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 年 國立成功大學護理研究所戊組《精神衛生護理學》

此題考查自殺防治的核心原則與護理人員的自我覺察。自殺防治的首要步驟是評估病人的自殺風險，選項(A)正確。選項(B)的觀點是將自殺歸咎於病人本身，這是不符合同理心和專業精神的，且忽略了自殺背後複雜的心理、社會因素，因此是錯誤的。

此題主要探討抗精神病藥物（特別是第二代抗精神病藥物）的臨床應用與特性。
(A) 第二代抗精神病藥物（非典型抗精神病藥物）在療效上，對於陽性症狀（如幻覺、妄想）與陰性症狀（如情感淡漠、社交退縮）的改善，部分研究顯示可能優於第一代（典型）抗精神病藥物，但並非「各方面都顯著優於」。且其主要優勢在於較低的錐體外徑症狀（EPS）風險，而非療效全面超越。因此，此敘述不完全正確。
(B) 第二代抗精神病藥物雖然在EPS方面風險較低，但可能伴隨較高的代謝症候群風險（如體重增加、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壓）。

此題考查情緒穩定劑在臨床上的應用，特別是針對雙相情緒障礙症的治療。
(A) 情緒穩定劑是雙相情緒障礙症治療的核心藥物，主要用於穩定情緒，預防躁症和鬱症的復發。雖然在症狀緩解後，部分藥物劑量可能調整，但通常不建議立即停止使用，而是維持低劑量作為長期預防，以降低復發率。因此，「症狀緩解後即應停止使用」的說法是錯誤的。
(B) 情緒穩定劑，特別是鋰鹽和某些抗癲癇藥物（如Valproic acid, Lamotrigine），也被證實可用於重鬱症的輔助治療，特別是對於對傳統抗憂鬱劑反應不佳的頑固性憂鬱症。

此題考查精神疾病復元的影響因子。精神疾病的復元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通常包含個人、家庭、社會及疾病本身的因素。
(A) 醫學與心理學的介入，例如藥物治療、心理治療（如認知行為療法、支持性心理治療）等，是精神疾病復元的重要基礎。
(B) 病患與家屬的介入，家屬的支持、參與治療決策，以及病患本身的參與和賦權，對復元過程至關重要。
(C) 社會的介入，包括社會支持網絡、社區資源、就業機會、減少污名化等，是幫助病患回歸社會、提升生活品質的關鍵。
(D) 疾病進行的時間：疾病的病程長短、發作頻率、症狀嚴重程度等，確實會影響復元的難易度，但「疾病進行的時間」本身並非一個正向的「影響因子」，且其影響是複雜的，不一定總是阻礙復元，但也非促進復元。

此題探討精神疾病患者重返社區時可能面臨的障礙。
(A) 認知功能的好壞：認知功能的損害（如記憶力、注意力、執行功能下降）會嚴重影響患者在社區中的獨立生活能力，如處理日常事務、工作、社交等，因此是重要的阻礙因子。
(B) 醫療配合度的良否：患者對治療的配合程度（如按時服藥、參與復健活動）直接影響其病情穩定性。配合度差可能導致病情復發，進而阻礙回歸社區。
(C) 治療者的態度：這裡的「治療者」可能指醫護人員、社工人員、甚至社區中的支持者。

此題探討思覺失調症（精神分裂症）的病因學。思覺失調症的成因是多因素的，目前認為是遺傳、生物（神經生化、腦結構）、心理及社會環境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屬於一種生物-心理-社會模式。

1. 遺傳因素：研究顯示，思覺失調症有家族聚集性，遺傳是重要的危險因子之一。
2. 神經生化異常：腦部神經傳導物質（特別是多巴胺假說）的失調被認為是思覺失調症的重要病理生理機制。
3. 家庭動力與早期環境：兒童時期不良的家庭互動、壓力事件，可能與思覺失調症的發病有關聯，尤其是在有遺傳易感性的個體中。

此題旨在考察雙相情緒障礙症（Bipolar Disorder）的標準治療原則。
雙相情緒障礙症的治療目標是穩定情緒，預防躁症和鬱症的復發。標準治療包含藥物治療和心理治療。
(A) 抗憂鬱劑的單獨服用：在雙相情緒障礙症的治療中，單獨使用抗憂鬱劑（如SSRI）是有風險的，因為它可能誘發或加劇躁症或混合發作，尤其是在沒有同時使用情緒穩定劑的情況下。因此，抗憂鬱劑通常需要謹慎使用，並與情緒穩定劑或抗精神病藥物合併使用，而不是單獨服用。

此題考查雙相情緒障礙症（Bipolar Disorder）的病因學。與許多精神疾病一樣，雙相情緒障礙症的成因是多因素的，涉及遺傳、生物、心理和社會環境等層面。

1. 腦部神經傳導物質失衡：神經生化異常，特別是與情緒調節相關的神經傳導物質（如多巴胺、血清素、正腎上腺素）的功能失調，被認為是雙相情緒障礙症的生物學基礎之一。
2. 社會事件心理適應困難：生活中的重大壓力事件（如失業、婚姻問題、親人死亡）可能誘發或加劇雙相情緒障礙症的發作，尤其是在有遺傳易感性的個體中。

此題考查廣泛性焦慮疾患（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GAD）的核心臨床特徵。
廣泛性焦慮疾患的主要特徵是持續且過度的擔憂和焦慮，涉及多種不同的事件或活動，且難以控制。這種擔憂通常伴隨其他生理和認知症狀。
(A) 去人格化反應（Depersonalization）：是指感覺自己脫離現實，像是旁觀者一樣觀察自己的思想、感覺、行為或身體，這更常見於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或解離性疾患。

此題考查對常見精神疾病診斷標準的理解，特別是強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OCD）的特徵。
何小姐的行為特徵是：

1. 反覆檢查門鎖及瓦斯：這是強迫行為（Compulsions）的一種，即重複的、儀式化的行為，目的是為了減輕由強迫意念（Obsessions）所引發的焦慮或防止某種假想的可怕事件發生。
2. 即使已到市場仍覺不安，多次折返家中：表示這種檢查行為並非出於理性判斷，而是由內在的焦慮驅使，且難以停止。
   這些症狀符合強迫症的典型表現，即出現強迫意念（Obsessions）和/或強迫行為（Compulsions）。

此題探討成癮性疾患（Addiction）的致病機轉。成癮的成因是複雜且多面向的，是多種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
(A) 基因：研究顯示，某些基因變異會影響個體對成癮物質的易感性，調節其大腦對藥物的反應，以及成癮的進展。因此，基因是成癮的重要危險因子。
(B) 酬賞系統失衡：成癮物質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大腦的酬賞迴路（mesolimbic dopamine pathway），導致多巴胺釋放增加，產生欣快感。長期使用會使酬賞系統失衡，個體需要越來越多的物質才能達到相同的效果，並產生渴求和戒斷症狀。

此題為簡答題，分為兩個小題，總計30分，考查青少年精神健康議題的分析與預防策略。

(1) 青少年精神健康情形分析 (15分)
這則新聞描述了一起嚴重的青少年暴力事件，涉及殺人行為。分析此事件中的青少年精神健康狀況，需要從多個層面考量：

• 衝動控制與情緒調節困難： 15歲的青少年正處於大腦前額葉皮質（負責衝動控制、判斷、情緒調節）發展尚未成熟的階段。該生為了「乾妹報仇」，一時衝動下持刀殺人，顯示其可能存在嚴重的衝動控制和情緒調節困難。這可能與其個人特質、壓力反應模式、甚至潛在的精神疾病（如衝動控制疾患、對立反抗疾患、品行疾患，或在極端情況下，若有其他症狀可能考慮思覺失調症的早期症狀等）有關。
• 價值觀與道德觀的偏差： 以極端的暴力手段來處理人際衝突，顯示其價值觀或道德觀可能存在偏差，對生命權的尊重不足，或過度認同「報仇」的行為。這可能與家庭教育、同儕影響、社會價值觀傳遞等多重因素有關。
• 人際關係與社會適應問題： 「乾妹報仇」的情境暗示了該生與乾妹之間可能存在較為密切的關係，而與被害人之間則存在衝突。這反映了他在人際關係處理上的困難，可能不善於透過溝通協商解決紛爭，而選擇以暴力來解決。
• 壓力與挫折容忍度低： 即使是為了「報仇」，如此極端的行為也可能反映其在面對壓力、挫折或不公義時，缺乏足夠的應對機制，採取了最極端的破壞性行為。
• 潛在的心理創傷或家庭影響： 新聞內容有限，但有時這類極端行為的青少年，其成長過程中可能經歷過創傷、家庭功能失調、虐待、疏忽，或目睹暴力等，這些都可能影響其心理發展和行為模式。
• 同儕影響與幫派文化： 雖然新聞未提及，但有時青少年暴力行為也可能與不良同儕團體、幫派文化影響有關，這些環境可能鼓勵或合理化暴力行為。

總結： 該生可能面臨衝動控制、情緒調節、價值觀偏差、人際衝突解決能力不足等問題，且其行為可能受到個人特質、家庭、同儕及社會環境等多重因素的影響。若有潛在的精神疾病，如品行疾患（Conduct Disorder）等，也需進一步評估。

(2) 促進青少年精神健康的三段五級預防 (15分)
三段五級預防（Levels of Prevention）是公共衛生領域重要的預防策略，將預防措施分為三個層次（初級、次級、三級）和五個級別（預防疾病發生、早期偵測、症狀緩解、復健、殘障預防）。針對青少年精神健康，可以應用如下：

• 初級預防 (Primary Prevention)： 目標是預防精神疾病的發生。
  • 層級： 預防疾病發生
  • 策略與措施：
    • 健康促進與教育： 在學校、家庭和社區推廣心理健康知識，教導青少年認識情緒、壓力管理技巧、健康的人際互動模式、溝通技巧、解決衝突的方法。例如，透過健康教育課程、講座、工作坊。
    • 建立正向的社會支持系統： 鼓勵家庭成員之間建立良好的溝通與支持關係。在學校營造安全、接納、支持性的學習環境，建立導師制度，讓青少年感到被關懷。

此題要求針對後疫情時代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提出見解，需要結合提供的數據進行分析和闡述。

後疫情時代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的見解：

從提供的數據來看，無論是台灣本地的調查還是國外的趨勢，都顯示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在疫情前後呈現上升趨勢，尤其是在疫情期間和後疫情時代。這表明「疫情威脅已不再」的說法過於樂觀，疫情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響是深遠且持續的。

1. 疫情的長期影響與「後遺症」：

   • 持續的壓力與不確定性： 即使疫情高峰期已過，但過去幾年經歷的封鎖、社交隔離、對健康的擔憂、學業中斷、家庭經濟壓力等，都可能對青少年造成長期的心理壓力，留下「後遺症」。他們可能對未來感到不確定，對再次出現危機感到焦慮。
   • 社交發展受阻與孤立感： 長期的線上學習和社交限制，可能導致青少年在發展重要的社交技能、建立深度人際關係方面受到影響。這可能導致他們在後疫情時代感到社交孤立、難以融入群體，或是對社交場合感到焦慮。
   • 學業壓力與學習落差： 疫情期間的線上學習模式可能導致部分學生學習成效不佳，產生學習落差。後續的課業壓力、追趕進度，以及對升學的擔憂，都可能加劇其焦慮和憂鬱情緒。
   • 情緒調節與應對機制受損： 長期處於壓力環境，或缺乏適當的社交支持，可能導致部分青少年的情緒調節能力和壓力應對機制受損，更容易出現情緒起伏不定、憂鬱等問題。

2. 數據顯示的嚴峻現況：

   • 情緒起伏與憂鬱增加： 台灣調查顯示，超過四分之一的青少年情緒起伏不定，近一成四有明顯憂鬱情緒。這表明青少年面臨的情緒困擾是普遍且嚴重的。
   • 自殺意念的警訊： 台灣調查指出，超過四分之一的青少年曾認真考慮自殺，這是一個極其嚴重的警訊，顯示許多青少年正處於極度的心理痛苦之中，需要立即的關注和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