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 年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中國通史》

本題旨在探討漢代與唐代酷吏任職身分的差異，並連結至漢唐間國家政治結構的演變。此題的核心在於理解中央集權的加強，以及官僚體系從地方精英主導轉向中央官僚體系專業化的過程。

解題思路如下：

1. 釐清「循吏」與「酷吏」的定義與功能：

   • 循吏：指在地方上為政清廉、愛民如子的官員。
   • 酷吏：指在地方或中央嚴厲執法、手段殘酷的官員，其目的通常是為了維持秩序、打擊犯罪、或達成特定的政治目標（如整頓吏治、鎮壓反對勢力等）。

2. 分析漢代酷吏的背景與職位：

   • 漢代地方郡國長吏（如郡守、相）擁有較大的自主權，其任職不僅仰賴中央任命，地方豪族勢力也扮演一定角色。
   • 漢代酷吏常被派往地方，負責整頓地方秩序、打擊地方豪強、徵收稅賦等。他們的權力與中央的聯繫相對較弱，有時甚至成為地方勢力鬥爭或中央地方權力博弈的工具。
   • 漢代中央集權雖已開始，但地方勢力仍有相當的影響力，中央需要透過設置酷吏來加強對地方的控制，但這些酷吏本身也可能成為地方的壓迫者。

3. 分析唐代酷吏的背景與職位：

   • 唐代中央集權體系更為成熟，官僚體系高度專業化，透過三省六部制、科舉制等制度，中央對官員的選拔、任用、考核與監督更為嚴密。
   • 唐代酷吏多為中央官員（如御史、監察官員、刑部官員等），直接隸屬於中央政府，執行中央的政策和命令。
   • 他們的主要職責是在中央層級監察百官、整頓朝綱、審理重大案件，或奉命處理特定事務（如鎮壓叛亂、整頓財政等）。

本題引用唐長孺先生的觀點，探討魏晉南北朝時期胡漢衝突的演變，從「民族衝突」轉向「階級衝突」，並進一步促成胡漢融合。考生需要根據對魏晉南北朝社會經濟史的理解，舉出具體的歷史事件來說明這種轉變。

核心概念：

1. 胡漢衝突的民族性特徵：早期北方衝突，漢人與非漢民族（如匈奴、鮮卑、羯、羌等）之間，常帶有鮮明的種族對立色彩。
2. 階級衝突的出現：隨著時間推移，特別是北方政權的建立與發展，社會內部原有的階級矛盾（如地主與農民、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開始凸顯，並與民族矛盾交織。
3. 階級衝突的表現：這些衝突體現在哪些方面？例如，北方政權如何處理與漢族地主、農民的關係？如何利用或壓迫不同民族的底層民眾？
4. 階級衝突如何促進胡漢融合：當不同民族的底層民眾，因為階級利益而產生共同的壓迫者或共同的利益訴求時，民族界線就可能變得模糊。

解題思路：

1. 確立魏晉南北朝時期胡漢衝突的演變框架：

   • 早期（如五胡十六國時期）：民族衝突是主旋律，各民族政權爭奪對漢族地區的統治權，常伴隨屠殺、掠奪等民族仇恨行為。
   • 中期（如北魏統一北方後）：民族問題與社會經濟問題開始交織。北魏政權面臨如何統治廣大漢族地區、如何處理與漢族地主、農民的關係，以及如何安置和管理眾多民族的問題。
   • 後期（如北魏孝文帝改革及其後）：民族政策的調整（如推行漢化），以及社會經濟矛盾的激化，使得階級衝突逐漸浮現。

2. 舉例說明「階級衝突」的發生與其背後的原因：

   • 北魏的均田制與租調制：

     • 背景：北魏統一北方後，需要穩定社會經濟，並處理大量人口（包括漢族和北方游牧民族）的生計問題。
     • 內容：均田制是將國家（或貴族）擁有的土地分配給農民，使其自耕自足；租調制則是基於土地分配，向農民徵收租、調、庸等稅賦。
     • 階級衝突的體現：
       • 土地分配不均：雖然有均田制，但實際上土地分配並非絕對公平。鮮卑貴族、漢族大族、官僚等往往佔有大量土地，而普通農民（包括漢族和部分北方民族的農民）分到的土地有限，甚至無地可耕。
       • 賦役的壓迫：租調制的實施，對農民造成沉重的負擔。特別是當統治者（無論是鮮卑貴族還是漢族官僚）為了鞏固統治、發展經濟、擴張軍事而加重賦役時，就容易激起農民（無論漢族還是其他民族）的反抗。
       • 勞役的剝削：除了國家層面的賦役，地方豪族和統治階級也常常對農民進行勞役剝削，這種剝削不分民族，而是基於社會地位。

   • 北魏的漢化政策與民族矛盾的轉化：

     • 背景：孝文帝推行漢化改革，試圖消除民族隔閡，加強中央統治。
     • 內容：遷都洛陽、改漢姓、穿漢服、說漢語、禁胡服、禁胡語等。
     • 階級衝突的體現：
       • 鮮卑貴族內部的分化：漢化政策引起了部分保守派鮮卑貴族的不滿，他們認為這損害了民族傳統。而支持漢化的鮮卑貴族則與漢族統治階層融合。

本題要求從「海洋帝國」的視角，討論宋、元、明、清四個朝代與周邊國家的互動關係。此一視角關鍵在於如何理解「海洋帝國」的內涵，並將之套用到中國歷史上這幾個朝代的對外關係上。

「海洋帝國」的定義與應用：
一般而言，「海洋帝國」是指一個國家，其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面向，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海洋的連結、貿易、運輸、軍事擴張，並透過海洋對外施加影響力。這通常意味著擁有強大的海軍、發達的海洋貿易網絡、以及透過海洋進行殖民或建立勢力範圍。

將此視角應用於中國歷史：
中國傳統上被視為「陸權國家」，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完全忽略海洋。尤其是在宋、元、明、清時期，由於內外環境的變化，海洋因素在國家互動中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我們需要探討的是：

1. 這些朝代是否有意圖建立「海洋帝國」？
2. 它們的海洋活動（貿易、軍事、外交）有多麼發達？
3. 海洋活動在它們與「周邊國家」的互動中佔有多大的比重？
4. 「周邊國家」在這裡的定義可能需要擴大，不僅限於陸上鄰國，也應包含海上鄰國及更遠的海外國家。

以下將分朝代討論：

一、宋朝（960-1279）

• 海洋互動的背景：

  • 陸上壓力：長期面臨北方遼、金、西夏等政權的軍事壓力，陸路貿易受阻，海上貿易的重要性提升。
  • 經濟發展：商品經濟發達，城市化水平高，對海外商品的進口和製成品出口需求增加。
  • 技術進步：造船技術、航海技術（如指南針的應用）不斷進步，為遠洋航行提供了條件。

• 與周邊國家的互動：

  • 海上貿易極為發達：宋朝政府積極鼓勵海外貿易，設立市舶司管理貿易，並與東南亞（如越南、柬埔寨、泰國、馬來西亞）、南洋群島（印尼、菲律賓）、印度洋沿岸（印度、波斯、阿拉伯）乃至東非等地進行貿易。
  • 海上勢力：宋朝擁有強大的海軍，用於保衛海上交通線、打擊海盜，並在對金戰爭中曾嘗試利用海軍進行攻勢。雖然宋朝沒有像後來的歐洲國家那樣進行大規模的海外殖民，但其海上貿易網絡的廣度和深度，以及對海上交通線的控制，展現了強大的海洋實力。
  • 周邊國家：
    • 東南亞（占城、高麗、日本等）：宋朝與這些國家進行頻繁的朝貢貿易和私人貿易，輸入香料、藥材、象牙等，輸出瓷器、絲綢、銅錢等。
    • 南洋及印度洋沿岸：與滿剌加、麻逸、三佛齊、天竺、大食等國家和地區有廣泛的貿易往來。
    • 陸上鄰國（遼、金）：雖然有陸上衝突，但海上貿易並未完全中斷，宋朝也利用海路進行運輸和聯繫。

• 「海洋帝國」特徵：宋朝展現了高度發達的海洋貿易，以及維護海上交通線的能力，其海上經濟影響力遠播，是名副其實的「海洋經濟強國」，但其「帝國」的屬性更多體現在對海上貿易的組織和管理，而非軍事征服或殖民統治。

二、元朝（1271-1368）

• 海洋互動的背景：

  • 蒙古帝國的繼承：元朝繼承了蒙古帝國的擴張傳統，並將其擴張方向延伸至海上。
  • 統治的需要：為了加強對廣大疆域（包括東南沿海、台灣、海南島，以及海外屬國）的控制，並進行對外征伐，元朝極為重視海軍建設和海上運輸。
  • 對外貿易的重視：元朝繼承並發展了宋朝的海上貿易，並將其納入帝國的國家戰略。

• 與周邊國家的互動：

  • 大規模海上征伐：元朝發動了多次大規模的海上遠征，如征日本（兩次）、征安南（越南）、征爪哇（印尼），雖然大多失敗，但展現了其巨大的海洋軍事投送能力和擴張野心。
  • 龐大的海上運輸網絡：為了支持其軍事行動和帝國的龐大利益，元朝建立了龐大而高效的海上運輸系統，連接中國南北、東南亞、印度洋，甚至遠至波斯灣。
  • 海外貿易的擴張：元朝的海上貿易比宋朝更為國際化，直接與歐洲（如馬可波羅的來華）進行聯繫，並在泉州、廣州、明州（寧波）等設立市舶司，管理規模巨大的海外貿易。
  • 周邊國家：
    • 東亞（日本、朝鮮）：曾發動大規模征伐，並有貿易往來。
    • 東南亞（安南、占城、爪哇、三佛齊等）：進行了征伐、朝貢與貿易，對該地區施加了巨大的影響。
    • 印度洋沿岸（印度、波斯、阿拉伯）：貿易網絡深入，並與當地建立了政治聯繫。

• 「海洋帝國」特徵：元朝具有明顯的「海洋帝國」特徵。它不僅擁有龐大的海軍和發達的貿易網絡，更展現了透過海軍進行遠距離軍事干預和擴張的野心，雖然最終的軍事征服多數失敗，但其海洋活動的規模和影響力是空前的。

三、明朝（1368-1644）

• 海洋互動的背景：
  • 初期：朱元璋吸取元朝滅亡的教訓，採取了相對保守的對外政策，如「海禁」政策，以防倭寇和鞏固統治。
  • 鄭和下西洋：明初永樂、宣德年間，鄭和七次下西洋，是中國歷史上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壯舉，其目的包括宣揚國威、建立朝貢體系、尋找建文帝等。
  • 中期以後：海禁政策的嚴格執行，以及倭寇問題的困擾，使得明朝的海上活動受到限制。但同時，民間私人貿易和走私活動依然活躍，並與東南亞、日本等地區有間接聯繫。

本題要求考生以宋、元、明、清為時空範圍，舉出兩例來闡述宗教和族群如何成為策動民眾進行政治反抗或社會運動的力量。這需要考生對這四個朝代的歷史有深入的理解，特別是與宗教、族群衝突相關的社會運動或起義。

核心概念：

1. 宗教作為動員力量：宗教教義、組織、儀式、信仰群體，都可能被用來凝聚人心、提供反抗的合法性基礎、或作為團結群眾的工具。
2. 族群作為動員力量：共同的語言、文化、歷史記憶、身份認同、或是作為被壓迫者的共同經驗，都能促使同一族群團結起來，對抗外部的壓迫或尋求自主。
3. 宗教與族群的交織：在許多歷史情境中，宗教信仰與族群身份是緊密相連的，這使得它們在策動反抗時更具力量。

解題思路：

1. 確定時空範圍：宋、元、明、清。
2. 選擇兩例：從這四個朝代中，挑選兩個具有代表性的、能清晰體現宗教或族群力量策動反抗的案例。
3. 分析案例：
   • 說明反抗的背景。
   • 指出其中宗教或族群扮演了什麼角色？是如何被策動的？
   • 解釋其作用機制（如教義的號召力、組織的動員能力、族群認同的凝聚力、對抗壓迫的合法性等）。
   • 說明其結果（成功或失敗，對歷史產生何種影響）。

建議選擇的案例（考生可自行選擇其他符合條件的案例）：

案例一：元末農民起義中的白蓮教與民族矛盾

• 時空範圍：元朝末期。
• 背景：元朝統治後期，民族壓迫嚴重（蒙古人、色目人統治漢人、南人），階級矛盾尖銳，賦役沉重，自然災害頻繁，社會矛盾激化。
• 宗教與族群力量的體現：
  • 宗教（白蓮教）：白蓮教是一個具有彌勒信仰的民間宗教團體，其教義宣揚「彌勒下生，減省兵災」，具有強烈的末世和救世色彩。白蓮教的組織網絡遍布民間，能夠有效傳播其教義、凝聚信徒，並為反抗提供宗教合法性（推翻舊世界、建立新秩序）。它在元末的多次起義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如韓山童起義，就以「復宋」為旗號，結合了宗教與民族復興的訴求。
  • 族群（民族矛盾）：元朝實行的民族等級制度（四等人制），將漢人、南人置於蒙古人和色目人之下，導致了嚴重的民族歧視和壓迫。漢人、南人等族群對這種不平等待遇感到強烈不滿。許多起義領袖本身就是漢人或南人，他們將反抗元朝的統治，與漢民族的復興、反抗異族統治聯繫起來。
• 策動機制：白蓮教的組織和教義為反抗提供了框架和動員力量，而元朝嚴重的民族矛盾則為反抗提供了強烈的動機和群眾基礎。宗教的「彌勒下生」與民族的「光復漢唐」的訴求相互結合，極大地激發了民眾的反抗熱情。
• 結果：元末農民起義最終推翻了元朝的統治，雖然起義過程複雜，有多方勢力參與，但白蓮教和民族矛盾無疑是其中最為重要的策動力量之一。

案例二：明末農民起義中的宗教色彩與族群（漢族）的反抗

• 時空範圍：明朝末期。
• 背景：明朝末年，政治腐敗，宦官、權貴專權，土地兼併嚴重，賦役沉重，加上連年天災（旱災、蝗災），導致民不聊生，社會矛盾極度尖銳。
• 宗教與族群力量的體現：
  • 宗教（民間宗教、佛教、道教的變異）：與元末類似，明末農民起義中也存在宗教的影響。例如，一些農民起義軍的領袖，如羅汝才、李自成（早期）、張獻忠等，都與一些民間宗教團體（如無生老母信仰、彌勒信仰等）有聯繫，或者其隊伍中包含大量的宗教信徒。宗教教義有時被用來解釋災難的來源（統治者罪惡所致），或提供對新秩序的憧憬。
  • 族群（漢族反抗滿族統治的開端）：雖然明朝本身是漢族建立的王朝，但其統治後期，面臨來自東北的滿族的崛起。明末農民起義在客觀上削弱了明朝的力量，為滿族的入關提供了機會。在農民起義失敗後，一部分漢族力量（如南明政權）與滿族統治者展開了長期的鬥爭，這其中就包含了強烈的漢族作為一個族群對抗異族統治的意識。儘管明末農民起義本身更多是階級矛盾的爆發，但其後期與清朝的對抗，則帶有明顯的族群鬥爭色彩。
• 策動機制：
  • 階級矛盾與宗教的結合：明末的災難和統治者的腐敗，為宗教提供了傳播的土壤。宗教信仰為受苦民眾提供精神慰藉和反抗的合法性，組織也為動員群眾提供了便利。
  • 族群意識的萌發：在明朝後期，尤其是面對滿族的威脅時，漢族作為一個族群的意識開始增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