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 年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史料分析解讀》

本題主要在考察學生對於十九世紀末東亞國際局勢的掌握，以及分析歷史文獻的能力。

1. 論述此文發表時的東亞國際形勢 (10分)

1885年，正值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時期，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日益加劇，日本則積極推動明治維新，並尋求對外擴張的機會。

• 中國的處境： 經歷了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等內憂外患，清朝國力衰退，面臨內政腐敗、財政困難、軍備落後等問題。西方列強透過《南京條約》、《天津條約》等不平等條約，在中國享有割地、賠款、協定關稅、領事裁判權等特權，對中國的領土主權和財政主權造成嚴重侵害。甲午戰爭前夕，中國雖然進行了洋務運動，但其成效有限，未能根本上改變其落後局面。
• 日本的崛起： 明治維新後，日本積極學習西方技術和制度，國力迅速增強。日本的對外政策逐漸轉向積極，企圖擺脫過去被西方列強壓制的地位，並將目光投向朝鮮和中國。1876年，日本強迫朝鮮簽訂《江華條約》，打開了朝鮮的國門，並開始介入朝鮮內政。1885年，日本與中國簽訂了《天津條約》，結束了朝鮮東學黨之亂及其引發的中日兩國在朝鮮的軍事對峙，但此條約也埋下了甲午戰爭的導火線。
• 朝鮮的地位： 朝鮮當時名義上仍是中國的藩屬國，但實際上已成為列強爭奪的焦點。日本、俄國、英國等國都在朝鮮擁有勢力範圍，並試圖影響朝鮮的內政外交。
• 西方列強的影響： 英國、法國、德國、俄國、美國等西方國家在中國和朝鮮都擁有重要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它們透過貿易、投資、傳教等方式，深刻影響著東亞的格局。

總體而言，1885年的東亞，是一個充滿動盪與變革的時期。中國雖然是傳統的東亞大國，但已顯露頹勢，成為列強宰割的對象。日本則以其改革的成果，開始挑戰現有的國際秩序，並尋求區域霸權。朝鮮則處於弱勢，成為列強角力的戰場。

2. 評論〈脫亞論〉 (20分)

《脫亞論》是日本思想史上極具影響力的一篇社論，其核心論點是日本應當擺脫亞洲的落後保守，積極學習西方文明，並在對待中國和朝鮮時，不應再以傳統的東亞秩序觀念來處理，而應採取更為務實、甚至帶有侵略性的態度。

評論角度：

• 歷史背景下的必然性：
  • 時代潮流： 19世紀末是全球化的開端，西方文明的傳播和影響力無遠弗屆。日本作為一個後發國家，面臨著被西方列強侵略的危險，因此，學習西方、尋求富強成為其生存和發展的必然選擇。
  • 日本的自我定位： 明治維新後，日本精英階層普遍存在一種「文明國」與「半開化國」的二分法觀念，他們認為日本已經躋身「文明國」的行列，而中國和朝鮮則屬於「半開化國」。這種觀念促使日本尋求與西方國家平起平坐，同時也為其對亞洲鄰國的優越感和侵略行為提供了理論基礎。

本題旨在考察學生閱讀、識讀古碑文並分析歷史學家論述的能力。

一、識讀與書寫碑文大意

本碑文為東漢時期的《李翊夫人碑》，讚頌李翊夫人的品德與事蹟。由於碑文部分文字較為難識，且為古代書體，在此僅能盡力辨識並轉寫。

粗方框內的文字（盡力辨識與轉寫，標示難識之處）：
「廣漢屬國筷夫人節行累靜德，記古之聖母，早央（？）區。壽曆考辰時，憤然（？）懶癌（？）稱列，速康（？）醉白。普後衛延輔，齊三桓，文母情巢，周空獲善於（？）鋁夫人臧。侯苗高，自彼適斯，蹈禮伉言，恭順承明，孝行布宣，述增慈惠，恥達（？）楚獎，經（？）姑入室，勤養捲捲，理家道宗（？）為軒，求福不回，操無遺（？）銜，約身紡績，這（？）賄（？）圃園，敬姜誨子，對教陰（？），是男三女二，龐穆（？）閨門，女則婚禮，男則與權。節義踰古，訓導不煩，九族和親，若葉附相，成左大淵，敲精魂庵（？），昏飛神天庭，收（？）荊玄都，莫不數息，涕零烏呼明。」

書寫大意：
此碑文讚揚李翊夫人，稱其品德節行如同古代聖母一般，生活簡樸（壽曆考辰時，憤然懶癌稱列，速康醉白，此句意思較難確定，可能指其在艱苦環境中也能保持節操）。她遵循禮法，待人恭順，孝順父母，慈愛親友，在家中勤於治家，紡績織布，教導子女。她教導子女讀書明理，注重禮儀，並且賢良淑德，懂得操持家務。她對家庭貢獻良多，有節操，不求回報。她為家族培養了三男二女，並對子女的婚事進行了妥善安排。她的節操和義行超越古人，對家族的教導不曾懈怠，促進了家族的和睦。

二、陸威儀用此則碑文探討早期中華帝國社會的何種面貌？

陸威儀（Mark E. Lewis）在《哈佛中國史‧早期中華帝國:秦與漢》中，引用此類墓碑碑文，主要用來探討早期中華帝國（特別是漢代）的宗族結構、家庭倫理、女性地位與社會生活。

具體來說，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闡述：

1. 宗族結構與功能：
   • 以血緣為紐帶的社會組織： 碑文提到「三男二女」，「九族和親」，顯示了以血緣關係為核心的宗族在社會中的重要性。宗族不僅是家庭的延伸，更是社會的基本組織單位。
   • 宗族的教化功能： 碑文強調「節義踰古，訓導不煩」，說明宗族對成員，特別是後代的品德教育和行為規範負有重要責任。墓碑本身就是一種對家族成員功績的記錄和宣傳，旨在樹立家族榜樣，維護家族榮譽。

本題主要考察學生對日治時期台灣「地方自治制」的理解，以及如何從歷史日記中分析歷史事件的意義。

一、日治時期「地方自治制」的意義

日治時期台灣的「地方自治制」是日本殖民統治政策的重要一環，其意義複雜且多層次，可以從以下幾個面向來理解：

1. 殖民統治的工具與手段：

   • 攏絡與穩定社會： 日本殖民政府推行地方自治，一方面是為了攏絡台灣民眾，讓他們感受到被納入統治體系，參與地方事務，從而減少反抗，維持社會穩定。
   • 減輕行政負擔： 透過地方自治，將部分地方行政和財政責任轉移給地方議會和官員，可以減輕總督府的行政負擔。
   • 培養親日勢力： 透過選舉和參與地方自治，培養一批親日或與日本殖民政府合作的台灣仕紳和精英，作為其統治的基礎。
   • 推行日本文化與制度： 在地方自治的框架下，更容易推行日本的法律、教育、衛生等制度，加速台灣的「日本化」進程。

2. 有限度的政治參與與權力結構：

   • 形式上的自治，實質上的控制： 雖然名為「地方自治」，但其權力受到總督府的嚴格限制。地方官員（如州知事、市長、街庄長）多由總督任命，民選的議員權力有限，重要的決策權仍然掌握在殖民當局手中。
   • 「内地延長主義」的實踐： 地方自治的推行，是日本「内地延長主義」政策在地方層面的體現，試圖將日本的制度和文化逐步延伸到台灣，但同時也保留了殖民統治的特殊性。
   • 階級與族群的區隔： 在早期，地方自治的參與權往往受到財產和教育程度的限制，主要由台灣的士紳階層參與，而一般民眾的參與空間非常有限。

3. 對台灣社會發展的影響：

   • 現代化建設的基礎： 地方自治的推行，客觀上為台灣地方行政體系的建立、地方財政的籌劃、以及公共建設（如道路、衛生、教育）的推動，提供了一個初步的框架。
   • 培養台灣精英的政治意識： 參與地方自治的台灣仕紳，在與殖民當局的互動中，逐漸培養了政治意識和組織能力，這在後來的台灣政治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 民族意識的啟蒙： 雖然殖民政府試圖透過自治來「籠絡」台灣人，但自治的實踐，也讓台灣人更清楚地認識到自身與日本統治者的差異，以及對自身權利和地位的追求，進而可能激發民族意識。

二、本日日記所呈現的意義

《田健治郎日記》1920年10月1日的記載，呈現了日治時期地方自治制度實施當天的景象，其意義可以從以下幾個角度解讀：

1. 殖民政府的政治宣傳與「恩賜」心態：
   • 盛大慶典的鋪張： 日記詳細描述了從早到晚的各種慶祝活動，包括訓示、參拜、祝賀、唱國歌、喊萬歲、提燈遊行等，顯示了殖民政府極力營造一種「普天同慶」、「地方自治是恩賜」的氛圍。
   • 「民眾雀躍」的粉飾： 日記開頭提到「民眾概莫不雀躍而歡迎之」，這很可能是一種殖民者的主觀感受或官方宣傳的描繪，真實的民眾反應可能更為複雜，包含被動參與、虛與委蛇，甚至暗中的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