重身份下的真實經驗。

相關理論與討論交織經驗和混合身份的形塑過程：

1. Kimberlé Crenshaw 的交織性理論 (Intersectionality Theory)：

   • 核心： 如前所述，Crenshaw 認為，不同類型的壓迫（種族、性別、階級等）是相互交織的，不能孤立看待。例如，在法律案例中，針對黑人女性的歧視，可能同時是基於種族和性別，但其具體形式和後果，可能與單純的種族歧視或性別歧視不同。
   • 形塑過程： 在族群互動中，個體的身份（例如：族群、性別、性傾向）會與社會權力結構（如：主流族群的優勢、父權體制）交織，共同形塑其在社群中的經驗、機會、受到的對待，以及自我認同。例如，一位來自少數族群的女性，在與主流族群男性互動時，可能同時面臨族群偏見和性別刻板印象的雙重壓力。

2. Homi K. Bhabha 的「第三空間」(Third Space) 或「雜異」(Hybridity) 概念：

   • 核心： Bhabha 在後殖民理論中，認為在殖民與被殖民、文化接觸的過程中，會產生一個「第三空間」，這是原有文化和外來文化接觸、衝突、協商後產生的新空間。在這個空間中，身份不再是純粹的、二元的，而是「雜異」的、混合的。
   • 形塑過程： 在族群互動中，特別是經歷過殖民、移民或大規模文化交流的群體，個體往往生活在多種文化規範、價值觀和符號之中。例如，原住民在接觸西方文化後，可能同時保留傳統祭儀，又學習現代科技，這種並存與融合，就構成了「第三空間」中的「雜異」身份。這種身份的形塑，是透過不斷地協商、挪用、轉化不同文化元素來實現的。

本題要求考生理解 Sherry Ortner 的「暗黑人類學」觀點，探討新自由主義下的「治理性」(governmentality)與「懲罰治理」(punitive governance)，並以批判角度評估其在疫情期間及後疫情時代的適用性。

核心觀念：

• 暗黑人類學 (Dark Anthropology)： Ortner 借用此概念，強調人類學應關注社會中存在的殘酷、暴力、壓迫、不公義等負面面向，特別是在當代資本主義體系下。
• 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 一種經濟與政治意識形態，強調市場自由化、國家干預最小化、個人責任、競爭等。它影響了社會的治理方式和人們的經驗。
• 治理性 (Governmentality)： 源自 Michel Foucault 的概念，指國家或權力機構如何透過各種策略（包括法律、制度、知識、規訓、自我規訓等）來管理和塑造個體與群體的行為，使其符合特定的社會目標。它不僅是強制性的，也包含引導和說服。
• 懲罰治理 (Punitive Governance)： 指一種特別強調懲罰、監禁、刑事司法系統的治理模式，通常與新自由主義下的社會不平等加劇、犯罪率上升等現象有關。

新自由主義下的治理性與懲罰治理：
新自由主義強調個人責任，將社會問題（如貧困、失業）歸咎於個體缺乏能力或努力，而非結構性因素。這導致：

1. 減縮的國家功能： 國家在社會福利、公共服務上的投入減少，但會在維護市場秩序、打擊犯罪上加強。
2. 市場邏輯滲透： 市場邏輯被應用於更多社會領域，包括教育、醫療、甚至監獄管理。
3. 風險社會化： 個人被要求自行管理和規避各種風險（失業、疾病、衰老），國家則將社會風險轉嫁給個體。

在這種背景下：

• 治理性 (Governmentality)：
  • 自我規訓與市場化： 個體被鼓勵透過教育、培訓、健康管理等方式「投資」於自身，以提高在市場中的競爭力。社會鼓勵個人成為「企業家」式的自我管理者。
  • 監控與數據化： 透過各種技術（如：信用評分、健康追蹤、數位足跡）來監控個體行為，將其轉化為數據，以便進行管理和評估。
  • 風險轉嫁： 國家減少提供安全網，個體需自行承擔經濟風險，並透過保險等金融工具管理。
• 懲罰治理 (Punitive Governance)：
  • 監禁率上升： 許多新自由主義國家出現監禁率急劇上升的現象，監獄成為處理社會問題（如毒品、貧困相關犯罪）的主要場所。
  • 刑事司法系統的擴張： 法律和執法系統變得更加嚴厲，對犯罪的預防和懲罰成為重點。
  • 監獄的市場化： 在某些國家，監獄管理甚至被私營化，成為營利產業。
  • 「犯罪」的社會建構： 某些行為（如：街頭販賣、無家可歸）可能被標籤化為「犯罪」，以便於管理和懲罰。

民族誌例子或實證例子：

• 美國的監獄工業複合體 (Prison Industrial Complex)：

  • 背景： 在美國，特別是自 1980 年代以來，犯罪率上升、毒品戰爭、以及新自由主義下的緊縮政策，導致監禁率飆升。
  • 治理性與懲罰治理：
    • 懲罰治理： 大量興建監獄，嚴厲的量刑法規（如：三振出局法），使得監禁成為處理社會問題（特別是貧困、毒品、種族歧視下的產物）的主要手段。許多地方社區（特別是低收入和少數族裔社區）的經濟嚴重依賴監獄的就業機會。
    • 治理性： 監獄管理被部分私營化，將監獄視為可營利的產業。囚犯被視為需要被「改造」和「再社會化」的對象，但其改造過程也常融入市場邏輯，例如：要求囚犯工作以抵償其犯罪成本。監控技術在監獄內外廣泛應用。
  • Ortner 的觀點： 這種現象正體現了新自由主義下，國家將社會問題「犯罪化」，並透過擴張的監獄系統來管理，將「風險」和「問題人口」隔離，同時也創造了新的經濟利益。這種治理模式，正是人類學所應關注的「殘酷、不平等和不正義」。

• 英國或美國的社會福利改革：

  • 背景： 透過削減福利、推行工作義務、對領取救濟金者施加嚴格條件。
  • 治理性： 將失業者視為需要被「管理」和「啟動」的對象，透過各種就業中心、技能培訓來「提升」其市場價值。領取救濟金者被置於持續的監控和審查之下，強調其「責任」。
  • 懲罰治理的影子： 若未能符合工作義務，可能面臨救濟金被削減甚至取消的懲罰。這種制度設計，將貧困問題個人化，並透過經濟懲罰來驅動個體的行為。

本題要求考生理解 Franz Boas 的「歷史特殊主義」(historical particularism) 觀點，並運用此觀點，結合人類學或民族誌的見解，分析哪些歷史進程形塑了臺灣原住民族獨特的歷史與現況。

核心觀念：

• 歷史特殊主義 (Historical Particularism)：
  • 提出者： Franz Boas，美國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
  • 核心主張： Boas 反對當時盛行的社會演化論（如：Morgan 的理論，認為社會從野蠻、半開化到文明階段演進），認為每個社會的文化都是其獨特歷史發展的產物，受到特定環境、歷史事件、文化接觸等因素的影響。
  • 方法論： 強調對各個文化的具體歷史進行細緻的田野調查和研究，避免用普世的、線性的模式去套用或比較不同文化。每個文化都有其獨特的發展路徑和意義，不應以「先進」或「落後」來評判。
  • 意義： 確立了文化相對主義和民族誌研究的基礎，強調細緻的在地研究和對文化多樣性的尊重。

應用於臺灣原住民族的歷史特殊情況：
臺灣原住民族的歷史，並非單一線性的演進，而是由多重、交織的歷史進程所形塑。以下是一些關鍵的歷史進程：

1. 史前時期與早期遷徙：

   • 歷史特殊性： 臺灣原住民族的祖先，在數千年前就已陸續遷徙至臺灣島，發展出各自獨特的語言、文化、社會結構與生活方式。這些早期遷徙的路線、時間、與在地環境的互動，構成了各族群的「根源」歷史。
   • 例子： 臺灣南島語族（Austronesian language family）的起源與擴散理論，顯示臺灣在南島語族擴散史上扮演著關鍵的「原鄉」角色。不同族群（如：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在島嶼不同區域的發展，也因應了當地的地理、生態環境，發展出不同的狩獵、農耕、漁業模式和社會組織（如：父系、母系、貴族制度）。

2. 外來政權的統治與文化衝擊：

   • 歷史特殊性： 臺灣在不同歷史時期，經歷了荷蘭、西班牙、明鄭、清領、日治、國民政府等外來政權的統治。這些統治者在政策、經濟、社會、文化上都對原住民族產生了深遠影響，有時是壓迫，有時是引導，有時是共存。
   • 例子：
     • 清領時期： 漢人大量移入，開墾土地，與原住民族爭奪資源，但也存在部分原漢之間的「和親」或貿易。清政府的「開山撫番」政策，對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和社會結構造成衝擊。
     • 日治時期： 日本殖民政府對原住民族進行了系統性的「理蕃」政策，包括土地丈量、資源開發（林業、礦業）、強制同化（改姓名、禁忌語、推行日語）、以及武力鎮壓（如：霧社事件）。這段歷史深刻影響了原住民族的土地權、文化認同、以及與國家權力的關係。例如，日治時期對原住民族的分類與管理，至今仍影響著各族群的界定與權益。
     • 國民政府時期： 延續了部分日治時期的政策，例如山地平地化、傳統文化禁錮，但也開始推動原住民族教育、語言保存等政策，儘管這些政策的成效與初衷常有爭議。

3. 族群意識的興起與文化復振運動：

   • 歷史特殊性： 在長期的壓迫與同化政策下，原住民族的文化與身份認同面臨危機。然而，自 1970 年代末期以來，臺灣原住民族的族群意識開始覺醒，並推動了持續的文化復振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