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 年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碩士班乙組《西方哲學綜論》

本題旨在探討形上學中關於「組成」 (composition) 的基本問題，特別是「特殊組成問題」 (Special Composition Question)。此問題的核心在於探究當多個物件並存時，是否以及在何種條件下，它們會「組成」一個新的、單一的物件。這涉及到對「整體」與「部分」關係的理解，以及物件存在的條件。

核心觀念： 物件的組成、整體與部分的關係、形上學的存有論問題。

(1) 「特殊組成問題」可能的回答：

以下提供三種可能的回答，分別代表了不同的形上學立場：

• 極端聯邦主義 (Extreme Nihilism/Deflationism)： 這種觀點認為，除非有「非常特殊」的理由，否則物件並不會組成新的物件。也就是說，兩個或多個物件並存，通常只會是「多個物件」並存，而不會「組成」一個單一的「整體」。只有在極少數、特殊的情況下，例如「黏合」或「焊接」等，才可能產生新的單一物件。此觀點強調，預設組成是常態，反而需要特殊理由來辯護。

• 極端聯邦主義 (Extreme Particulism/Universalism)： 與上述觀點相反，這種觀點認為，只要有兩個或多個物件並存，它們就「總是」會組成一個新的、單一的物件。換句話說，組成是普遍的，不存在「只是」兩個物件並存而不組成任何東西的情況。只要物件存在，它們就必然會以某種方式「集合」成一個更大的整體。

• 中間立場 (Intermediate Position/Moderation)： 這是最常見且較為直觀的立場。它認為，組成並非總是發生，也不是從不發生。組成是否發生，取決於一些「中介性」的條件。這些條件可能與物件的性質、它們之間的關係、或者它們是否具有某種「結構性」或「功能性」的統一性有關。例如，一堆散亂的積木不會組成一個「房子」，但如果它們被組裝起來，形成房子應有的結構，那麼它們就組成了房子。

(2) 上述回答可能遭遇的困難：

• 極端聯邦主義 (Extreme Nihilism/Deflationism) 的困難：

  • 與直觀經驗的衝突： 我們日常經驗中，似乎有許多情況是多個物件組成一個單一的整體，例如一張桌子、一輛車、一個人。極端聯邦主義的觀點似乎與這種直觀的經驗相悖，需要對「組成」這個概念做非常嚴格的限定。
  • 定義「特殊理由」的困難： 如何精確定義何為「特殊理由」？例如，「黏合」是否就是唯一的特殊理由？如果兩個物件緊密貼合，但沒有被黏合，它們算不算組成？這會引發界線模糊的問題。

• 極端聯邦主義 (Extreme Particulism/Universalism) 的困難：

  • 產生過多的整體： 如果任何兩個並存的物件都組成一個新的整體，那麼我們會產生無限多、甚至荒謬的整體。例如，地球上的所有塵埃粒子、宇宙中的所有恆星，它們的組合都會形成一個新的整體。這似乎不符合我們的常識，也可能導致邏輯上的矛盾或不必要的形上學負擔。
  • 「整體」與「部分」的辨識困難： 如果組成無所不在，那麼如何區分一個「整體」和它所包含的「部分」？

本題探討形上學中關於「性質」 (properties) 的存有學地位問題。核心在於，當我們說「蘇格拉底是人」、「蘋果是紅色的」時，「人」和「紅色」這些「性質」是如何存在的？它們是獨立於個別事物而存在的「共相」，還是僅僅是事物本身的「殊質」，抑或是根本不存在？

核心觀念： 共相、殊質、唯名論、性質的存有學地位。

(1) 各理論的基本主張與支持理由：

• (a) 共相論 (Universals Theory):

  • 基本主張： 共相論認為，性質（如「紅色」、「人類」、「美麗」）是獨立於個別事物而存在的「共相」（universals）。這些共相是「多處一體」（one over many）的，意即它們可以被許多不同的個別事物所「分享」或「共存」。例如，「紅色」這個共相可以存在於多個紅色的蘋果、紅色的玫瑰、紅色的跑車中。個別事物之所以具有某種性質，是因為它們「參與」 (participate) 或「模仿」 (imitate) 了相應的共相。
  • 支持理由：
    • 解釋類比性 (Explanation of Similarity): 這是共相論最主要的理由。我們之所以能認識到兩個不同的紅色蘋果是「相似」的，是因為它們都分享了同一個「紅色」共相。共相提供了解釋事物相似性的最佳方式。
    • 解釋一般概念 (Explanation of General Concepts): 我們能夠形成關於「人類」或「紅色」的一般概念，是因為存在著這些共相供我們認識。
    • 語句的普遍性 (Universality of Sentences): 許多句子，如「所有人類都是會死的」，似乎預設了某種普遍性的事物（人類）的存在。

• (b) 殊質論 (Trope Theory):

  • 基本主張： 殊質論認為，性質並非獨立於個別事物而存在的共相，而是個別事物所「擁有」的「殊質」（tropes）。殊質是「一次性」且「個別性」的，意即每個殊質都只存在於某一個特定的事物中，並且是該事物的某一個特定性質。例如，一個紅色的蘋果擁有的「紅色殊質」與另一個紅色的蘋果擁有的「紅色殊質」是不同的、個別的殊質。殊質是「具體」的（particulars），而共相是「抽象」的（abstracta）。
  • 支持理由：
    • 避免共相的形上學難題： 共相論面臨許多形上學難題，例如共相如何能「同時」存在於多個地方？共相與個別事物的關係是什麼？殊質論認為，由於每個殊質都只存在於一個事物中，因此避免了這些「多處一體」的問題。
    • 解釋變化的問題： 個別事物的性質可以改變，例如蘋果從綠變紅。殊質論可以解釋為，蘋果「失去」了原有的綠色殊質，而「獲得」了紅色的殊質。
    • 與經驗的契合： 我們經驗到的是一個個具體的紅色蘋果，而不是抽象的「紅色」本身。殊質論認為，我們經驗到的就是這些具體的殊質。

• (c) 極端唯名論 (Extreme Nominalism):

  • 基本主張： 極端唯名論認為，根本不存在共相，也不存在殊質。所謂的「性質」，僅僅是個別事物的「名稱」或「標籤」。當我們說「蘋果是紅色的」，這僅僅意味著存在著許多事物，我們將它們都貼上「紅色」這個標籤。這些事物之間可能存在相似性，但這種相似性並非由一個共同的「紅色」來解釋，而是由它們「恰好」相似所致，或者是由我們人類的分類習慣所決定。
  • 支持理由：
    • 最簡潔的形上學： 這是最簡潔的形上學立場，它聲稱不存在任何抽象的共相或具體的殊質，只承認具體事物的存在。
    • 避免共相與殊質的難題： 由於不承認共相或殊質，自然也就不會面臨關於它們的存有學、關係或位置等難題。

本題探討知識論中關於「證成」（Justification）的本質問題。證成被視為構成知識（知識 = 真信念 + 證成）的關鍵要素之一。本題提出了兩種主要的證成理論：一種是強調主體（信念持有者）的「知性責任」（內在主義），另一種是強調信念所依據的「客觀證據」或「可靠機制」（外在主義）。

核心觀念： 證成、內在主義、外在主義、知性責任、客觀證據、可靠性。

(1) 兩種觀點的比較與關係：

我認為，兩者都非常重要，且並非相互排斥，而是互補的關係，共同構成了更為完備的證成概念。 嚴格來說，知性責任（內在主義的傾向）可能更優先或更根本，因為它關乎主體自身在建構信念時的態度和義務。然而，沒有客觀證據或可靠機制的支持（外在主義的要素），所謂的「知性責任」就可能流於空談或主觀臆測。

• 知性責任 (內在主義傾向) 的重要性：

  • 關乎主體的能動性： 證成與一個理性的、負責任的信念持有者有關。當我們說一個信念得到證成，通常意味著持有者「應該」相信它，並且他已經盡到了應盡的努力去尋求證據、反思、避免偏見等。這是一種關於「個人如何應該思考」的規範性要求。
  • 解釋「知道」的感覺： 當我們覺得自己「知道」某件事時，除了有證據，我們也通常覺得自己「有理由」相信它，並且對這個理由有某種程度的「意識」或「反思」。
  • 區分偶然正確與證成的信念： 如果一個人僅僅是偶然猜對了某件事，即使事後發現他猜對的理由恰好是客觀正確的，我們也不會認為他「知道」或他的信念是「證成」的。這顯示了主體在信念形成過程中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

• 客觀證據/可靠機制 (外在主義傾向) 的重要性：

  • 避免主觀主義： 如果僅僅依賴主體的「知性責任」，可能會導向主觀主義，即只要我盡力了，我的信念就是證成的，即使這個信念與事實嚴重脫節。客觀證據要求信念能夠與外部世界聯繫，確保其真實性。
  • 解釋「非反思性」的知識： 很多時候，我們擁有知識，但並沒有對其證成理由進行深入的反思。例如，我們知道「太陽明天會升起」，這基於我們對物理定律和地球運轉的了解，但我們不一定時刻都在反思這些。外在主義的可靠機制（如視覺、記憶、科學定律）可以解釋這種「非反思性」的知識。
  • 客觀標準： 證成應該有一個相對客觀的標準，而不是完全依賴於個人主觀的判斷。可靠的機制或客觀證據提供了一個外部參照點。

• 兩者之間的關係：

  • 互補關係： 理想的證成應該是兩者的結合。一個信念的證成，既需要持有者盡到知性責任（例如，認真考慮證據，避免偏見），也需要該信念有足夠的客觀證據支持，或者是由一個可靠的認知機制產生的。
  • 內在主義作為「必要條件」的傾向： 在很多情況下，我們認為證成需要信念持有者能夠「理解」或「訴諸」其證成理由。這是一種內在主義的傾向。如果一個信念是正確的，但持有者完全不知道為什麼，或者其認知機制是不可靠的（即使碰巧產生了正確結果），我們可能不會認為這個信念是「證成」的。

本題聚焦於知識論中的「證成外在論」(Externalism about Justification)。外在論的核心主張是，證成的充分條件不一定都必須是信念持有者所能夠意識到的（即內在的）。某些外部的、不被持有者察覺的因素，也能提供證成。

核心觀念： 證成外在論、證成內在論、可靠主義、因果理論、知性責任。

(1) 支持外在論的例子和論證：

• 例子：視覺證成的可靠性 (Reliabilism Example)
  假設一個人（稱他為 A）看到一棵樹，並且因為他看到了樹，他形成了「這裡有一棵樹」的信念。我們假設 A 的視覺系統是正常運作的，並且當時的光線、距離等條件也都適合視覺判斷。因此，他的視覺機制是一個「可靠的」認知機制。

  • 論證：
    根據可靠主義（Reliabilism），一種常見的外在主義理論，一個信念之所以得到證成，是因為它是由一個可靠的認知機制產生的。在這個例子中，A 的視覺系統是可靠的。因此，即使 A 可能無法完全解釋或證明他的視覺系統為何可靠（例如，他可能不知道視覺的生理學原理，或者他沒有意識到當時光線恰好適合），他的「這裡有一棵樹」的信念仍然得到了證成。
    這裡的「外部因素」是 A 的視覺系統的可靠性。A 不必意識到或能證明他的視覺系統是可靠的，這個可靠性本身就足以提供證成。這與內在主義的要求（即持有者必須能夠訴諸其證成的理由）形成對比。

• 另一個例子：記憶的可靠性 (Reliable Memory)
  假設 B 記得昨天晚上在冰箱裡放了一瓶牛奶。這個記憶是準確的，並且 B 的記憶機制通常是可靠的。

  • 論證：
    即使 B 不記得他當時是如何確定的，或者他無法「證明」他的記憶機制是可靠的（例如，他可能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記憶有時會犯錯，但恰好這次是正確的），他的「冰箱裡有牛奶」的信念仍然是證成的。因為這個信念是由一個可靠的記憶機制產生的。記憶的可靠性（一個外部因素）提供了證成，而不需要 B 能夠察覺或證明這種可靠性。

(2) 反對外在論的例子和論證：

• 例子：惡魔假說或虛擬現實 (Evil Demon/Brain in a Vat Scenario)
  設想一個認知主體 C，他生活在一個由惡魔創造的虛擬現實中，或者他是一個被置於實驗室中的「腦」。這個惡魔或實驗者精確地模擬了 C 的所有感官輸入，使得 C 堅信自己正經歷著真實的世界，例如他看到桌子、聽到聲音、感受到溫度。C 的所有信念都與他所「感應」到的現象一致，並且這些現象是由一個「外部」的、精確控制的機制（惡魔或實驗者）產生的。
  • 論證：
    根據某些外在主義理論（如上述的可靠主義），如果 C 的「感官輸入」是由一個「可靠」的機制產生的（例如，惡魔的模擬是完美無誤的），那麼 C 的信念（如「我看到一張桌子」）就應該是證成的。
    然而，我們直覺上認為 C 的信念並沒有得到證成，或者至少不如我們對真實世界的信念那樣得到證成。因為 C 絲毫不知道自己身處於一個被欺騙的環境中，他無法從「內部」反思或質疑他的經驗。他沒有盡到任何「知性責任」去質疑或尋求獨立的證據，因為他根本不知道有質疑的必要。他的信念之所以「正確」，僅僅是因為外部的操縱者使其正確，而不是因為 C 自身有任何理由去相信。

本題探討效益主義 (Utilitarianism) 的兩種主要形式：行為效益主義 (Act-utilitarianism, AU) 與規則效益主義 (Rule-utilitarianism, RU)。這兩種理論都以最大化整體效益（通常指幸福、快樂、或偏好滿足）為道德判斷的標準，但它們的應用層級和判斷依據有所不同。

核心觀念： 效益主義、行為效益主義、規則效益主義、道德判斷的層級。

(1) 行為效益主義與規則效益主義的主張差別：

• 行為效益主義 (AU):

  • 主張： 每一項具體的行為，都應該根據其「直接」可能產生的總體效益來判斷其道德對錯。也就是說，對於每一個單獨的行為，我們都需要評估這個行為的直接後果，並選擇能產生最大總體效益的那個行為。
  • 判斷標準： 單一行為的直接後果。
  • 例子： 即使說謊通常會導致不良後果，但在特定情況下，如果一個謊言能拯救無數生命（例如，欺騙納粹黨關於猶太人藏匿處的位置），那麼這個謊言就是道德上允許的，甚至是義務。

• 規則效益主義 (RU):

  • 主張： 道德規則應該根據它們「普遍」被遵守時所能產生的總體效益來判斷。一個行為在道德上是對的，如果它符合一個「好的」規則；一個規則是好的，如果普遍遵守它能最大化總體效益。道德判斷的依據是規則，而不是單一行為的直接後果。
  • 判斷標準： 普遍遵守某規則所能產生的總體後果。
  • 例子： 「不可說謊」是一個好的規則，因為普遍遵守這個規則能帶來最大的總體效益（例如，信任、穩定的社會關係）。因此，即使在某些特定情況下說謊可能直接帶來好的後果，但因為它違反了「不可說謊」這個好的規則，所以這個行為在道德上仍然是錯的（或至少是不被允許的，除非有更強的理由）。

簡單來說，AU 在判斷每個行為時都獨立計算效益，而 RU 則依賴於普遍遵守的規則來指導行為。

(2) 行為效益主義特有的困難 (但規則效益主義沒有的)：

• 「計算」的困難 (The Calculation Problem):

  • 說明： AU 要求我們在做每一個行為時，都要去計算該行為可能產生的所有後果，並評估這些後果對所有受影響者的總體效益。這在實踐上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們無法預測所有可能的後果，也難以量化不同人、不同時間、不同類型的效益。
  • 為什麼 RU 沒有這個困難： RU 避免了這個問題，因為它提供的是一套規則。我們只需要檢查一個行為是否符合這個「好的」規則，而不需要為每一個行為都進行複雜的效益計算。規則本身是基於過去的、普遍的效益考量而確立的。

• 「隨機應變」的困難 (The Demandingness Problem / Arbitrariness Problem):

  • 說明： AU 可能會要求我們在某些情況下做出非常反直覺的行為，例如，為了最大化效益，可能需要犧牲少數人的利益，甚至傷害無辜者，只要這能帶來更大的總體效益。這使得道德判斷顯得非常隨機和難以預測，也與我們對某些基本道德原則（如不可傷害無辜）的直覺相衝突。
  • 為什麼 RU 沒有這個困難： RU 通過確立普遍規則（如「不可傷害無辜」、「不可偷竊」），為道德判斷提供了一個相對穩定和可預測的框架，避免了 AU 可能出現的為了追求極端效益而犧牲基本道德原則的風險。

(3) 規則效益主義特有的困難 (但行為效益主義沒有的)：

• 「規則順從」的困境 (The Problem of Rule-Worship / Rule-Idolatry):
  • 說明： RU 強調遵守規則。但可能出現一種情況，即遵守某個「好的」規則，在特定情況下會導致比違反規則更差的後果。例如，一個規則是「永遠不要說謊」。但如果一個人面臨的情況是，說一個善意的謊言可以阻止一場災難，RU 的嚴格遵守規則可能會導致非常糟糕的後果。這時，RU 似乎就變成了「崇拜規則」，而不是以效益為最終標準。

本題探討康德 (Immanuel Kant) 的義務論倫理學，特別是其定言令式 (Categorical Imperative) 的概念，以及功利主義者約翰·史都華·彌爾 (John Stuart Mill) 對其的批評。題目要求從康德的立場回應批評，分析定言令式的一個重要表述，並探討康德倫理學面臨的最大困難。

核心觀念： 康德義務論、定言令式、行為效益主義、道德法則、理性、知性責任。

(1) 從 Kant 的觀點回應 Mill 的批評：

Mill 的批評是，康德未能證明，如果所有理性存在者都採納「極端不道德的行為準則」(outrageously immoral rules of conduct)，會產生「邏輯上的矛盾」(logical contradiction)。Mill 認為，康德的定言令式在證明某些行為不道德時，顯得不夠有力。

康德可以從以下幾個角度回應 Mill：

• 區分「邏輯矛盾」與「意志的矛盾」：

  • 康德的定言令式，特別是其第一個表述（普遍法則的公式），主要關注的是「意志的矛盾」(contradiction in the will)，而不是嚴格的「邏輯矛盾」。
  • 回應： 康德會說，Mill 誤解了定言令式的「矛盾」概念。定言令式所尋求的並非在命題層面的邏輯矛盾（例如，「P 且 非 P」），而是指當我們將一個不道德的行為準則普遍化時，會導致我們自己的「意志」無法合理地想要這個普遍化的準則。
  • 具體解釋： 例如，如果一個人將「在需要時可以撒謊」這個準則普遍化，那麼「撒謊」本身就會失去其意義（因為如果大家都撒謊，就沒有人會相信任何人，撒謊也就無法達到其欺騙的目的）。這不是一個純粹邏輯上的矛盾，而是關於「意志」的矛盾，即這種普遍化會破壞該準則得以實施的條件，使得我們的意志無法合理地想要這個普遍化的準則。

• 強調「理性」的內在要求：

  • 回應： 康德認為，理性本身內含著對普遍性的要求。一個理性的存在者，其行動準則（maxims）必須能夠普遍化，否則就不是真正理性的行動。Mill 似乎低估了理性在道德判斷中的作用。
  • 具體解釋： 康德會認為，Mill 所描述的「極端不道德的行為準則」，例如「允許搶劫」或「允許謀殺」，當它們被普遍化時，會破壞社會秩序和人際信任的基礎，而這些基礎是理性存在者為了追求自身目的（無論是幸福還是其他）所必需的。因此，一個真正的理性存在者，不會想要一個會破壞自身存在和追求目標條件的準則。

• 區分「可行性」與「應然性」：

  • 回應： Mill 似乎在問，如果大家都這樣做，是否「可能」或「不會產生邏輯上的矛盾」。但康德的關注點是，一個理性存在者是否「應該」想要這樣的準則被普遍化。即使在邏輯上「可能」存在這樣一個普遍化的準則（例如，大家約定都互相搶劫，但這顯然是荒謬的），但從道德和理性的角度來看，這是不被允許的。

(2) Kant 定言令式第一種表述（自然法則原則）的反例：

Kant 定言令式的第一種表述是：「我的行動準則，應該能普遍化，並要求它成為一條自然法則。如果這樣做會導致理性存在者的意志中出現矛盾，那麼這個行動準則就是不道德的。」

• 定義： 這裡的「自然法則」並非指物理學上的自然規律，而是指一種「普遍的、無條件的」法則，它應該被所有理性存在者所遵循。

• 反例：

  1. 「我想要在需要時可以說謊」 (Lying):
     • 普遍化： 讓「在需要時可以說謊」成為一條自然法則。
     • 結果： 如果每個人都可以隨時說謊，那麼「說謊」這個行為本身就會失去其意義。因為如果大家都知道別人可能在說謊，就沒有人會相信任何話。語言和溝通將崩潰，誠信將不復存在。這將導致「說謊」這個概念無法被理解和執行，因為它依賴於「說真話」的普遍性作為對比。這是一個意志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