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 年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甲組《法學通論》

本題主要在探討「權力」、「正義」與「法律」這三者之間複雜的關係，以及不同法學理論家對此提出的觀點。這是一個高度理論化的問題，需要考生對法哲學有一定程度的理解。

解題核心：

1. 權力 (Power, Gewalt)：指的是影響他人行為的能力，可以是強制力、影響力、支配力等。
2. 正義 (Justice, Gerechtigkeit)：指的是公平、合理、應得的分配或待遇。
3. 法律 (Law)：指的是一套規則，用以規範社會成員的行為，通常由國家強制執行。

考生需要從法學理論的角度，闡述這三者如何相互關聯，以及不同的理論家（如自然法學、實證法學、社會法學等）如何看待權力與正義在法律中的作用。

建議的解題架構：

1. 引言：簡述權力、正義與法律的定義，並點出三者間的緊張關係與學術上的爭議。
2. 學者一的觀點：
   • 選擇一位強調「權力」在法律中重要性的學者（例如：馬克思主義法學、一些實證法學家，或強調國家強制力的觀點）。
   • 闡述該學者如何理解法律是權力意志的體現、權力如何塑造法律、以及正義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可能被視為權力鬥爭的結果，或權力運用的掩飾）。
   • 評論該學者的觀點，例如其優勢（揭示法律的社會現實面）與劣勢（可能忽略法律的內在價值與正義訴求）。
3. 學者二的觀點：
   • 選擇一位強調「正義」或「自然法」原則在法律中重要性的學者（例如：自然法學家如羅爾斯，或強調人權、基本價值的實證法學家）。
   • 闡述該學者如何理解法律應當追求正義，正義是法律的最高目標，權力應當受到正義的約束，否則即為不正義的壓迫。
   • 評論該學者的觀點，例如其優勢（為法律提供道德基礎與批判標準）與劣勢（可能過於理想化，難以在現實中完全實現，且正義的標準可能因人而異）。
4. 綜合評論與結論：
   • 比較兩位學者的觀點，指出他們在權力、正義、法律關係上的異同。
   • 提出自己對此議題的看法，例如認為法律是在權力運作中追求正義的過程，三者是動態平衡的關係。強調法律的有效性（效力）與合法性（正義性）是緊密相連的。

可能的學者舉例：

• 強調權力者：
  • 馬克思主義法學：認為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是維護其權力地位的工具。正義是階級鬥爭的產物。
  • 霍布斯 (Thomas Hobbes)：雖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權力至上，但他認為國家權力（主權）是維持社會秩序的必要條件，法律是主權者頒布的命令，服從權力是首要的。

本題主要探討「長臂管轄權」(Longarm Jurisdiction)的法律概念、其發展歷程，以及在國際法層面引發的爭議與該如何評論。

核心概念：
長臂管轄權是指一國法院對其地理範圍之外的被告（個人或法人）行使管轄權的能力。這種管轄權的基礎通常是基於被告與該國之間存在的「最低限度聯繫」(minimum contacts)，以確保管轄的公平性與正當性。

解題架構：

1. 長臂管轄權的定義與基礎：

   • 說明長臂管轄權的核心概念：國家對外延伸其司法權力。
   • 闡述其理論基礎：通常是基於被告與管轄國之間存在足夠的「最低限度聯繫」(minimum contacts)，以滿足「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的要求。這種聯繫可以是：
     • 屬地原則的延伸：被告的行為雖發生在國外，但該行為對管轄國境內造成了「影響」(effects)。
     • 互動原則：被告主動在管轄國境內從事商業活動，與該國產生互動，從而可預見其可能面臨該國法院的管轄。

2. 歷史發展：

   • 早期階段：傳統國際法與國內法中，管轄權主要基於屬地原則（犯罪發生地、財產所在地）或屬人原則（被告國籍、住所地）。
   • 美國的發展：長臂管轄權的概念主要是在美國發展起來的。
     • 早期：以嚴格的屬地原則為主。
     • 20世紀中期：隨著商業活動的全球化和交通便利性的提高，美國各州開始制定長臂管轄法規，允許法院對境外的被告行使管轄權，只要被告與該州存在「最低限度聯繫」。
     • 里程碑式的判例：
       • International Shoe Co. v. Washington (1945)：確立了「最低限度聯繫」原則，認為被告的聯繫必須足夠穩固，以致於要求其應訴不會損害「公平與正義的習慣」(traditional notions of fair play and substantial justice)。
       • Hanson v. Denckla (1958)：強調最低限度聯繫必須是「被告主動與審理地之間建立的聯繫」(purposeful availment)，而非僅僅是原告單方面與審理地產生聯繫。

本題要求從法學分析的角度，探討我國即將換發的「數位身分識別證」(New eID)可能引發的憲法與法律爭議，並提出可行的解決途徑。這涉及個人資訊保護、隱私權、憲法權利、資訊安全、行政法規等多元面向。

核心概念：

• 國民身分證：法定身分證明文件，具有確認身分、行使權利（如投票權）的功能。
• 數位身分識別證 (New eID)：將傳統紙本身分證數位化，可能包含更多個人資訊，並具備電子簽章、線上身分驗證等功能。
• 憲法權利：主要涉及隱私權、資訊自主權、個人資料保護權、平等權、生存權（若與基本民生權利綁定）等。
• 法律爭議：可能涉及戶籍法、個人資料保護法、電子簽章法、行政程序法、資通安全管理法等相關法律的適用與解釋。

解題架構：

1. 引言：說明數位身分識別證的背景（換發新式身分證），以及其相較於傳統身分證的潛在優勢（便利性、數位化應用）與可能帶來的風險，並點出分析重點將聚焦於憲法與法律層面的爭議。

2. 可能引發的憲法與法律爭議：

   • 隱私權與個人資料保護（最核心的爭議）：
     • 資訊蒐集與擴張：New eID 可能儲存比以往更多的個人資訊（如生物特徵、健康紀錄、電子支付資訊、數位證書等）。這些資訊的蒐集範圍、目的、儲存期限是否符合比例原則？是否可能被不當蒐集或挪用？
     • 資訊自主權：人民是否有權決定其個人資訊如何被蒐集、使用、揭露？New eID 的設計是否賦予人民足夠的控制權？
     • 國家監控疑慮：高度數位化的身分識別系統，是否可能被國家濫用，進行大規模的監控，侵犯人民的自由與隱私？
     • 「人臉辨識」等生物特徵的爭議：若納入生物特徵，其蒐集、儲存、比對的法律基礎為何？是否構成對人身自由或隱私的額外限制？
   • 個人資料保護法之適用：
     • New eID 的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是否符合個資法第 5 條「特定目的」、第 6 條「一般傳輸」的規定？
     • 其電子簽章功能是否符合電子簽章法之規定？
   • 資訊安全與數據洩漏風險：
     • 數位系統本身存在被駭客攻擊、資料外洩的風險。一旦 New eID 的資料庫被攻破，可能造成大規模的個資洩漏，後果不堪設想。
     • 相關的資通安全管理措施是否足夠？國家與廠商的責任劃分為何？
   • 法律授權與正當性：
     • 換發數位身分證的法律基礎為何？是否僅憑行政命令或辦法即可推動，而未有明確的法律授權？
     • 若將 New eID 作為行使某些權利（如投票權）的唯一或主要工具，而未提供替代方案，是否違反憲法上的平等原則或生存權（若與基本民生權利掛鉤）？
   • 使用強制性與替代方案：
     • New eID 是否強制所有國民換發？若不換發，是否會被剝奪某些基本權利或服務？

本題為一個典型的行政訴訟案例分析，要求考生扮演高等行政法院法官，基於我國憲法關於言論自由和工作權的保障，以及大法官相關釋憲實務，分析並判斷台北市政府拒絕核發街頭藝人許可證的處分是否合法，並說明如何做出判決。

核心概念：

1. 行政處分：台北市政府拒絕核發街頭藝人許可證的行為，屬於行政處分。
2. 訴願與行政訴訟：A樂團已經循序提起行政救濟，案件上訴至高等行政法院。
3. 法律保留原則：要求限制人民權利或增加人民義務的法律，必須有法律的明確授權。
4. 比例原則：行政行為的手段必須適合、必要且衡平，不能過度侵害人民權益。
5. 言論自由 (憲法第11條)：保障人民表現自由，包括藝術表現。
6. 工作權 (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得從事選擇的職業，以維持生計。
7. 大法官釋憲實務：考生需要引用相關釋字，例如關於言論自由的限制、藝術表達的自由、工作權的保障、行政裁量、法律授權等。

解題架構：

一、 本案爭點分析

首先，應釐清本案的核心爭點，主要可分為以下幾點：

1. 法律授權問題：台北市政府所依據的「街頭藝人許可辦法」及「許可審議要點」是否具有合法法律授權？若無，該處分是否違法？
2. 行政裁量與審查標準：審議委員會審查街頭藝人展演的標準（歌唱、演奏技巧、音準、默契等）是否符合比例原則？其審查結果是否已盡行政裁量權的審查義務？
3. 言論自由與藝術表現的保障：拒絕核發許可證是否侵害了A樂團的言論自由（藝術表現自由）？
4. 工作權的保障：拒絕核發許可證是否侵害了A樂團的工作權？
5. 程序正義問題：審議過程、複審回應是否符合程序正義的要求？

二、 法律分析與判決理由

作為審理法官，應從上述爭點出發，逐一進行法律分析，並引用相關釋字。

(一) 法律授權的合法性

• 爭點：「街頭藝人許可辦法」及「許可審議要點」是否具有中央法律或地方自治條例的授權？
• 分析：
  • 題幹明確指出：「經查上述「街頭藝人許可辦法」和「許可審議要點」並無中央法律或其他地方自治條例之授權。」
  • 根據法律保留原則（大法官釋字第443號、第572號、第614號等），涉及人民自由權利之限制，必須有法律明文規定。即使是基於地方自治自治事項，也應有地方自治條例的授權，而非僅憑地方政府的自治規則。
  • 若無法律授權，僅依自治規則（或更低位階的行政規則）限制人民從事街頭藝人活動的自由，則該自治規則本身即可能違法，進而導致基於該規則所做出的行政處分（拒絕許可）亦屬違法。
• 初步判斷：此點若屬實，將是本案最重要的違法事由。

(二) 行政裁量與審查標準的適當性

• 爭點：審議標準（技巧、音準、默契）是否符合比例原則？
• 分析：
  • 目的適當性：限制街頭藝人活動的目的，可能是為了維護公共秩序、公共安全、環境安寧，或確保藝文品質。這些目的本身可能是合法的。
  • 必要性：
    • 審查「歌唱、演奏技巧」、「女主唱音準」、「人聲與鍵盤節拍默契」等標準，是否是達成前述目的所「必要」的手段？
    • 街頭藝人的活動，其核心在於「藝術表意」與「與公眾互動」，而非要求達到專業音樂會的精湛水準。過於嚴苛的技巧要求，可能已逾越了維護公共利益所必需的程度。
    • 大法官釋字第744號（關於計程車駕駛人資格限制）強調，限制人民工作權的措施，應符合比例原則。
  • 衡平性：
    • 將這些主觀的「技巧」、「默契」標準，作為拒絕許可的關鍵理由，是否過度犧牲了A樂團的藝術表達自由和工作權？
    • 相較於其他已取得許可的街頭藝人，A樂團的表演是否真的有如此嚴重的不足，以至於不符最低標準？
    • 大法官釋字第689號（關於集會遊行限制）亦強調，對集會自由的限制應嚴格審查其必要性。
• 初步判斷：這些技術性的審查標準，若未嚴格依循必要性與衡平性原則，且與街頭藝人活動的公共利益關聯性薄弱，則可能構成行政裁量濫用，違法。

(三) 言論自由（藝術表現自由）的保障

• 爭點：拒絕核發許可證是否侵害A樂團的言論自由？
• 分析：
  • 大法官釋字第689號、第749號等，肯認藝術表現自由屬於憲法第11條保障的表現自由範圍。
  • 街頭藝人的表演，本身就是一種藝術的表達方式，屬於言論自由的範疇。
  • 限制街頭藝人表演，即是對一種言論自由形式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