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 年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世界通史》

本題主要考查考生對羅馬共和時期歷史的理解，包括其重要標誌的意義、制度特徵、晚期危機以及羅馬帝國建立的過程與奧古斯都的統治特色。

(1) SPQR 的含義、羅馬共和制度的特徵：

• SPQR 的含義： SPQR 是拉丁文 "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 的縮寫，意為「元老院與羅馬人民」。這個標誌象徵著羅馬共和時期權力的來源是元老院（代表貴族階級）和人民（代表公民）的共同授權，體現了共和政體的精神。
• 羅馬共和制度的特徵：
  • 權力分立與制衡： 羅馬共和制設有兩個主要的執政官（Consul），由公民大會選舉產生，任期一年，權力相互制衡，且不得連任。此外，還有監察官（Censor）、裁判官（Praetor）、財務官（Quaestor）等不同職位，分別負責不同的行政與司法事務。
  • 元老院（Senate）： 元老院是羅馬共和時期最重要的決策機構，由經驗豐富的卸任官員組成，擁有極大的權威，負責外交、財政、軍事等重大決策。雖然理論上元老院的決策需要公民大會的批准，但實際上元老院的影響力遠大於公民大會。
  • 公民大會（Assemblies）： 羅馬共和時期存在多種公民大會，如百人隊會議（Comitia Centuriata）、部落會議（Comitia Tributa）等，負責選舉官員、通過法律、宣戰等。然而，這些大會的結構往往有利於財富較多的公民，使得政治權力不完全平等。
  • 法治精神： 羅馬共和時期發展出了一套相對完善的法律體系，如《十二銅表法》，強調法律的公開與適用，為後世羅馬法奠定了基礎。

(2) 羅馬共和晚期的危機與奧古斯都統治的特色：

• 羅馬共和晚期的危機：
  • 社會經濟危機： 隨著對外擴張，大量奴隸湧入，對小農經濟造成嚴重衝擊，導致土地兼併嚴重，貧富差距擴大，無地農民增多，社會矛盾尖銳。

本題聚焦於中世紀東西方基督教會（東方正教與羅馬天主教會）如何從最初的統一走向最終分裂的過程，要求考生運用五個關鍵字來闡述其歷史淵源與關鍵節點。

東西方基督教會的分裂是一個漫長且複雜的過程，其根源可追溯至羅馬帝國晚期，並在中世紀不斷加劇，最終在1054年正式爆發，其後又因特定事件而進一步深化。以下將運用所提供的關鍵字逐一說明：

• 地理、語言與文化差異的基礎：

  • 地理： 羅馬帝國的東、西部分裂，使得東西方教會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逐漸疏遠。東方以君士坦丁堡為中心，西方以羅馬為中心，兩地距離遙遠，溝通不便。
  • 語言： 東方教會主要使用希臘語，而西方教會則廣泛使用拉丁語。語言的隔閡不僅影響了神學思想的交流，也使得聖經和宗教儀式的翻譯與詮釋產生差異。
  • 文化： 東方教會深受希臘哲學和羅馬帝國晚期東方文化傳統的影響，強調神秘主義和個人靈性；西方教會則更多地受到羅馬法和日耳曼文化傳統的影響，更注重組織、權威和實踐。

• 關鍵字闡述分裂的緣由與過程：

  1. Roman primacy (羅馬主教的優先權/至上權)：
     這是東西方教會分歧的核心問題之一。西方教會，特別是羅馬主教（教宗），主張其擁有繼承自聖彼得（St. Peter）的使徒繼承權，因此在教會內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primacy）。東方教會雖然承認羅馬主教是「眾主教之首」（primus inter pares，意為「首位但同儕中的第一位」），但並不認可其絕對的管轄權和最終的裁判權，認為君士坦丁堡主教也應享有相當的地位。這種關於權力歸屬的爭議，是導致教會分裂的重要政治和神學因素。

  2. Filioque (聖靈的發出)：
     這是神學上的關鍵分歧點，也是直接導致1054年大分裂的導火線之一。尼西亞信經（Nicene Creed）原記載聖靈「由父而出」。但西方的教會，特別是羅馬教會，在信經中加入了 "Filioque"（拉丁文，意為「並從子」），聲稱聖靈「由父並從子而出」。東方教會認為此舉違反了教父會議的決定，篡改了信經，並在神學上質疑其合理性，認為這歪曲了三位一體（Trinity）的教義。這個神學上的爭執，加劇了雙方的對立。

  3. Iconoclasm (聖像破壞運動)：
     聖像破壞運動主要發生在東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的歷史上，尤其是在公元8世紀和9世紀。

本題要求考生闡述17至18世紀歐洲專制主義興起的歷史背景，並以一位代表性君主為例，說明其統治如何體現專制主義的精神。

一、專制主義興起的歷史背景：

17至18世紀的歐洲，普遍經歷了一段被稱為「專制主義時代」的時期。這一現象的興起並非偶然，而是多種歷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1. 宗教改革與宗教戰爭的影響： 16世紀的宗教改革打破了天主教在歐洲的絕對權威，引發了一系列宗教戰爭。這些戰爭耗時長、破壞大，給歐洲帶來了巨大的動盪和混亂。為了平息戰亂、恢復秩序，人們開始渴望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權威來統一國家、鎮壓異議。君主們藉由宗教衝突，確立了對教會的控制權，並將宗教作為鞏固其統治的工具。
2. 民族國家的興起與強化： 隨著中世紀封建制度的衰落，歐洲逐漸從分散的封建領地走向集權的民族國家。君主們需要打破地方貴族的勢力，建立統一的國家機構、法律和稅收體系。專制主義為君主提供了集中權力、削弱貴族、整合國家資源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3. 經濟發展與重商主義（Mercantilism）： 17、18世紀，重商主義經濟思想盛行。這種思想強調國家應積極干預經濟，通過保護本國產業、鼓勵出口、限制進口來積累財富，以增強國力。為了實施重商主義政策，君主需要強大的中央政府來徵稅、管理貿易、建立國家壟斷企業。專制君主正是這樣一個能夠推動大規模國家經濟建設的強力推動者。
4. 軍事革命的影響： 17世紀以來，歐洲經歷了「軍事革命」，火藥武器的普及、軍隊規模的擴大、軍事技術的進步，使得戰爭的成本大幅增加。維持一支強大的常備軍需要龐大的財政支持，這促使君主們努力擴大稅收權力，並將軍事與國家財政緊密聯繫起來，進一步強化了中央集權。
5. 早期啟蒙思想的影響（有限）： 雖然啟蒙思想主要在18世紀後期對專制主義構成挑戰，但在早期，一些思想家（如馬基雅維利，儘管其時代較早，但其思想影響深遠）也為君主提供了如何有效統治的建議，其中包含對權力集中和國家利益至上的強調。

二、代表性歐洲專制君主及其作為：

眾多歐洲君主中，法國的**路易十四（Louis XIV）**無疑是專制主義最典型的代表。他自稱「太陽王」（The Sun King），其統治時期（1643-1715）被視為法國專制主義的頂峰。

路易十四的作為及其體現專制主義精神之處：

1. 「朕即國家」（L'état, c'est moi）的理念與實踐： 這句名言雖然未必是路易十四親口說出，但完美地概括了他的統治哲學。他認為國家的權力完全集中在他一個人手中，他就是國家的化身。

本題要求考生從政治、思想、經濟等多個角度，闡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國家社會主義（納粹主義）興起，並最終導致希特勒於1933年上台的原因。這是一個涉及德國近代史、國際關係以及意識形態發展的重要問題。

國家社會主義（納粹主義）在德國興起及希特勒上台的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慘敗對德國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戰後德國所面臨的種種困境，為極端民族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的滋生提供了溫床。

一、政治因素：

1. 《凡爾賽條約》的屈辱與德國人民的普遍不滿：

   • 戰爭罪責條款（Article 231）： 條約強迫德國承認其為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唯一罪魁，這在德國人民心中引起了極大的憤怒和屈辱感。
   • 巨額戰爭賠款： 條約規定了天文數字的戰爭賠款，嚴重阻礙了德國的經濟復甦，並被視為對德國的經濟扼殺。
   • 領土割讓與軍隊限制： 德國失去了大片領土，其軍隊規模受到嚴格限制，這些都加劇了德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對戰勝國的仇恨。
   • 「背後捅刀」的陰謀論： 德國右翼勢力，特別是軍方，散佈「背後捅刀」（Dolchstoßlegende）的陰謀論，聲稱德國並非在戰場上戰敗，而是被國內的社會主義者、共產黨人和猶太人所「出賣」。這為納粹黨攻擊魏瑪共和政府提供了藉口。

2. 魏瑪共和政府的虛弱與不穩定：

   • 政治合法性危機： 魏瑪共和政府是在德國戰敗、皇帝退位後成立的，其政治基礎並不穩固，長期被右翼勢力視為「叛國者」的產物。
   • 政治動盪與頻繁的內閣更迭： 魏瑪時期，德國政壇動盪不安，極左（共產黨）和極右（納粹黨等）勢力不斷挑戰現有體制，導致內閣頻繁更迭，政府無法有效運轉，也難以制定和執行長遠政策。
   • 議會民主的缺陷： 魏瑪憲法雖然民主，但其比例代表制導致議會中黨派林立，難以形成穩定的多數派政府，使得政府決策效率低下。
   • 政治暴力： 左右翼極端勢力頻繁發動政治騷亂和暗殺，社會秩序受到嚴重破壞。

3. 希特勒與納粹黨的政治策略：

   • 煽動性演講與宣傳： 希特勒是一位極具煽動力的演說家，他善於利用人民的恐懼、憤怒和民族主義情緒，通過大規模集會、宣傳品和廣播，將納粹黨塑造成能夠拯救德國的唯一力量。
   • 利用政治危機： 納粹黨抓住每一次政治和經濟危機的機會，擴大其影響力。例如，在經濟大蕭條時期，他們承諾提供工作和國家繁榮，吸引了大量失業民眾的支持。
   • 與保守勢力的結盟： 希特勒並非獨立崛起，他巧妙地與德國傳統的保守派、工業界和軍方領袖結盟，利用他們的資源和影響力，最終說服總統興登堡（Hindenburg）任命他為總理。保守派誤以為可以利用希特勒來鎮壓左翼，進而控制他，但結果恰恰相反。

二、思想因素：

1. 極端民族主義的盛行：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國就瀰漫著強烈的泛日耳曼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潮，主張德國民族的優越性和擴張權力。戰敗後，這種情緒轉化為對外國壓迫的仇恨和對恢復德國榮光的渴望。納粹主義將這種民族主義推向極致，宣揚「雅利安人」種族的優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