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 年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中國史》

本題主要在於比較中國歷史上兩個重要的分裂時期——三國時代與五代十國時期，並探討其發展過程中的異同及其歷史意義。考生需要具備對這兩個時期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層面的宏觀認識，並能進行深入的比較分析。

【解題思路】
考生應從以下幾個面向思考兩時期的差異：

1. 政治格局與權力結構：

   • 三國：魏、蜀、吳三國鼎立，地域相對穩定，各政權內部政治結構相對成熟，例如曹魏的中央集權、蜀漢的漢室正統論、東吳的江東士族聯合。雖然有權臣篡മ്പി，但政權更迭主要在內部，外部的對峙是三方較量。
   • 五代十國：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五代）輪替頻繁，是北方中原地區政權的快速更迭，同時南方及其他地區存在眾多割據政權（十國）。北方政權的權力基礎不穩，常受北方民族（如契丹）影響，軍事將領的擁立作用極大，導致政權不穩定。十國則相對穩定，但缺乏統一的動力。
   • 差異與意義：三國時期的政治格局雖分裂，但相對穩定，各政權有較長期的發展和制度建設，對後世影響深遠（如曹魏的制度）。五代則呈現政治的極度動盪與碎片化，軍事將領的影響力過大，是中央集權衰落、地方勢力抬頭的典型，為後來的宋朝統一奠定了基礎，但也加劇了民族衝突。

2. 社會結構與階級流動：

   • 三國：世族門閥的影響力依然存在，但隨著軍閥混戰，部分起自寒門的將領和官僚有機會崛起，階級流動相對有限，但比前代（東漢）有一定變化。
   • 五代十國：由於軍事政變頻繁，軍事將領及其親信的社會地位急劇提升，原有的世族門閥體系受到嚴重衝擊。科舉制度在部分時期有所發展，但軍功往往是更直接的晉升途徑。社會階層的流動性較三國時期更大，但更多是軍事力量驅動的。
   • 差異與意義：三國時期社會結構的變動是緩慢的，世族仍扮演重要角色。五代時期則因政治動盪，社會結構發生劇烈變動，軍事力量成為社會流動的重要推手，為宋朝重文抑武、發展科舉制度的社會結構變革埋下伏筆。

3. 經濟發展與文化特色：

   • 三國：經濟上，各政權為鞏固統治，都重視農業生產（如曹操的屯田制）。文化上，學術思想相對活躍，建安文學是重要代表，士人階層雖受影響但仍有一定發展空間。
   • 五代十國：經濟上，由於長期戰亂，中原地區經濟受到嚴重破壞。南方政權（如吳越、南唐）則相對穩定，經濟得以發展，成為重要的經濟重心。文化上，文學藝術（如詞、繪畫）在動盪中仍有發展，但學術思想的整體發展不如三國時期那樣有代表性的學派或思想家湧現。
   • 差異與意義：三國時期經濟的恢復與文化學術的發展具有一定的整體性（儘管有限）。五代時期則呈現經濟發展的南北差異，以及文化藝術在動盪中尋求慰藉與發展的特點。這也預示著中國經濟重心南移的趨勢，以及文化發展模式的轉變。

本題旨在探討南北朝時期士族（世家大族）在不同政治環境下的差異性，要求考生能具體比較南朝世族與北朝世族的處境、挑戰及生活方式。這需要考生對南北朝時期的政治、社會、文化有較為細緻的了解。

【解題思路】
考生應從以下幾個面向思考南、北世族的差別：

1. 政治地位與權力來源：

   • 南朝世族：南朝政權（宋、齊、梁、陳）多為寒門出身的軍事將領所建立，但這些政權為了鞏固統治，往往需要拉攏和依賴江南原有的士族門閥。因此，南朝世族在政治上佔據重要地位，掌握著相當大的權力，例如參與朝政、擔任重要官職，甚至影響皇權的更迭（如「printk」現象）。他們的權力來源主要依賴於家族的聲望、學術聲望、累積的政治資本以及與統治者的關係。
   • 北朝世族：北朝政權（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多為鮮卑等北方民族建立，初期對漢族士族採取了一定的限制和改造政策（如北魏的「漢化」改革、均田制、三長制等）。北朝世族雖然也擁有一定的政治影響力，但其地位的穩固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對新興統治者的順從程度以及能否融入新的統治階層。部分漢族世族為了生存和發展，採取了「依附」或「融入」策略，與鮮卑貴族結合。
   • 差異與意義：南朝世族在相對傳統的政治體系中，延續了東漢以來的門閥政治，權力相對穩固且獨立。北朝世族則面臨著由北方民族主導的新興政權，其政治地位的取得和維持，更需要適應和融入新的政治文化，挑戰更大，但也促成了南北文化的融合。

2. 社會文化與價值觀：

   • 南朝世族：南朝士族普遍崇尚清談、玄學、文學藝術，追求門第、名聲和隱逸的生活方式。他們重視家族傳承，將「清白」和「高雅」視為重要價值，對漢文化有較強的認同和維護。例如，東晉以來形成的「琅琊王氏」、「陳郡謝氏」等大家族，在文化上影響深遠。
   • 北朝世族：北朝世族，尤其是漢化的北方士族，在面對北方民族的文化衝擊時，一方面努力維持漢文化傳統，另一方面也受到北方民族粗獷、務實、尚武的文化影響。他們的價值觀更趨向於務實、功業，例如參與軍事、管理地方事務。北魏孝文帝推行漢化改革後，漢族士族與鮮卑貴族的界限逐漸模糊，價值觀也更加融合。
   • 差異與意義：南朝士族代表了漢文化在南方的延續與發展，強調文化、名節。北朝士族則體現了在多元文化碰撞下的適應與轉變，更強調務實與功業，為中華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

3. 面臨的挑戰與生存策略：

   • 南朝世族：南朝世族面臨的主要挑戰是如何在不斷更迭的寒門政權中保持自身的權力與地位，避免被邊緣化。他們的生存策略主要是通過聯姻、學術聲望、政治投機，以及利用家族累積的資源來維護家族利益。同時，他們也面臨來自統治者猜忌的風險。
   • 北朝世族：北朝世族面臨的挑戰更為嚴峻，包括如何應對北方民族的統治、如何在漢化改革中定位自身、以及如何在動盪的政治環境中尋求生存。他們的生存策略更加多樣，包括積極參與漢化改革、與鮮卑貴族聯姻、擔任軍事官職、甚至隱居避世。部分世族為了生存，不得不放棄原有的家族傳統，適應新的政治文化。
   • 差異與意義：南朝世族在維護傳統的道路上尋求生存。北朝世族則在變革與融合中尋求生存，這種策略的差異反映了南北不同政治環境的本質區別，也塑造了南北朝時期不同的歷史進程。

本題要求考生結合宋代（含）以後的中國史學史知識，評述「國可滅，史不可滅」這句話在古代與現代的適用性，以及「歷史需要新思維，不要再用過去的史觀講歷史」的觀點。這是一道結合史學理論與歷史實踐的題目，考驗考生對中國史學發展脈絡的掌握及批判性思考能力。

【解題思路】
考生首先需要理解題幹的兩個核心論點：

1. 「國可滅，史不可滅」的古今差異：古代的「國」與「史」的關係，與現代有何不同？
2. 「歷史需要新思維，不要再用過去的史觀講歷史」：這個觀點是否成立？宋代以後的史學發展如何體現或挑戰這一觀點？

接著，考生應運用宋代（含）以後的中國史學史知識來進行評述。以下是一些關鍵的史學發展時期與思潮，可供考生參考：

一、評述「國可滅，史不可滅」的古今差異

• 古代（宋代以前）：

  • 「國」與「史」的緊密關聯：在傳統觀念中，「國」往往指一個政權或王朝。史書的編纂與流傳，常與王朝的興衰、統治者的合法性、道德評價緊密相連。例如，史官的職責之一就是為當代或前代君王立傳，評價功過。史書的「正統」觀念，也與王朝的「國統」密切相關。
  • 「史」的延續性：即使國家滅亡，其歷史紀錄（史書）往往得以保存，成為後繼者了解前代、總結經驗教訓的依據。例如，《史記》雖然記錄了秦朝的滅亡，但其歷史記載卻流傳下來。
  • 「國」的滅亡與「史」的存續：即使王朝覆滅，但其文化、制度、歷史記憶（史）卻可能延續，成為後世建國的基礎或借鑑。

• 現代（宋代以後，特別是近現代）：

  • 「國」的定義擴展：現代「國」的概念更為複雜，不僅指政權，也包含民族、國家認同、主權等。政權更迭（如朝代更替）與國家存續（如中華民族的延續）是兩個層面的問題。
  • 「史」的內涵擴展：現代史學不再僅限於政治史、帝王史，社會史、經濟史、文化史、思想史、大眾史學等蓬勃發展，研究對象和方法都更加多元。
  • 「國」的滅亡與「史」的存續：現代歷史研究更強調對過去歷史的客觀呈現與多元解讀，即使政權（如清朝）滅亡，其歷史仍然是研究的對象，並且可以從更廣泛的視角（如民族史、社會史）來理解。
  • 「史」的「不可滅」：從現代角度看，「史」的「不可滅」不僅指史書的保存，更指歷史經驗、歷史記憶、歷史學作為一門學科的發展，以及歷史研究的持續進行，這些 are 更加難以被徹底抹滅。

二、評述「歷史需要新思維，不要再用過去的史觀講歷史」

• 宋代以後史學的「新思維」：

  • 宋代史學：
    • 客觀性與實錄精神：歐陽修的《新五代史》提出「平心觀史」，強調「是非」、「褒貶」的客觀性。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以「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為宗旨，強調史料的真實性與政治指導意義，並採用編年體，力求客觀敘述。
    • 史料考證：隨著史料的增多，對史料的辨偽、考證成為重要方法。
    • 學術化趨勢：史學逐漸從政治附庸走向學術獨立，出現專門研究歷史的學者。
  • 明清史學：
    • 考據學的興盛：尤其清代，考據學達到頂峰，對史料的辨析、校訂、輯佚成為主流，例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的史學成就，強調「求真」。
    • 史書編纂的巨擘：如《永樂大典》、《四庫全書》的編纂，體現了對歷史文獻的集成與整理。
    • 思想解放的萌芽：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的史學著作，已經開始批判君主專制，具有一定的「新思維」的萌芽，例如黃宗羲對君主權力的批判。
  • 近現代史學：
    • 西學東漸與史學革命：梁啟超、王國維等引入西方史學方法（如科學方法、社會學方法），提倡「新史學」，強調要研究「國民之精神」，將史學研究擴展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層面。
    • 唯物史觀的引入：五四運動後，馬克思主義史學（唯物史觀）的引入，對中國史學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強調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分析，重視階級鬥爭，成為主流史學思潮之一。
    • 史學的多元化：改革開放後，西方各種史學思潮（如年鑑學派、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等）紛紛進入，中國史學呈現多元化發展態勢，對傳統史觀進行了更深入的挑戰和反思。

• 「不要用過去的史觀講歷史」的評述：

  • 肯定方面：這句話強調了歷史研究需要與時俱進，不能墨守成規。用傳統的「帝王將相」、「正統」觀念來解讀現代社會，顯然是脫節的。歷史研究需要運用新的理論、新的方法、新的視角來理解過去，揭示歷史的複雜性與多樣性。

本題要求考生運用宋代（含）以後的中國歷史知識，並結合全球史或東亞史的視野，挑選出在政治、經濟、社會、思想、科技、文化等六個面向中，最適合與世界史進行比較（compare）或連結（connect）研究的兩個主題，以及最不適合的兩個主題，並詳加論述理由。這是一道考驗考生宏觀視野、跨文化比較能力以及對中國歷史發展與世界歷史互動理解的題目。

【解題思路】
考生需要理解「比較（compare）」與「連結（connect）」研究的意義。

• 比較（compare）：找出不同文明或區域在相似的歷史時期，在特定議題上呈現的異同之處，探究其成因。
• 連結（connect）：探究不同文明或區域之間的互動、傳播、影響關係，例如貿易、文化交流、技術傳播等。

考生應從宋代（含）以後的中國歷史，在六個面向（政治、經濟、社會、思想、科技、文化）中，思考哪些主題與世界其他地區（特別是西方、東亞其他國家）存在可比性或互動關係，哪些則相對獨立或獨特性太強，難以進行有效比較。

以下列出各面向可能探討的主題，考生可據此進行篩選並闡述理由：

一、最適合比較或連結研究的主題

選擇標準：

1. 普遍性/互動性：該主題在世界其他地區也普遍存在，或中國與其他地區曾有密切的互動。
2. 可比性：儘管存在差異，但其核心問題或發展邏輯有可比之處。
3. 史料豐富：有足夠的史料支持進行比較或連結研究。

建議候選主題（考生可任選其中兩個，並闡述理由）：

1. 經濟面向：海上貿易與全球經濟體系（宋代以後）

   • 適合理由：宋代以後，中國的海外貿易（如泉州、廣州等港口）極為發達，與東南亞、印度洋乃至東非都有聯繫。這與歐洲地理大發現後崛起的全球貿易體系在時空上有所交疊，且都涉及商品交換、貨幣流通、航海技術、跨文化交流等。可以比較中國與歐洲在不同歷史階段如何融入或推動了全球經濟的形成與發展，探討其模式、影響的異同。例如，可以比較宋代的海上絲綢之路與近代歐洲的貿易路線，探討其對世界經濟格局的影響。

2. 科技面向：技術傳播與交流（如火藥、印刷術、指南針的傳播；或西方科學技術的傳入）

   • 適合理由：中國的四大發明（火藥、印刷術、指南針、造紙術）對世界文明產生了深遠影響。宋代以後，這些技術的傳播與應用，以及西方科學技術（如天文學、數學、醫學、軍事技術）的傳入（如耶穌會士帶來的知識），都是典型的「連結」研究對象。可以比較技術傳播的路線、速度、影響力，以及技術在不同文化中的適應與變革。例如，比較火藥在東西方軍事技術發展中的作用，或比較中國傳統天文學與西方傳入的近代天文學的差異與互動。

3. 思想面向：儒學的變異與西方思想的影響（如宋明理學與西方啟蒙思想的對話）

   • 適合理由：宋明理學是中國傳統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探討的倫理、政治、宇宙觀等問題，與西方啟蒙思想（如理性主義、個人主義、國家理論）在某些層面上存在可比性。晚明以來，西方思想（如耶穌會士帶來的知識）開始傳入中國，對中國思想界產生衝擊，這也是「連結」的絕佳案例。可以比較儒學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變異，以及中西思想交流的過程、成果與挑戰。例如，可以比較朱熹的理學體系與洛克的自然法思想，探討其對政治倫理的闡釋異同。

4. 文化面向：城市生活與消費文化（宋代以後）

   • 適合理由：宋代中國的城市（如開封、杭州）高度繁榮，出現了發達的市民文化、消費文化，包括飲食、娛樂、服飾、藝術品等。這與同期歐洲城市的發展（如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城市）在某些方面具有可比性。可以比較不同文明中城市化的進程、市民階層的興起、消費模式、文化藝術的發展。例如，比較宋代《清明上河圖》所描繪的城市生活與歐洲同期繪畫所呈現的城市景觀。

二、最不適合比較或連結研究的主題

選擇標準：

1. 獨特性/孤立性：該主題在中國歷史上具有極強的獨特性，難以在世界其他地區找到類似的現象或發展路徑，或者與世界的互動極為有限。
2. 缺乏可比性：即使有相似的詞彙，但其內涵、背景、發展邏輯與世界其他地區存在根本差異。
3. 史料限制：相關史料不足以支持跨文化比較。

建議候選主題（考生可任選其中兩個，並闡述理由）：

1. 政治面向：科舉制度的發展與中國傳統官僚體系

   • 不適合理由：科舉制度是中國歷史上獨特的選官制度，它深刻影響了中國的政治結構、社會流動和文化教育。雖然世界上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的考試或選拔官員的機制，但科舉制度在其起源、發展歷程、對社會文化的滲透程度、以及長達一千多年的持續性上，都具有高度的獨特性。要進行嚴格意義上的「比較」，可能只能停留在非常表層的層面，難以深入探討其內在邏輯和文化意涵。要與之進行「連結」研究，也缺乏直接的互動證據。

2. 社會面向：宗法制度與家族倫理在中國社會結構中的核心地位

   • 不適合理由：以父系血緣為核心的宗法制度和強調孝道、忠君、長幼有序的家族倫理，是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基石，深刻影響了婚姻、繼承、社會關係、政治動員等方方面面。雖然其他社會也有家族觀念，但中國的宗法制度在組織形式、法律效力、意識形態滲透力上，顯得極為獨特和根深蒂固。要與之進行比較，很難找到能夠對應的、具有同等核心地位的社會結構。例如，西方的個人主義、契約精神等，與中國的宗法倫理存在根本性的差異。

3. 思想面向：天人關係的哲學觀與中國傳統的宇宙論

   • 不適合理由：中國傳統思想中「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等關於天人關係的哲學觀，以及獨特的陰陽五行、太極圖等宇宙論，雖然探討的是人類與自然、宇宙的關係，但其思維方式、概念體系與西方科學理性主義、神學觀念等存在較大的差異。要進行比較，可能難以找到直接對應的概念，容易產生誤讀或牽強附會。例如，將中國的「氣」與西方的「物質」直接對比，就可能忽略其深層次的哲學內涵差異。

4. 政治面向：傳統中國的「天下觀」與近代民族國家的興起

   • 不適合理由：「天下觀」是一種以中國為中心、講求朝貢體系、文化影響力而非主權平等的國際觀念。這種觀念在近代之前是中國處理對外關係的主要模式。而近代世界則是以主權國家為基本單位的民族國家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