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 年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碩士班《史前考古學》

本題旨在探討考古學中定年的基本概念、方法、限制及其在學術研究中的重要性。

考古學的定年方法主要可分為相對定年法與絕對定年法兩大類。

相對定年法 (Relative Dating)
相對定年法是指確定地層、遺物或遺址相對於其他地層、遺物或遺址的年代先後順序，但不給出具體的年代數字。

1. 地層學 (Stratigraphy)：這是最基本也最廣泛使用的相對定年法。根據「疊壓法則」(Law of Superposition)，在未受擾動的沉積層中，下層通常比上層年代更早。考古學家透過分析遺址的土層堆積，可以建立不同文化層的先後順序。
2. 類型學 (Typology)：透過對考古遺物（如陶器、石器、金屬器）的形態、技術、裝飾等特徵進行分類、排序，建立不同類型遺物的演變序列。假設某種器物會隨著時間演變，從簡單到複雜，或從一種形式轉變為另一種形式，透過將發現的器物與已建立的類型學序列比對，即可推斷其相對年代。
3. 序列分析 (Seriation)：這是一種統計學方法，特別常用於陶器等遺物的定年。透過分析不同遺址或墓葬中器物組合的頻率分布，尋找具有相似器物組合模式的遺址，並將它們排列成一個時間序列。它假設某些器物類型在時間上會經歷出現、盛行、衰落的過程。

絕對定年法 (Absolute Dating)
絕對定年法是指能給出遺物或遺址具體年代數字（通常以西元前/後或距今年數表示）的方法。

1. 放射性碳定年法 (Radiocarbon Dating, ¹⁴C Dating)：這是目前最常用也最廣泛的絕對定年法之一。所有有機物（如木炭、骨骼、貝殼、種子）在生物體死亡後，其體內的放射性碳-14 (¹⁴C) 會開始衰變。透過測量樣本中剩餘的 ¹⁴C 比例，並與大氣中 ¹⁴C 的已知衰變率比較，即可計算出樣本的死亡年代。其有效範圍約為距今 5 萬年以內。
2. 鉀-氬定年法 (Potassium-Argon Dating, K-Ar Dating)：此方法用於定年含有鉀的火山岩，透過測量樣本中鉀-40 (⁴⁰K) 衰變為氬-40 (⁴⁰Ar) 的比例來計算年代。適用於數十萬年至數十億年的年代，對史前晚期及早期歷史時期較難應用，但對地質事件或含有火山灰的遺址有幫助。
3. 熱釋光定年法 (Thermoluminescence Dating, TL Dating)：適用於定年被加熱過的無機物，如陶器、燒過的石器、或沉積的沉積物。這些物質在暴露於自然輻射後會累積能量，當再次加熱時，這些能量會以光的形式釋放出來。透過測量釋放出的光量，可以推算物質最後一次被加熱的時間。適用範圍可達數十萬年。
4. 樹輪定年法 (Dendrochronology)：透過分析木材年輪的寬度變化序列來定年。年輪的寬度受氣候影響而有規律性變化，可以建立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年輪標準年表。將樣本木材的年輪與標準年表比對，即可精確定年。此方法適用於有良好保存的木材樣本，且需有連續的年輪記錄。
5. 歷史文獻記錄 (Historical Records)：對於有文字記載的時期，歷史文獻中記載的事件（如戰爭、建城、日食、月食）可以提供寶貴的定年線索，尤其是在與考古遺址相互印證時。

定年法的限制

1. 相對定年法：
   • 無法提供具體的年代數字。
   • 地層學的限制：地層可能受到自然（如河流沖刷、地震）或人為（如盜墓、建築）的擾動，破壞了原始的疊壓關係。
   • 類型學的限制：器物的演變速度可能因地區、文化而異，且同一時期可能存在多種風格的器物，或風格變化不明顯，難以精確排序。
   • 序列分析的限制：依賴於器物組合的代表性，若樣本不足或組合不具代表性，可能導致排序錯誤。

本題主要探討考古發掘的定義、歷史演變及其與考古學學科發展的互動關係。

考古發掘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的定義
考古發掘是指一種系統性的、科學的方法，透過對埋藏在地下的考古遺址進行挖掘，以揭露、記錄、採集和保存與人類過去活動相關的物質遺存（如建築、遺物、人骨、動物骨骼、植物種子、地層等），並藉由對這些遺存的分析，來重建過去的文化、社會、經濟、環境與生活方式。考古發掘不僅僅是「挖寶」，更是一種嚴謹的科學調查過程，強調記錄與分析，而非單純的採集。

考古發掘的歷史發展

考古學作為一門學科，其發掘實踐也經歷了漫長的演變過程，大致可分為幾個階段：

1. 早期掠奪與收藏階段 (17-18世紀)：此時期，歐洲的貴族、富商對古代文明（特別是羅馬、希臘）充滿興趣，進行了許多非系統性的挖掘，主要目的是尋找美麗、稀有的藝術品來豐富私人收藏。這些挖掘往往破壞性極大，缺乏記錄，關注點在於「物件」而非「脈絡」。例如，義大利的龐貝發掘雖然揭露了完整的古城，但早期的挖掘方式仍有許多不足。
2. 系統性發掘的萌芽與科學方法的引入 (19世紀中葉)：隨著科學精神的興起，考古學開始走向科學化。
   • 地層學的應用：受地質學影響，考古學家開始認識到地層的重要性，並嘗試將地層學原則應用於發掘中，以確定遺物的相對年代。
   • 系統性記錄的初步嘗試：一些學者開始進行較為細緻的繪圖、拍照和文字記錄，試圖保留發掘現場的資訊。例如，德國考古學家謝里曼 (Heinrich Schliemann) 對特洛伊的發掘，雖然方法仍有爭議，但已展現出系統性的企圖。
   • 職業考古學家的出現：發掘工作逐漸由業餘愛好者轉向受過訓練的專業人士。
3. 科學考古學的確立與標準化 (20世紀初至中期)：這一時期，考古發掘的方法論逐漸成熟並標準化。
   • 格林·丹尼爾 (Glyn Daniel) 和霍華德·卡特 (Howard Carter) 等人推動了科學發掘的理念，強調發掘的科學性、系統性和記錄的重要性。
   • 網格系統 (Grid System)：發掘場地被劃分為標準化的網格，便於精確定位遺物的出土位置。
   • 詳細的記錄與繪圖：對每一個土層、每一個遺物、每一個結構都進行詳細的平面圖、剖面圖繪製和文字記錄。
   • 遺物分類與分析：對採集的遺物進行系統的分類、整理和初步分析。
   • 絕對定年法的應用：放射性碳定年法等絕對定年方法的出現，極大地提升了發掘成果的時間精度。
4. 理論考古學與新考古學運動 (1960年代至今)：新考古學運動 (New Archaeology) 認為考古學應當成為一門解釋性科學 (Explanatory Science)，而非僅僅是描述性學科。
   • 強調科學方法與假設檢驗：發掘不再僅是收集資料，而是為了檢驗關於過去的假說。

本題聚焦於考古學研究中「器物」的重要性，並要求從「類型學」的視角出發，闡述文化歷史、過程、與後過程這三個考古學主要理論範式下的研究特色。

首先，理解「器物」為何是考古學理解過去的主要途徑。器物是人類過去活動留下的物質遺存，它們承載著製造者的技術、審美、功能、社會意義等資訊。透過對器物的研究，考古學家可以推斷出當時的技術水平、經濟活動、貿易網絡、社會階層、信仰習俗、甚至環境適應等。類型學是分析器物的重要方法，它透過對器物形態、材質、技術、裝飾等特徵的分類與排序，來建立時間序列和文化聯繫。

接著，我們從類型學的角度，探討這三個主要範式下的研究特色：

1. 文化歷史時期 (Culture History Period)

• 核心目標：建立文化序列、確定文化分布範圍、追溯文化傳播與互動。

• 類型學的應用：在此時期，類型學是絕對核心的研究工具。考古學家專注於辨識、定義和排序不同類型的器物（如陶器、石器、金屬器）。他們透過對器物形態、裝飾、製作技術的詳細描述和分類，建立器物的「類型」。

• 研究特色：

  • 描述性與分類性：研究重點在於「是什麼」和「在哪裡」。考古學家透過類型學，將出土的器物歸納為特定的「類型」，並將這些類型與特定的「文化」和「遺址」聯繫起來。
  • 時間序列的建立：利用類型學的演變（如某種紋飾的出現、盛行、消失），結合地層學，建立起區域性的文化年代順序。例如，將某種特定紋飾的陶器定義為某個文化的標誌性特徵，並以此來劃分該文化的早、中、晚期。
  • 空間分布的繪製：將特定類型器物出現的遺址在地圖上標示出來，繪製出不同文化的地理分布範圍。
  • 文化傳播與接觸的推論：當某種器物類型在不同地區出現時，文化歷史學者會推論其為文化傳播（Diffusion）的證據，例如，某種技術或風格從一個中心區域擴散到周邊區域。
  • 「器物」的視角：器物本身被視為文化的「指紋」或「標記」，透過追蹤器物的變異與分布，來重建過去的文化史。類型學的分析聚焦於器物的「形式」(form) 和「風格」(style)，並假設風格的變異與文化群體的變異直接相關。

• 舉例：史前時期某個地區的陶器研究。考古學家發現了數種不同樣式的陶器，如繩紋陶、篦紋陶、素面陶。他們透過類型學分析，發現繩紋陶在較早的地層出現，篦紋陶在中間層盛行，素面陶則在最上層較多。據此，他們建立了一個以陶器類型為基礎的年代序列，並將這些陶器與特定區域的「繩紋陶文化」、「篦紋陶文化」、「素面陶文化」聯繫起來。若在鄰近地區也發現了相似的陶器類型，則推論這些文化之間可能存在交流或影響。

2. 文化過程時期 (Cultural Process Period，又稱新考古學 New Archaeology)

• 核心目標：解釋文化變遷的原因與過程，將考古學從描述性學科轉變為解釋性科學。
• 類型學的應用：類型學在此時期仍被使用，但不再是終點，而是進一步分析的起點。重點從單純的分類、排序，轉向探討器物形式變異的「原因」以及器物在整個文化系統中的「功能」。
• 研究特色：
  • 科學化與假設檢驗：強調使用科學方法，提出可檢驗的假說，並透過發掘和分析來驗證。
  • 關注文化系統與過程：將文化視為一個由多個相互關聯的子系統（經濟、社會、政治、信仰）組成的系統。器物被視為這個系統中的一部分，其形式變異被解釋為對環境、社會需求、技術變革等因素的適應或反應。
  • 強調「為什麼」：研究重點從「是什麼」、「在哪裡」、「何時」轉向「為什麼」。例如，為什麼某種陶器在特定時期盛行？是因為生產技術的進步？還是因為社會結構的改變（如階級出現，需要更精美的器物）？或是因為貿易需求？
  • 器物的「功能」與「意義」的探討：不僅關注器物的形式，更關注其在當時社會中的實際功能（如儲存、烹飪、儀式）和象徵意義。

本題要求結合具體例子，闡述考古學家如何透過物質遺存來理解「空間」與「社會文化」之間的相互關係。考古學中的空間研究（Archaeological Spatial Analysis）並非僅是地理上的測量，而是將空間視為社會文化建構、組織與體現的場域。

核心觀念：空間並非中性、被動的背景，而是積極參與社會文化建構的元素。人類對空間的規劃、使用、感知，深刻反映並形塑了他們的社會結構、權力關係、信仰體系、經濟活動等。反之，社會文化結構也決定了空間的組織與使用方式。

考古學家如何討論空間與社會文化的關係：

考古學家通常透過分析遺址的空間佈局、建築結構、物品分布、墓葬安排等物質遺存，來推斷當時的社會文化特徵。以下舉例說明：

舉例：巨石陣 (Stonehenge) 的空間佈局與社會文化關係

巨石陣是英國史前時期（約公元前 3000-2000 年）建造的一處大型石圈遺址，其空間佈局與當時的社會文化之間存在複雜的關係。

1. 空間佈局的宏大與集體勞動：

   • 物質遺存：巨石陣由數十塊巨大的砂岩和藍色石塊組成，其中部分石塊重達數十噸，來自數百公里外的威爾斯。
   • 討論：如此巨大的工程，其建造本身就意味著高度的組織化和協調能力。考古學家推斷，這需要一個有能力動員大量人力、物力、知識和時間的社會結構。這表明當時的社會可能已經出現了某種形式的領導階層或社會組織，能夠進行長期的、大規模的集體勞動。巨石陣的空間規劃，也反映了當時人們對自然力（如採石、運輸、吊裝）的理解和技術能力。

2. 軸線與定向，連結自然與社會：

   • 物質遺存：巨石陣的佈局並非隨機，而是具有明顯的軸線。例如，主軸線大致指向夏至日出和冬至日落的方向。此外，周圍的環形溝、道路（Avenue）也指向特定的方向。
   • 討論：這種精確的空間定向，表明當時的人們對天文現象有著深刻的觀察與理解。這種對天文週期的關注，很可能與他們的農業生產、宗教信仰、曆法制定等社會文化活動緊密相關。空間的設計將人類社會的活動（如儀式、集會）與宇宙的運行規律（日、月、星辰的週期）聯繫起來，體現了當時人們的世界觀和宇宙觀。空間的規劃成為了連結「天」與「地」、「自然」與「社會」的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