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 年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史料分析解讀》

本題主要考驗考生對於《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對孔子作《春秋》的論述的理解，以及對孔子為何要「據魯史，作《春秋》」的歷史脈絡分析能力。

【解題思路】
首先，需要仔細閱讀司馬遷的這段文字，理解其核心觀點。司馬遷認為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是為了「撥亂世反之正」，是為了「王道之大者」。他強調《春秋》的記載，雖然篇幅看似簡略，但其中蘊含了豐富的歷史經驗和政治智慧，能夠辨別是非、定疑慮、善惡、別嫌疑、明是非，是「禮義之大宗」。司馬遷更進一步指出，《春秋》的記載，是為了警示後世，避免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而導致的「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亂象。

接著，需要結合歷史背景，論述孔子為何要「據魯史，作《春秋》」。這需要考生對春秋時期魯國的歷史狀況以及孔子的生平有所了解。

【詳解】

一、 司馬遷論述的解讀：

司馬遷在這段文字中，極力推崇孔子作《春秋》的重大意義。其核心觀點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1. 《春秋》的政治與道德功能： 司馬遷認為，孔子作《春秋》的直接原因是周道衰廢、王道不行，諸侯僭越、大夫專權。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因此將其政治理想寄託於文字，透過「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的方式，來匡正世風。他將《春秋》視為「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是「王道之大者」，更是「撥亂世反之正」的關鍵。
2. 《春秋》的歷史警示作用： 司馬遷引用《春秋》中弒君、七國之亂的史實，指出這些亂象的根源在於「失其本已」，是日積月累的結果，所謂「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因此，《春秋》的記載具有極強的警示意義，提醒統治者和臣民必須謹守本分，否則將會導致嚴重的後果，如「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
3. 《春秋》的禮義大宗地位： 司馬遷總結，無論是君王、臣子，還是父親、兒子，都必須通曉《春秋》之義，否則將會蒙受惡名或遭受懲罰。因此，《春秋》是「禮義之大宗」，是維護社會秩序和道德倫理的根本依據。

二、 孔子為何要「據魯史，作《春秋》」的論述：

孔子之所以選擇「據魯史，作《春秋》」，有其深刻的歷史與個人動機：

本題主要考驗考生對西歐現代史，特別是十九世紀末歐洲反猶主義的歷史脈絡，以及錫安主義運動的起源、發展與影響的理解。

【解題思路】
第一小題要求考生結合歐洲反猶主義的歷史傳統與十九世紀末的具體現象，分析 Theodor Herzl 為何將「猶太人問題」定義為「國族問題」。這需要考生對反猶主義的歷史演變有所掌握，並能將其與 Herzl 的論述結合起來。

第二小題則要求考生簡述錫安主義運動的興起、影響與問題，這需要考生對錫安主義運動的歷史發展有系統性的了解。

【詳解】

(1) 歐洲反猶主義傳統、十九世紀末反猶現象，以及 Herzl 將猶太人問題定義為國族問題的分析：

• 歐洲反猶主義傳統：
  歐洲對猶太人的歧視與迫害，其歷史根源深遠，可以追溯至古羅馬時期，但更為關鍵的影響來自於基督教。

  • 宗教因素： 在基督教成為歐洲主流宗教後，猶太人因拒絕承認耶穌為彌賽亞，被視為「殺害基督者」（Christ-killers），長期遭受教會的宗教迫害。猶太人被描繪成魔鬼的化身，被剝奪權利，被迫居住在隔離的猶太區（Ghetto），並經常遭受宗教性的攻擊和屠殺。
  • 經濟因素： 由於中世紀歐洲社會對基督徒放高利貸的禁令，猶太人常被迫從事金融業，如放貸、貿易等。這使得猶太人在某些時期成為經濟上的「中間階層」，但也因此容易成為經濟蕭條時期被指責的對象，被視為剝削者。
  • 社會與文化因素： 猶太人因其獨特的宗教習俗、語言（希伯來語、意第緒語）和社群結構，在歐洲社會中長期被視為「異類」，難以融入主流社會，這種隔閡加劇了社會的疏離感和敵意。

• 十九世紀末歐洲多國社會的反猶現象：
  到了十九世紀，隨著民族主義的興起、工業化的發展以及科學主義的影響，反猶主義呈現出新的特徵，並在歐洲多國出現了更為系統化和政治化的表現：

  • 民族主義的反猶： 民族主義強調單一民族、語言和文化的優越性，將猶太人視為「外來者」或「國家內部的異己」，認為他們對國家民族的統一和忠誠構成威脅。例如，在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和俄羅斯帝國，民族主義成為反猶主義的重要推動力。
  • 經濟競爭與社會焦慮： 在工業化進程中，猶太人在商業、金融和專業領域取得的成就，引發了部分非猶太群體的嫉妒和不滿。尤其是在經濟不景氣時，猶太人常被當作替罪羊，被指責壟斷經濟、操縱市場。
  • 種族主義的反猶： 繼承了早期宗教和經濟上的偏見，十九世紀末出現了基於「種族」的科學化反猶主義。例如，法國的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就顯示了種族主義在當時的影響力。這些理論將猶太人描述為一個劣等或有害的「種族」，其特徵是不可改變的。
  • 政治化的反猶： 反猶主義開始滲透到政治領域，出現了反猶政黨和政治運動，將反猶作為其政治綱領的一部分。例如，在俄羅斯帝國，政府利用反猶來轉移國內矛盾，並煽動了多次針對猶太人的「大屠殺」（Pogroms）。
  • 媒體的煽動： 報刊雜誌等媒體也常常刊登反猶的言論和漫畫，加劇了社會對猶太人的惡感。

• Herzl 將猶太人問題定義為國族問題的分析：
  Herzl 在引文中明確指出：「To my mind, the Jewish Question is neither a social nor a religious one, even though it may assume these and other guises. It is a national question」。這是對當時主流反猶主義論述的根本性反駁和轉變。

  • 對傳統論述的超越： Herzl 認為，傳統上的反猶主義，無論是基於宗教的敵意、經濟的嫉妒，還是社會的偏見，都未能觸及問題的根本。他認識到，這些表象背後，隱藏著猶太民族作為一個獨特群體所面臨的生存困境。
  • 猶太人作為「一個民族」的自我認同： Herzl 堅信猶太人是一個「一個民族」（one people），他們擁有共同的歷史、文化和命運，但卻散居在世界各地，缺乏一個屬於自己的獨立國家。這種離散狀態（Diaspora）使得他們難以真正融入任何一個國家，也因此成為了各國社會排斥的對象。
  • 解決方案的政治化： 既然問題的根源在於缺乏國家，那麼解決之道也必然是政治性的，即「建立一個猶太國」。他認為，只有建立一個獨立的猶太國家，才能讓猶太人擺脫被排斥、被壓迫的地位，才能真正解決「猶太人問題」。他將此定位為一個「國際政治問題」，需要「文明國家」共同協商解決，這也是一種將猶太人的生存權利提升到國際政治層面的策略。

本題主要考驗考生對清代臺灣史，特別是林爽文事件後臺灣府城改建工程的理解，以及對臺南在清代臺灣歷史地位的認識。

【解題思路】
第一部分要求考生解讀「改建臺灣府城碑記」，詳細說明碑文內容。這需要考生仔細閱讀碑文，提取關鍵資訊。
第二部分要求考生說明林爽文事件後，改建的具體措施。這需要考生將碑文內容與林爽文事件的歷史背景結合起來。
第三部分要求考生說明府城臺南在清代臺灣史上的地位。這需要考生對清代臺灣的政治、經濟、文化等面向有整體性的認識。

【詳解】

一、 碑文內容解讀：

「改建臺灣府城碑記」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知臺灣府事柳州楊廷理所撰，記錄了臺灣府城（今臺南）在林爽文事件後，由木柵改建為土城的工程始末。碑文內容可分為以下幾個部分：

1. 引言：郡邑築城的重要性（第一段）：
   開篇闡述了郡邑築城的基本功能，即「謹啟閉」以防內患，「嚴鎖鑰」以禦外敵，目的是為了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維護社會秩序。並讚美了「我朝」在築城方面的成就，強調了其「善盡善，費之而不惜」的原則。

2. 臺灣府城過去的城防狀況（第二段）：
   碑文指出，臺灣地處東南海域，自古以來與中原聯繫較少，地理位置偏僻，早期（明鄭時期）的城池規制並不完善，且缺乏堅固的防禦工事。歸入清朝版圖後，由於地理條件（瀕海沙淤）和時有地震，最初的築城嘗試（如木柵、刺竹為垣）僅能算是臨時性的防禦措施，維持了數十年。

3. 林爽文事件的教訓與改建的緣由（第三段）：
   碑文重點提及了丙午年（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的林爽文事件。事件中，逆匪（林爽文等人）的突然襲擊，使得各處鄉邑措手不及，城市幾成廢墟。然而，臺灣府城因其「居民稠密，而木柵完固」，得以在兵民的奮力保護下獲得安全，成為「海外天險之區」。這次事件讓統治者深刻認識到，僅靠木柵等臨時性工事不足以長久依恃，必須進行根本性的改建，以求「一勞而永逸」。

4. 改建工程的決策與執行（第四段）：
   碑文列舉了參與決策的官員，包括協辦大學士兼總督福建軍務的福康安（嘉勇公福公康安，此處應為誤植，福康安應為總督，大學士協辦軍務）、工部侍郎兼副都統的阿玉什（中左領德公成，亦有誤，應為阿玉什）、以及巡撫福建提督軍務的徐嗣曾。這些官員「相時度勢」，向朝廷奏報，並獲得「奉旨俞允」，撥款興建。

5. 改建的具體措施與成果（第五段）：

   • 城牆規模： 改建為土城，舊制原有七門，這次「缺其西一面，今添設券臺一」。城牆的總長度（袤延）為「二千五百二十餘丈」。
   • 工程量： 總工程量為「十二萬四千六十餘兩」。
   • 工程時間： 工程從戊申仲冬（乾隆四十九年冬）開始，至庚戌季夏（乾隆五十年夏）竣工，歷時約一年半。
   • 工程內容： 涵蓋了城樓、城垛、城門、卡房（衛房）、馬道、水洞等所有城防設施。
   • 竣工後的景象： 描繪了改建後的府城，呈現出「烟火萬家」的繁榮景象，猶如內地郡城，使人民得以安居樂業。

6. 對後世的期望與工程參與者的銘記（第六、七段）：
   碑文表達了作者（知府楊廷理）作為地方官員，在完成此項重大工程後的感慨，以及對後世官員的期望，希望他們能以寬容之心治理百姓，加強防禦，但更重要的是關注民生。同時，碑文也列舉了眾多在工程中出力出力、出錢出力、或在前期事件中貢獻的官員和地方人士的名字，以示紀念。

二、 林爽文事件後改建的具體措施：

林爽文事件是清代臺灣規模最大的一次民變，嚴重動搖了清廷對臺灣的統治。該事件暴露了臺灣原有城防工事的不足，特別是木柵的脆弱性。因此，改建工程的主要措施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