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 年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乙組《環境規劃與設計理論》
第 1 題25 分
許多新市鎮開發或舊城區更新改造都依賴「總體規劃」(master plan),請問都市計畫中的 master plan 應如何形成或訂定?需要什麼樣的過程?而每一份 master plan 底下都存在著原地景或既存地景,請問此地景與 master plan 的關係如何界定?並請依此評析以 master plan 生產空間的規劃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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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觀念
本題為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的經典申論考題,考查考生對近代都市計畫典範、空間生產理論與地景本質論的整合批判能力。核心理論脈絡包含:
- 理性規劃範型(Rational Comprehensive Planning, RCP):
- Patrick Geddes 的「調查-分析-規劃」(Survey-Analysis-Plan, SAP)方法論。
- 總體規劃(Master Plan)作為現代國家機器(State Apparatus)推行技術官僚治理、土地使用分區管制(Zoning)與基礎設施配給的法定工具。
- 重寫本/疊寫本概念(Palimpsest)與文化地景(Cultural Landscape):
- 地景並非待開發的空白畫布(Tabula Rasa),而是歷史積累、社會網絡、地方依附(Place Attachment)與常民生活實踐的物質沉澱。
- 空間生產邏輯(The Production of Space)之批判:
- 昂希·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的空間三元辯證:構想的空間(Representations of Space,規劃師的抽象空間)與生活的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s,常民實踐的具體空間)之對立。
-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的「空間修補」(Spatial Fix)與地租資本化觀點:總體規劃如何淪為國家與資本聯盟積累剩餘價值的工具,導致「使用價值」被「交換價值」侵蝕、地方感被抹除。
解題方法
本題宜採取「程序建構 本體論辯證 結構性批判」的三段進程作答:
- 第一子題(Master Plan 的形成與程序):以技術理性與制度化程序切入,交代規範性的法定步驟(目標、現況調查、預測評估、分區擬定、公眾參與及審議)。
- 第二子題(既存地景與 Master Plan 的關係界定):從本體論視角對比兩種態度——「現代主義的抹除與替換(白紙論)」vs「歷史生態的重寫(疊寫本)」,說明規劃本質上是國家抽象符號對地方具體生活紋理的覆寫。
- 第三子題(以 Master Plan 生產空間之規劃邏輯評析):引用空間政治經濟學(列斐伏爾、哈維、史考特《看見國家》),批判其由上而下(Top-down)、均質化、資本導向的盲點,並提出由下而上、協同溝通(Communicative/Collaborative Planning)之反思與出路。
申論擬答
一、都市計畫中 Master Plan 的形成過程與訂定機制
「總體規劃」(Master Plan)又稱綜合規劃或大綱圖,本質上源自 20 世紀初現代都市計畫運動,強調對都市未來一定年期(通常為 20 至 25 年)在土地使用、交通路網、公共設施及人口容受力上的前瞻性、全盤性配置。其標準形成過程遵循「理性規劃範型」(Rational Planning Model),主要包含以下五個核心階段:
- 目標確立與願景指引(Goal Formulation):
依據區域上位計畫、國家經濟發展政策與地方長遠願景,釐定該新市鎮或更新區的空間發展定位、成長規模與功能屬性。 - 現況基礎調查與診斷(Survey and Analysis):
奠基於派翠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倡導的「調查-分析-規劃」(SAP)架構,針對自然生態水文、土地產權、現有人口社會結構、經濟產業活動、既有公設及歷史建物進行全面田野普查與計量空間分析(GIS 疊圖)。 - 推估預測與方案擬定(Forecasting and Plan Formulation):
推估未來人口成長與產業需求規模,進而劃定空間結構骨架(如路網走廊、綠地基盤),編定各機能使用分區(住宅、商業、工業等),並配置公共設施用地(學校、醫院、公園)。 - 多方案評估與民眾參與(Evaluation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進行交通影響評估、環境影響評估(EIA)與財務可行性分析;並透過公聽會、公開展覽或工作坊,蒐集利害關係人意見,修正方案。 - 法定審議、發布與落實推動(Adoption and Implementation):
送交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進行法定審查,經核定發布實施後,轉化為具法律約束力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如建蔽率、容積率及開發許可規範),導引政府公共投資與民間開發。
二、既存地景與 Master Plan 的關係界定
第 2 題25 分
國發會擬定了 2050 台灣淨零(net-zero)轉型的政策,請試闡述淨零規劃的意義及取徑,並從環境規劃設計的角度及社區的尺度,提出其中關於「生活轉型」及「社會轉型」的可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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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觀念
-
淨零排放(Net-Zero Emissions)的定義與規劃意涵:
- 淨零排放指在特定時期內,人為溫室氣體排放量與人為移除量(碳匯、負碳技術)達成平衡,即:
- 淨零規劃非單純的工程技術或末端管制問題,而是涉及經濟結構、空間形態、社會制度與日常生活方式的「社會-生態-技術系統(Socio-Ecological-Technical Systems, SETS)」深層轉型。
- 淨零排放指在特定時期內,人為溫室氣體排放量與人為移除量(碳匯、負碳技術)達成平衡,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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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發會「臺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四大轉型架構:
- 四大轉型領域包括:能源轉型、產業轉型、生活轉型、社會轉型,並輔以「科技研發」與「氣候法制」兩大治理基礎。
- 本題聚焦於空間專業者最能施展、且與常民生活最直接相關的後兩者:
- 生活轉型:著重個人及群體於「食、衣、住、行/轉向」之消費選擇、行為改變與生活形態重塑。
- 社會轉型:著重「公正轉型(Just Transition)」、社會對話、公民參與、在地賦權與脆弱群體的氣候韌性保障。
-
環境規劃設計與「社區尺度」的接合:
- 社區是落實日常低碳實踐、建立共濟網絡與推動由下而上(bottom-up)集體行動的最佳空間治理單元(neighborhood/community scale)。
解題方法
本題為理論論述與策略規劃題,採「概念界定 取徑分析 空間與政策策略對應(生活+社會)」的三段演繹法進行解答:
- 第一部分(意義與取徑):界定淨零規劃的本質,並區分兩大核心取徑:由上而下的「結構技術取徑」與由下而上的「社會生態取徑」。
- 第二部分(生活轉型策略):鎖定社區空間環境設計,對應住居建築能效、低碳運具微循環、在地循環經濟與都市農耕。
- 第三部分(社會轉型策略):著眼於公正轉型、社區充權(empowerment)、參與式民主與能源民主(Energy Democracy)。
申論擬答與詳解
一、 淨零規劃的意義與取徑
1. 淨零規劃的意義
淨零規劃是指在氣候變遷減緩(Mitigation)與調適(Adaptation)的雙重目標下,透過制度設計、空間重構與資源配置,使區域內溫室氣體人為排放達到淨零的整體性行動方案。其核心意義包含:
- 超越單純減碳,重構發展典範:打破傳統「褐色經濟(排碳促增長)」思維,邁向低碳、循環且具韌性的綠色生活模式。
- 空間與物質代謝的結構性調整:從城鄉規劃視角出發,將能源流、物質流、交通流納入地景與聚落紋理的空間配置考量。
- 兼顧氣候正義與社會包容:避免氣候政策加劇既有社會不平等,確保邊緣弱勢群體不因轉型成本而遭受剝奪。
2. 淨零規劃的主要取徑
- 技術與市場取徑(Top-down / Technological-Market Approach):
- 核心:側重再生能源技術創新、智慧電網、碳定價機制(碳稅、碳權交易)及產業能效提升。
- 侷限:偏向專家理性與技術定命論,容易忽視在地生活脈絡與分配不均問題。
- 社會與制度轉型取徑(Bottom-up / Socio-Institutional Approach):
- 核心:著眼於制度翻轉、社會實踐、生活習慣重組以及多層級治理(Multi-level Governance)。
- 價值:重視社區自發性網絡、集體生活實踐與在地生態知識,是達成持久淨零不可或缺的基礎。
二、 社區尺度的「生活轉型」環境規劃設計策略
生活轉型聚焦於「住」與「行」的空間設計誘導,將低碳選擇化為日常預設選項(Default choice):
第 3 題25 分
請比較以下三種西方早期城市規劃模型的相同與差異之處:
(1) 霍華德(Ebenezer Howard)的 Garden City;
(2) 柯比意(Le Corbusier)的 Radiant City(Ville Radieuse);
(3) 奧斯曼(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的巴黎改造(travaux haussmanni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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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觀念
本題旨在測驗考生對於 19 世紀中葉至 20 世紀初「西方近代都市規劃思想史」的掌握程度,核心觀念包含:
- 都市病理學的回應脈絡:19 世紀工業革命引發的人口暴增、霍亂疫病流行、貧民窟蔓延與交通癱瘓,如何促使規劃者從「衛生防衛」、「社會改良」或「技術理性」切入尋求解方。
- 空間組織與密度範式:
- 「去中心化/田園分散」(Decentralization):霍華德以低密度、自然圍繞、多核心衛星城鎮打破大都市壟斷。
- 「垂直高密度/幾何集中」(Vertical Density / Towers in the Park):柯比意主張以鋼筋混凝土高樓向上爭取空間,在維持甚至提高密度的同時釋放大面積地面綠地。
- 「外科手術式改造/線性軸線」(Baroque-Imperial Intervention):奧斯曼在既有歷史核心內部進行大刀闊斧的道路劈開、分區立面規制與地下衛生下水道整合。
- 土地產權與社會控制本質:
- 霍華德:反對土地投機,主張土地公有/社區信託(Community Land Trust),追求社會主義烏托邦。
- 柯比意:仰賴國家威權與資本巨頭(泰勒主義/福特主義生產邏輯),追求機器時代的高效率技術官僚統治。
- 奧斯曼:國家資本主義與第二帝國威權統治的結合,兼具防範市民街壘革命(軍事治安)與房地產資本積累擴張(資本循環)之雙重目的。
解題方法
本題為典型的比較申論題,切入點應避免「流水帳式」分別介紹三者,而應採用「矩陣式比較法」(Comparative Matrix Framework):
- 確立比較維度:
- 歷史與政治經濟背景(時代脈絡與推動主體)
- 空間型態與密度策略(擴張/收縮、路網結構、建築形式)
- 土地產權與經濟機制(土地價值分配、資本運作)
- 治理意識形態與社會目標(社會改革、技術理性、帝國維穩)
- 提煉核心相同處(共通性):鎖定「工具理性/由上而下(Top-down)的總體規劃本質」、「衛生防疫考量(日光、空氣、綠地)」與「對傳統有機街道(舊城肌理)的否定或重構」。
- 精準對比差異處(歧異性):透過圖表化與結構化論述,對比三者在「空間形態」、「基地對象(新市鎮 vs. 舊城更新)」、「社會政治立場」上的根本分歧。
詳細比較與申論分析
一、相同之處(共通性)
- 環境衛生改良主義(Sanitarian Movement)的實踐:
三者皆深受 19 世紀「瘴氣論」(Miasma Theory)及公共衛生運動的影響,皆將「充足日照、流暢通風(Air and Light)、排水衛生、綠化空間」視為消除疫病與改善市民健康的絕對處方。 - 由上而下的理性總體規劃(Top-down Master Planning):
皆崇尚技術官僚或規劃菁英的意志,視空間為可被幾何學、工程學精確計算與控制的客體,缺乏由下而上的公眾參與機制。 - 功能分區與交通現代化的追求:
三者皆強調依功能分離空間,並以現代交通工具(火車、汽車、馬車與主幹道林蔭大道)作為組織城市骨架的樞紐,徹底排斥中世紀式狹窄、混亂且無效率的傳統街道。
二、差異之處(歧異性)
1. 空間模型與形態結構之差異
- 霍華德(Garden City):
- 空間拓撲:同心圓結合放射狀的自限性規模模型(標準規模約 30,000 至 32,000 人,佔地 6,000 英畝,其中市鎮核心僅佔 1,000 英畝)。
- 密度與介質:極低密度,以永久農業綠帶(Greenbelt)阻隔城市蔓延,多個田園城市透過城際鐵路串聯成「社會城市」(Social Cities)網絡。
- 柯比意(Radiant City):
- 空間拓撲:嚴格的正交幾何網格與笛卡兒式軸線,以「人體工學/生物有機體」為隱喻進行功能分區(頭部為商業金融中樞、胸腹為高層居住、邊緣為工業)。
- 密度與介質:垂直立體超高密度(建築覆蓋率僅 5%–15%,容積率極高),以高架十字形摩天大樓(Cruciform Towers)與巨型集合住宅(Unités)向上延伸,將 85%–95% 的地面釋出為連續的綠地公園(Park City)。
- 奧斯曼(巴黎改造):
- 空間拓撲:放射狀巨型林蔭大道(Grandes Percées)網絡,以外科手術式直接貫穿、切除巴黎中世紀密集的舊城紋理。
- 密度與介質:維持連續密集的街廓立面(Haussmann Blocks,限高約 20 公尺,沿街立面線條整齊劃一),透過紀念性節點(如歌劇院、凱旋門、火車站)建立視覺透視與權力軸線。
第 4 題25 分
台灣近年的農業土地有眾多爭議,包括農地違規使用(如設立工廠)、農地污染、農舍違規增建、休耕、「農地種電」、配合科學園區設置及都市計畫變更而徵收,以及國土計畫法的農地發展地區劃設等。請舉出一個真實的台灣農地爭議案例,說明你對於此案例的分析,以及你身為規劃者可以提出何種處理爭議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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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觀念
本題評量考生整合「土地使用規劃」、「空間政治經濟學」與「環境治理」等理論的能力,核心在於檢視台灣在快速工業化、能源轉型與都市擴張背景下,農地資源被「商品化」與「外部化」的結構性衝突。主要涵蓋之理論觀念包括:
- 地租與土地商品化理論(Land Rent & Commodification):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的「資本二次循環」(Secondary Circuit of Capital)指出,資本從製造業等生產領域轉入房地產與土地基礎建設以延緩利潤危機。農地的「農業生產地租」與非農使用(如光電、工業、建地)的「差異地租」落差,驅使農地加速脫離農業生產。
- 多功能農業與糧食主權(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 Food Sovereignty):農地除了初級生產外,具備生態保育、微氣候調節、洪水滯洪與文化景觀等多功能價值。過度開發侵害農地總量,將危及國家糧食安全與氣候韌性。
- 公正轉型與空間正義(Just Transition & Spatial Justice):綠能發展或高科技園區開發屬於國家層級的外部政策驅動,若其轉型代價(如農村地景破碎、小農租佃流失、生態棲地破壞)由在地弱勢社群片面承擔,即構成環境不正義(Environmental Injustice)。
- 國土空間治理與成長機器理論(Growth Machine & Land Use Planning):探討地方政府與政商聯盟如何利用土地徵收、分區變更等規劃工具將農地邊緣化,並對照《國土計畫法》從「功能分區」(農發展一、二、三、四類)落實空間總量管制的制度初衷。
解題方法
面對台大城鄉所的申論題型,答題架構應遵循「經典具體案例選取 空間政治經濟與環境衝擊分析 多維度規劃解決方案」的三段式邏輯:
- 案例選定:挑選具備高度全國代表性、涉及多方利益衝突、且兼具產業/能源與農地保護矛盾的典型案例。本解選取「台南七股/學甲漁電共生與農地種電爭議」(亦可選彰化晶圓廠或中科二期徵收、桃園航空城、農地違章工廠輔導等,但七股案例在能源政策、地方生計與生態網絡間的張力最為飽滿,極具理論發揮空間)。
- 多維度分析:切分「制度/政策誘因」、「在地生計/租佃階級」、「景觀生態衝擊」三層次,指出根本衝突點在於中央由上而下的指標壓力與地方生態社會脆弱度的斷裂。
- 規劃者解決方案:不應只提出口號式的行政宣示,必須從「空間規劃工具(總量與敏感區位分級管制)」、「經濟與產權機制(農地信託與收益回饋)」、「協商與治理體系(賦權型公眾參與)」提出可落實的規劃者專業干預手段。
完整解答範本
一、 爭議案例概述:台南七股與學甲地區「漁電共生/農地種電」爭議
1. 案例背景
隨著國家「2050 淨零排放」與再生能源轉型政策推動,地面型太陽光電面臨土地供給吃緊問題,政策因而轉向「農電共生」與「漁電共生」。台南七股、學甲等沿海地區為傳統水產養殖與低地農地重心,亦為黑面琵鷺等度冬候鳥之重要生態棲地。近年光電業者以高於傳統養殖/農業地租數倍之價格向地主承租土地,引發養殖戶被驅逐、農漁地景破碎化、養殖產能實質下降等社會與環境危機。
2. 核心爭議分析
- 地租落差引發之「租佃置換」與世代生計剝奪:
光電業者支付之地租每年每公頃可達數十萬元,遠高於傳統養殖承租租金。不具土地所有權的「實耕農/租地養殖戶」遭到地主解約,形成資本驅逐勞動力的「掠奪性積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導致青年返鄉創業受阻與農漁村空洞化。 - 「假共生、真發電」與生產功能虛化:
許多案場名義上維持「養殖/農作結合」,實質上透過遮光率過高、施工翻整基底破壞土質與水質,造成魚塭與農地實質喪失生產力,違背《農業發展條例》維護農業生產本質之立法旨趣。 - 景觀破碎化與生態網絡斷裂:
七股一帶為西南沿海國際候鳥遷徙線之重要中繼站。零星零散、缺乏景觀總體規劃之鋼構與光電板全面鋪設,切割完整水域與農田綠帶,引發熱島效應與生態避難所喪失。
二、 規劃者角色之爭議解決方案
身為城鄉空間規劃者,應超越單一「反對」或「全盤接受」的二元對立,透過整合性規劃工具重建能源、生產與生態之均衡:
第 5 題25 分
現代城市如同錯綜複雜的生態系統,由社會、科技、文化和數位網絡構成,其運作範圍涵蓋從在地社區到全球資本與資訊流動的多個層面。城市流動性研究(urban mobility research)探討這些網絡的交叉點,強調流動性作為理解城市動態的一種工具。事實上,將城市視為流動樞紐的概念並非新鮮事,經典社會學家如喬治·齊美爾(George Simmel)、艾彌爾·涂爾幹(Emile Durkheim)以及馬克斯·韋伯(Marx Weber)早已認識到移動與交換對於城市現象的核心意義。請試由前述其中一人觀點詮釋當代亞洲城市流動性之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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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觀念
本題評量考生能否將「古典社會學理論」對都市特質的經典洞見,轉化並應用於批判分析「當代全球化與數位化語境下的亞洲城市空間動態」。關鍵概念包含:
- 古典都市社會學視角:
- 喬治·齊美爾(Georg Simmel):《大都會與精神生活》(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1903)與《貨幣哲學》(The Philosophy of Money, 1900)。核心在於刺激過載(sensory overload)、冷漠態度(blasé attitude)、貨幣經濟的抽象量化,以及個人在高度流動密集的網絡中尋求主體自由與自我保護之張力。
- 艾彌爾·涂爾幹(Émile Durkheim):從「機械連帶」到「有機連帶」的分工轉型、動態密度(dynamic density)、社會失序(anomie)與集體意識之重構。
-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非正統支配:城市的社會學》(The City)。核心在於自律市場、理性化行政體系、市民身分權利(citizenship)與城鄉法律制度區隔。
- 新流動範式(New Mobilities Paradigm)與當代亞洲城市脈絡:
- 包含物質、資本、資訊與人口的多尺度流動(Sheller & Urry, 2006)。
- 當代亞洲城市特徵:高度壓縮的現代化進程(compressed modernity)、超高密度垂直空間(hyper-density)、非正式經濟與平台資本主義(如 Grab、外送平台、微移動工具)深度交織、以及數位監視技術與算法治理下的感官重組。
解題方法
本題要求選擇「前述其中一人觀點」詮釋當代亞洲城市流動性之特徵。最佳切入典範首選為喬治·齊美爾(Georg Simmel),理由在於:
- 微觀與宏觀的連結度最高:齊美爾特別聚焦於「身體、知覺體驗與精神結構」如何受到都市客觀流動(交通、商品交易、貨幣網絡)的塑造,這極度契合亞洲巨型城市(如東京、首爾、臺北、曼谷、新加坡)中高度密集且數位化的日常生活實踐。
- 論證架構嚴謹對齊:可由「齊美爾三大核心命題」對應「當代亞洲城市的流動特徵」展開論述:
- 命題一:神經刺激過載 亞洲高密度、高度媒介化的超流動景觀
- 命題二:冷漠態度(Blasé Attitude)的數位升級 算法中介下的「接觸而不相遇」
- 命題三:貨幣經濟的純量化 移動即服務(MaaS)與平台資本主義對城市空間的榨取
擬答論述
一、理論架構:齊美爾的都會精神生活與交換哲學
齊美爾在《大都會與精神生活》中指出,都會的本質是由無數流動與交換構成的刺激總和。面對急劇變化的外在刺激與川流不息的陌生人,都市人發展出「理智主義(intellectualism)」與「冷漠態度(blasé attitude)」作為心理防衛機制,以隔絕感官的超負荷。同時,在《貨幣哲學》中,齊美爾揭示了貨幣作為終極交換媒介,將所有異質的質性價值化約為抽象的數字與功能性交易。
二、當代亞洲城市流動性之三大特徵詮釋
第 6 題25 分
全球化已將規劃師、設計師和建築師的關心焦點轉向整個世界。即便過去許多人已經在自己的家鄉或移居地之外工作,如今由於新的法律規範、國際貿易協定以及先進的通訊技術,跨國實踐已成為當代建築與規劃事務所的常態。世界貿易組織現在將建築專業服務指定為全球可交易的商品即為直接例證。然而,這些專業人士往往發現自己未充分準備應對這一任務,原因在於對歐洲和北美以外的建築與城市缺乏相對成熟的理論基礎與歷史知識。此外,儘管「全球化」、「跨國」和「跨文化」等詞彙已成為常用語,未來仍然充滿不確定性,因為歷史所扮演的力量在開放與封閉邊界之間常常相互牴觸。在眾多主張之中,後殖民理論(postcolonial theory)希望能為全球化的未來打造更為適應的城市與建築環境,從而避免全球化演變成為新型帝國想像的延續。請以後殖民論述的觀點說明都市空間營造如何因應以及斡旋全球化所帶來的優劣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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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觀念
本題的核心在於**「後殖民理論(Postcolonial Theory)如何介入全球化空間生產的批判與實踐」**。主要涉及以下重要概念與理論脈絡:
- 批判性世界主義與非西方知識生產(Decolonizing Knowledge):
反思西方現代主義(Modernism)與新自由主義將歐美城市經驗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的偏誤,揭示跨國建築與規劃專業在 WTO 架構下商品化輸出時,容易淪為「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或文化帝國主義的載體。 - 第三空間與混雜性(Third Space & Hybridity):
引用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的「混雜性」與「第三空間」,打破「全球 vs. 地方」、「現代 vs. 傳統」的二元對立,探討空間如何在權力縫隙中產生挪用、拼裝(Assemblage)與轉譯(Translation)。 - 從屬階級空間能動性(Subaltern Agency):
借鑑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與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等學者對從屬階級(Subaltern)與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的討論,關注非正式部門(Informality)、邊陲聚落與常民在空間實踐中的生存策略與協商能力。 - 全球在地化與批判性地域主義(Glocalization & Critical Regionalism):
在空間營造中兼顧全球資本、技術與通訊的流動優勢,同時立足於在地氣候、地貌、工藝、物質性與社會記憶,避免陷入無差異的複製(Tabula Rasa)或表面化的懷舊異國情調(Exoticism)。
解題方法
本題為申論題,答題架構應採「破題定位 全球化衝擊之辨證分析(優劣勢) 後殖民觀點之因應與斡旋機制 具體空間營造策略」四層次推進:
1. 破題:全球化下空間專業的新殖民焦慮
當代跨國規劃與建築實踐被納入全球資本與貿易流動體系,然而專業知識庫長期由全球北方(Global North)主導,使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空間治理常被套用標準化現代範式。後殖民理論的切入點,在於揭露空間專業中的權力不對等,拒絕將全球化等同於西方化,並在歷史邊界的開放與封閉之間,重拾在地主體性與空間協商能力。
2. 全球化對都市空間營造的優劣勢影響
- 優勢面(流動與賦能):
- 跨國知識與技術網絡:永續環境工法、先進構造系統、大數據與智慧基礎設施的跨國流動,提供地方跳躍式升級硬體品質的契機。
- 多元文化主義與能見度:全球舞台提供地方文化被世界看見的機會,形成跨文化對話(Transcultural dialogue)的平台。
- 劣勢面(同質化與剝奪):
- 空間迪士尼化與奇觀化(Spectacle):跨國明星建築師(Starchitects)與資本聯手,將城市地景打造為脫離地方紋理的「消費標誌」,造成地方感的消解(Placelessness)。
- 空間士紳化與新殖民分化:大型開發案常伴隨強制拆遷、驅逐低收入者,導致「雙重城市(Dual City)」或「飛地都市主義(Enclave Urbanism)」的形成。
第 7 題25 分
雪莉·愛恩斯坦(Sherry Arnstein)在 1969 年提出了著名的公民參與階梯(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模型,描述了獲得授權的公共機構和官員如何與公民權力取得平衡,以及如何提高公民機構、控制和權力的參與。請回答以下幾個相關問題:
(1) 談參與之前,該如何理解規劃和機構、權力之間的關係?(8 分)
(2) 公民參與階梯(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模型包含了哪些不同程度的參與?階梯模型和六七零年代的規劃理論主張可如何對話?(12 分)
(3) 在你所見到的台灣環境規劃情境中,試著舉一例說明公民參與的實踐程度,以及可如何對應到公共參與階梯中的不同層次?(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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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觀念
本題的核心觀念圍繞於規劃政治學(Politics of Planning)、權力重分配(Power Redistribution)與公民參與理論(Citizen Participation Theory):
- 規劃的本質與權力結構:規劃並非中立客觀的純工程技術,而是國家機器、官僚機構(Institutions)與資本/社會各方利益進行資源重組、價值裁決與空間生產的政治過程。
- 雪莉·愛恩斯坦(Sherry Arnstein, 1969)的「公民參與階梯」(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參與的本質是「權力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 of power)。模型由下而上分為八個梯階、三大層次:
- 非參與(Nonparticipation):操縱(Manipulation)、治療(Therapy)。
- 形式參與/象徵主義(Tokenism):告知(Informing)、諮詢(Consultation)、安撫(Placation)。
- 公民權力(Citizen Power):夥伴關係(Partnership)、授權(Delegated Power)、公民控制(Citizen Control)。
- 1960~1970 年代規劃理論轉向:批判「理性全面規劃」(Rational-Comprehensive Planning)之技術官僚霸權,發展出保羅·戴維多夫(Paul Davidoff)的「倡導式規劃」(Advocacy Planning)、林布隆(Charles Lindblom)的「漸進主義」(Incrementalism)及後續向溝通規劃(Communicative Planning)過渡的多元價值思潮。
- 台灣在地實踐之空間政治:環評機制、都市更新、區段徵收或參與式預算中,民眾如何從被動公聽會(形式諮詢)過渡或受限於制度設計之具體困境。
解題方法
本題為三子題申論題,答題策略應採取結構化的「理論定位 模型剖析與典範對話 在地經驗檢證」之邏輯推進:
- 第 (1) 小題(8 分):從政治經濟學與空間社會學切入。破除「技術理性」迷思,論述國家機構如何透過法制與行政壟斷空間界定權,並點出「參與若無實質權力轉移,即淪為機構統治的合法化儀式」。
- 第 (2) 小題(12 分):分兩層次回答。首先,精準繪出或條列 Arnstein 的八階三層架構,並說明各層次的權力分配意涵;其次,將該模型置入 1960-70 年代脈絡(民權運動、反戰、都市更新失敗),與「倡導式規劃」(Davidoff)及對「理性全面規劃」的批判進行對話。
- 第 (3) 小題(5 分):選取具代表性的台灣環境/都市規劃案例(例如:都市計畫公聽會/自擬細部計畫、大觀事件、航空城區段徵收、或台北市參與式預算)。清楚區分「官方目前停留在哪一階」與「民間爭取推進到哪一階」,展現理論對應分析能力。
解題技巧
- 破題關鍵詞必須精準:Arnstein 在原著中開宗明義:「Citizen participation is a categorical term for citizen power. It is the redistribution of power...」。答題若未扣緊「權力重分配」,分數難以上衝。
- 階梯名稱切勿記錯:八個梯階的英中對照(Manipulation Therapy Informing Consultation Placation Partnership Delegated Power Citizen Control)必須依序正確列出。
- 避免案例淪為泛泛之談:寫台灣案例時,切忌只寫「大家都有表達意見」,必須直接點出行政程序中的制度節點(如:都委會陳情、公聽會、公民投票、共管機制)分別落在階梯的哪一級。
【答案】試題詳解
(1) 談參與之前,該如何理解規劃和機構、權力之間的關係?(8 分)
在探討公民參與之前,必須先解構「規劃」的政治本質。傳統技術理性典範常將規劃包裝為客觀、中立且基於公共利益的空間配置技術;然而,批判空間理論指出,規劃本質上即是一種高度政治性的資源分配與價值仲裁過程。
- 規劃作為機構(國家機器)的治理技術:
- 規劃機構(如各級城鄉發展局、營建署、都市計畫委員會)並非單純的公眾代理人,而是具有特定組織理性、追求行政效率與資本積累合法性的官僚體系。
- 機構透過法制化工具(如都市計畫法、土地徵收條例、建築技術規則),壟斷了空間分類、土地使用分區及發展權的定義權。此即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謂的「治理性」(governmentality),規劃體制藉由專業知識將複雜的社會階級與生存權爭奪「技術化」,轉化為看似客觀的容積率、道路截角與產權數據。
- 規劃體系內的權力非對稱性:
- 空間生產是權力關係的物質化顯現。在既有體制下,握有決策權的官僚機構常與土地資本、開發利益形成「成長聯盟」(Growth Coalition),而基層民眾、弱勢社群及非正式聚落則常被排拒於決策核心之外。
- 參與的真偽取決於權力結構的重組:
- 若不反思規劃與機構、權力的共謀關係,「參與」極易被機構收編,退化為一種替既定開發政策背書的「行政除魅」工具。唯有正視制度結構中的權力不對等,並將參與視為**挑戰官僚壟斷、實現權力實質再分配(Redistribution of Power)**的鬥爭過程,公民參與才具備解放性的意義。
第 8 題25 分
韌性(Resilience,或譯為「復原力」)是至少近十年來熱門關鍵字。在環境規劃上常常提出,甚至還出現在總統府設置的「全社會防衛韌性委員會」。
請回答以下相關問題:
(1) 請說明韌性(或「復原力」)的原初理論意義?(8 分)
(2) 請嘗試指出採用韌性理論可能意外造成的效果或誤解?(12 分)
(3) 請嘗試解釋為什麼韌性(或「復原力」)成為熱門關鍵字?採用之有何積極意義?(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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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觀念
本題考查環境規劃與批判空間理論中的核心典範轉移——韌性(Resilience)理論的源起、批判與當代政治意義:
- 韌性概念的源起與演進:生態學家 C. S. Holling(1973)所開創的「生態韌性」(Ecological Resilience)與傳統「工程韌性」(Engineering Resilience)之區辨,以及進一步延伸至社會—生態系統(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SES)的「演化/適應性韌性」(Evolutionary / Adaptive Resilience)。
- 韌性理論的批判性反思(負面效果與誤解):政治生態學(Political Ecology)與批判地理學對韌性話語的檢討,包含:新自由主義治理技術(去責任化的國家與個體化承擔)、維持壓迫性體制的現狀維護(保守主義傾角)、遮蔽結構性不平等(權力關係的非政治化)、以及對「常態(normalcy)」的本質化想像。
- 當代制度轉向與積極價值:面對極端氣候、地緣政治衝擊等複合性未知風險(Deep Uncertainty),從傳統「預測與防堵(Predict and Control)」轉變為「與擾動共存、適應性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的實踐轉向。
解題方法
本題為標準的城鄉所申論題型,解題架構採「溯源定義 批判反思 治理重構」三段式邏輯:
- 第 (1) 小題(8 分):精確界定原初意義。由 Holling 經典論文出發,明確區分工程韌性(回彈至單一穩態)與生態韌性(吸納衝擊、體制轉移的容忍度),並點出適應循環(Adaptive Cycle)的非線性動態本質。
- 第 (2) 小題(12 分):這是全題配分最高、拉開分數差距的關鍵。不能僅談字面誤解,必須調動批判理論視角,從「權力政治」、「社會正義」與「治理技術」三個層次剖析其負面後果(去政治化、制度卸責、忽視結構不平等)。
- 第 (3) 小題(5 分):扣合當前極端不確定性的時代脈絡(氣候變遷、全社會防衛),論述韌性取代傳統安全論述的積極意義(跳脫脆弱度受害者視角、動態學習與跨部門協同治理)。
解題技巧與常見陷阱
- 概念混淆陷阱:切忌將韌性直接等同於「耐受力(Resistance)」或「工程防禦力(硬體堤防不破)」。原初理論的核心恰恰是揚棄「剛性防禦」,強調系統在承受擾動後的「吸納、重組與演變」。
- 批判視角深度:臺大城鄉所強調空間政治與社會正義。回答第 (2) 小題時,若只寫「大家以為韌性就是抗災能力」會被評為淺層;必須指出「將生存壓力轉嫁到底層民眾」、「藉韌性之名合理化政府退場」等新自由主義批判。
- 題幹時事扣合:題幹提及「全社會防衛韌性委員會」,在第 (3) 小題可點出該詞彙從自然生態擴展至國家安全、地緣政治與基礎設施之系統性連動,更能凸顯答題的敏銳度。
【答案】
(1) 韌性(Resilience)的原初理論意義
「韌性」一詞源於物理與材料力學(指材料受力變形後回復原狀的能力),但作為當代環境規劃與資源管理的理論基石,其原初學術意涵源自加拿大生態學家 C. S. Holling 於 1973 年發表的奠基之作《生態系統的韌性與穩定性》(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其核心理論內涵包含:
- 「工程韌性」與「生態韌性」之典範區隔:
- 工程韌性(Engineering Resilience):立基於線性思維,預設系統存在「單一穩定平衡狀態(Single Steady State)」。關注焦點在於系統遭受擾動後,回復到原先平衡狀態的「恢復速度(Return Time)」。此概念往往導向「抵抗衝擊、維持現狀」的硬體工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