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 年 國立中山大學哲學系碩士班《近代與當代西洋哲學》

本題主要考查現象學傳統中關於「交互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 的概念，分別探討胡塞爾與沙特的觀點，並進行比較。

核心概念： 交互主體性 (Intersubjectivity) 指的是主體與主體之間相互理解、相互作用、相互構成的關係。在現象學中，它關乎我們如何經驗和理解他人作為與我們同等的主體，以及這種經驗如何影響我們對世界和自身的理解。

(1) 胡塞爾思想中的交互主體性：
胡塞爾的交互主體性概念主要發展在其晚期著作，特別是《笛卡爾沉思錄》的第五篇。他試圖在現象學的基礎上，解決「他心問題」(Problem of Other Minds)。胡塞爾認為，我們對自身經驗的直接直觀，即「我」(ego)，是我們的經驗中心。然而，我們並非孤立的個體，而是生活在一個由他人構成的世界中。

胡塞爾提出的解決方案是「類比的移情」(analogical appresentation) 或「共感」(empathy)。他認為，當我們經驗到一個與我們相似的身體時，我們會基於自身的經驗，將其理解為另一個主體。這個「他者」的身體，對我而言，首先是一個「他者的身體」(Körper)，而非我自己的「肉體」(Leib)。透過類比，我能夠「移情」於他者，理解他的經驗，並將其納入我自身的經驗世界。

更重要的是，胡塞爾強調，我對他者的經驗並非僅是單純的類比，而是透過「配對」(pairing) 的方式。我將他者的身體與我自己的身體進行配對，從而意識到他者也是一個具有我所擁有的同樣潛能的主體。因此，我所經驗到的世界，並非僅是我的世界，而是「我們的世界」(our world)，一個由我與他者共同構成的共享經驗空間。這種共享空間的形成，是交互主體性的關鍵。

(2) 沙特思想中的交互主體性：
沙特對交互主體性的看法則與胡塞爾截然不同，他從其存在主義和現象學的基礎出發，將他者視為一種根本性的威脅。在《存在與虛無》(Being and Nothingness) 中，沙特認為，當他者「在場」(presence) 時，他者會以一種「凝視」(gaze) 的方式來「對象化」(objectify) 我。

沙特著名的「地獄就是他人」(Hell is other people) 這句話，點出了他對他者經驗的核心。當他者注視我時，我會感到自己被他者的意識所捕捉、被他者的目光所定義。我不再是擁有自由的「為己」(pour-soi) 存在，而是變成了他者眼中被固定、被限制的「物」(en-soi)。他者的凝視剝奪了我的自由，將我從我的自由選擇中拉出來，變成一個被客觀化的對象。

本題探討「死亡」這個存在主義的核心議題，特別是從海德格和列維納斯兩位重要哲學家的視角，來理解「此在之死」與「他人之死」的關係，以及這兩種詮釋帶來的不同影響。

核心概念： 死亡 (Death)、此在 (Dasein)、他者 (The Other)、存在 (Being)。

(1) 海德格：《存在與時間》中的此在之死與他人之死：
在海德格的《存在與時間》(Sein und Zeit) 中，「死亡」是此在(Dasein)最根本的「可能性」(possibility)。此在是「面向死亡的存在」(Sein zum Tode)。海德格強調，死亡是此在「自身」的、確定的、無關涉的、不可超越的、且是「最有可能的」可能性。

• 此在之死 (The Death of Dasein)：
  海德格區分了兩種看待死亡的方式：

  1. 「非本真」(inauthentic) 的死亡： 這是人們日常生活中普遍採取的態度，將死亡視為「他人的死亡」(the death of others)，一種統計學上的事件，或者是一種可以被推遲、被規避的「遲早要來的事情」。這種看法掩蓋了死亡對此在自身的根本意義。
  2. 「本真」(authentic) 的死亡： 這是此在對自身死亡的「預見」(Vorlaufen)。預見死亡，意味著此在認識到死亡是其自身獨有的、不可逃避的終結。這種預見不是一種焦慮的逃避，而是對自身有限性的一種坦然面對。透過預見死亡，此在才能擺脫日常的閒談與追隨，奪回自身的存在，實現「本真性」。此在的本真性，就在於它能「擔當」(übernehmen) 自身的死亡。

• 他人之死與此在之死：
  海德格認為，將死亡視為「他人的死亡」，是此在陷入「非本真」的表現。當我們談論「某某人死了」，我們是在談論一個已經發生的、與「我」無關的事件。這種觀點將死亡的獨特性和緊迫性轉移到他人身上，從而逃避了對自身死亡的責任。
  然而，海德格也承認，他人的死亡對「我」而言，也會產生一種「可能性」(possibility) 的提示。他人的死亡，可以作為一種「喚醒」(Anrede) 的方式，提示此在其自身死亡的可能性。但這種提示，最終仍是為了引導此在走向對自身死亡的本真擔當，而不是去關注他人的死亡本身。海德格的重點始終在於此在的「自身性」(Sich-sein)。

(2) 列維納斯如何詮釋他人之死：
列維納斯 (Emmanuel Levinas) 的哲學核心在於「他者」(the Other) 的至高無上性。他與海德格的觀點形成鮮明對比，他認為，倫理學的開端不在於「我」對自身存在的關切，而在於「他者」的召喚。

• 他人之死 (The Death of the Other)：
  列維納斯將「他人」視為「面孔」(face)。他者的面孔，首先是一個「赤裸的、被剝奪的、脆弱的」存在，它向我發出「不要謀殺」(Thou shalt not kill) 的命令。這種命令是絕對的、先驗的倫理要求。
  列維納斯對「他人之死」的詮釋，是將其視為一種「倫理的召喚」(ethical summons)。

本題要求說明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 的核心概念「延異」(différance)。這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概念，需要深入理解其對語言、意義和結構的解構。

核心概念： 延異 (différance)、解構 (deconstruction)、延遲 (deferral)、差異 (difference)、二元對立 (binary opposition)、語言學 (linguistics)、符號 (sign)。

「延異」(différance) 的概念：
「延異」是德希達在1968年提出的概念，用來批判和超越索緒爾 (Ferdinand de Saussure) 的語言學結構主義。索緒爾認為，語言中的意義是由符號的「差異」(difference) 所構成的，即一個符號的意義在於它與其他符號的不同。例如，「貓」這個詞的意義，就在於它不是「狗」、「鳥」等。

德希達認為，索緒爾的「差異」概念仍不足夠。他進一步提出了「延異」，這個詞本身就是一個雙關語。它結合了兩個法語動詞的含義：

1. "différer" (to differ, to be different)： 指的是「差異」的概念，即符號之間相互區分、相互對立，從而產生意義。
2. "différer" (to defer, to postpone)： 指的是「延遲」的概念，即意義的產生和確立並非即時完成，而是不斷被推遲、被延緩。

「延異」的雙重運作：
德希達認為，「延異」是意義運作的根本方式，它包含兩個相互關聯的層面：

1. 差異 (Difference)：
   如同索緒爾所說，符號的意義來自於它們之間的差異。每一個符號都處於一個符號網絡中，其意義是通過與其他符號的區分而獲得的。這種差異是「延異」的第一個面向。它表明，任何單一的符號都無法獨立擁有固定的、內在的意義。意義總是相對的，總是通過與「非」自身的區分而產生。

2. 延遲 (Deferral)：
   這是「延異」更為關鍵的面向。德希達指出，意義的確定性總是被推遲。當我們使用一個詞語時，它的意義並非一次性地被完全呈現。相反，一個詞語的意義會指向其他詞語，這些詞語又指向其他詞語，如此循環往復，形成一個無限的指涉鏈。這就是所謂的「延異」。

   • 意義的「追溯性」(retrospective)： 意義的產生並非向前追溯，而是向後追溯，或者說，意義的確定總是在事後才被「追認」的。當我們理解一個句子或一段話時，我們是在整個語境完成後，才回過頭來重新理解每個詞的意義。
   • 意義的「非在場」(non-presence)： 任何一個詞語的意義，都不是當下「在場」(present) 的，而是通過「非在場」的詞語來定義的。我所使用的詞語，其意義依賴於我沒有使用的、我排除掉的詞語。

核心觀念

尼采所說的「上帝已死」（Gott ist tot），不是指一個超自然存在遭到肉體上的死亡，而是宣告：在現代歐洲，基督教—柏拉圖主義所支撐的終極真理、道德秩序與人生意義，已經失去原有的思想權威。

「上帝」在此代表一整套形上學與價值體系，包括：

• 上帝是真理與善的最高根據。
• 世界具有超越性的秩序與目的。
• 人的道德規範由上帝或超越世界所保證。
• 現實世界低於永恆、完美的「彼岸世界」。

因此，「上帝已死」真正指出的是：歐洲人仍使用基督教道德與真理語言，卻已不再真誠相信其超越性根據。尼采在《快樂的科學》第125節〈瘋人〉中，藉由「我們殺死了上帝」指出，現代科學、理性主義與啟蒙思想本身，逐步瓦解了基督教世界觀。

解題方法

本題要求說明「上帝已死」對歐洲哲學的影響，適合採取「思想根據瓦解 → 價值危機 → 哲學轉向」的三層結構作答。

首先，說明它瓦解了傳統形上學的最高根據。若上帝不再是存在、真理與善的終極保證，哲學便不能再直接依賴超越世界來說明現實與價值。這代表傳統「真理具有永恆本質」「道德具有普遍根據」的立場受到根本挑戰。

其次，指出它造成虛無主義。當舊有價值失去根據，人會面臨「人生是否有意義」「善惡如何判定」「真理是否客觀」等問題。尼采稱此一歷史危機為虛無主義：不是單純什麼都不相信，而是原先最高價值失去效力，卻尚未形成新的價值秩序。

最後，說明尼采的積極回應。尼采並不主張停留在悲觀的虛無主義，而要求人重新評估既有價值，進行「價值重估」。哲學的任務不再是發現上帝所保證的永恆真理，而是由人從生命、力量與創造的角度建立新的價值。這也連結到「權力意志」與「超人」等概念：人必須承擔創造價值的責任，成為超越舊有道德的人。

對歐洲哲學的主要影響

一、形上學與基督教哲學的終結危機

「上帝已死」使歐洲哲學重新檢討以超越性存在為基礎的傳統形上學。從柏拉圖以來，西方思想常把真正的實在置於感官世界之外，例如理念、靈魂、上帝或永恆真理。尼采認為，這種二元論貶抑了現實生命，並以彼岸世界否定此岸世界。

因此，哲學開始轉向具體的生命、身體、歷史、欲望與權力，不再把抽象的超越存在視為唯一可靠的哲學對象。

二、虛無主義與價值危機

基督教道德長期提供歐洲社會善惡標準與人生目的。當其超越性根據崩解後，原有價值仍存在於語言與制度中，卻失去了最後保證，這便形成歐洲精神的價值危機。

尼采特別批判基督教的禁欲主義與罪感倫理，認為它們把生命力、欲望與自我肯定視為邪惡。若舊道德只剩下習慣與服從，歐洲人便必須面對「誰有權決定價值」的問題。

本題為開放性題目，要求考生選擇一位熟悉的哲學家，闡述其關於「人與他人的關係」的觀點，並討論此關係對當代社會的重要性。由於題目開放，考生可選擇任何一位有相關論述的哲學家。在此，我們以馬丁·布伯 (Martin Buber) 的「我─你」(I-Thou) 與「我─它」(I-It) 的關係為例進行說明。

核心概念： 我─你 (I-Thou)、我─它 (I-It)、關係 (Relation)、相遇 (Encounter)、本真性 (Authenticity)、當代社會 (Contemporary Society)。

馬丁·布伯的「我─你」與「我─它」關係：
馬丁·布伯在其代表作《我與你》(Ich und Du) 中，提出了他對人際關係的劃時代的區分。他認為，人的存在並非孤立的個體，而是透過關係來構成的。他區分了兩種基本關係：

1. 「我─它」(I-It) 關係：

   • 這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關係模式。在這種關係中，我將他者（人、事物、甚至自然）視為一個「它」(It)，一個被我客觀化、工具化、分析化的對象。
   • 我與「它」的關係，是基於我的經驗、我的利用、我的觀察。我對「它」的認識，是將「它」分解成其屬性、功能、用途，然後將這些屬性納入我的知識體系或利用範疇。
   • 例如，我與一個顧客的交易，我將他視為一個「潛在的購買者」，我分析他的需求，提供商品，目的是完成銷售。我與一個工具的關係，我將其視為完成某項工作的手段。我與一本教科書的關係，我將其視為獲取知識的載體。
   • 在「我─它」關係中，「我」是主動的、判斷的、利用的，而「它」是被動的、被分析的、被使用的。這種關係是功利性的、目的性的，缺乏真正的情感連結和相互認同。

2. 「我─你」(I-Thou) 關係：

   • 「我─你」關係是布伯所追求的、更為本真和深刻的關係模式。在這種關係中，我不是將對方視為一個「它」，而是直接地、完整地、全心地與之「相遇」(encounter)。
   • 「你」(Thou) 的出現，不是作為一個被分析或被利用的對象，而是作為一個與我同等、有著自身獨特性和完整性的存在。我不是在觀察「你」的某個面向，而是面對「你」的整體。
   • 在「我─你」關係中，「我」與「你」是相互開放、相互接納、相互影響的。這不是一種目的性的關係，而是一種「存在性的」(existential) 相遇，一種「當下」(present) 的體驗。
   • 例如，一位老師與一個學生的互動，不僅僅是知識的傳遞，更可能是一場關於人生、價值觀的真誠交流，老師看見學生獨特的潛質，學生感受到老師的關懷。父母與子女之間的愛，朋友之間的情誼，都可能體現「我─你」的特質。
   • 「我─你」關係強調的是「關係本身」(relation itself) 的重要性，而不是關係中的個體所能獲得的利益。這種關係能夠帶來生命的完整性、意義感和靈性。

人與他人的關係對於當代社會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