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年 國立臺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班《衛生行政概論》

本題主要在檢驗考生對我國全民健康保險制度的基本認識，包含其開辦時間、核心目標以及為達成目標所採取的策略。

1. 台灣全民健保開辦時間：
   全民健康保險法於民國 83 年（西元 1994 年）立法通過，並於民國 84 年（西元 1995 年）3 月 1 日正式實施。
   【答案】民國 84 年 3 月 1 日。

2. 全民健保的政策目標：
   全民健保的核心目標在於建立一個涵蓋全民、互助合作的醫療保障體系，其主要目標可歸納如下：

   • 普及性 (Universality)：確保所有國民，不論其身分、收入、職業，都能享有基本的醫療保障，避免因疾病而陷入經濟困境。
   • 公平性 (Equity)：透過保費分擔與給付機制，追求醫療資源的公平分配，降低因經濟能力差異而導致的醫療可近性差距。
   • 效率性 (Efficiency)：透過總額預算、支付制度設計等方式，提升醫療資源的運用效率，並控制醫療費用的成長。
   • 可近性 (Accessibility)：確保民眾能夠方便地獲得所需的醫療服務，降低就醫的障礙。
   • 品質 (Quality)：維持或提升醫療服務的品質，確保民眾獲得良好的醫療照護。
     【答案】普及性、公平性、效率性、可近性、品質。

本題聚焦於COVID-19疫情對台灣健保體系的衝擊，以及健保署如何應對，同時也檢驗考生對健保總額支付制度的理解。

1. 全民健保總額支付制度的運作原理與點值決定：

   • 運作原理：總額支付制度是一種預算控制機制。健保署（支付者）與各醫療服務提供者（如醫界代表、藥師、醫材商等）協商，在年度開始前，共同議定該年度用於特定醫療服務部門（如醫院、西醫診所、牙醫、中醫、藥品、醫材等）的總支付上限。一旦總額確定，該年度用於該部門的醫療費用總支出就不會超過此上限。若實際發生的醫療費用超過總額，則會進行「點值」的向下調整（或稱「砍價」）；若低於總額，則可能進行「點值」的向上調整，或將餘額結轉至下年度。
   • 點值的決定：在總額支付制度下，健保支付給醫療院所的費用，通常是將醫療服務項目（如檢查、手術、藥品等）以「點數」來計價。所謂的「點值」就是每一點數所代表的實際支付金額。點值是由當年度總額預算除以該年度預計發生的總點數（即總服務量乘以每項服務的點數）來計算。
     $\text{點值} = \frac{\text{當年度總額預算}}{\text{當年度預計發生的總點數}}$
     若實際服務量超過預期，總點數增加，則點值會下降；反之，若服務量未達預期，總點數減少，點值則可能上升。COVID-19疫情期間，因門診量下降，總點數減少，可能導致點值上升（若總額未變動），但實際情況較複雜，需考量疫情對總額協商的影響。
     【答案】運作原理為預先協商並確定年度總支付上限，實際支付金額依據此上限及服務量浮動；點值由總額預算除以總預計點數決定。

2. 疫情對健保支出與醫療機構收入的影響：

   • 健保署角度的「一般性醫療支出」：從健保署的角度來看，健保全年的一般性醫療支出（排除COVID-19直接相關支出）可能會改變，但影響程度取決於疫情的嚴重性與持續時間，以及民眾就醫行為的改變。
     • 理由：疫情期間，民眾可能因擔心感染、減少非必要就醫、或因封鎖措施而減少就診，導致醫療服務總量下降，進而降低一般性醫療支出的總額。另一方面，若民眾因疫情延遲就醫，長期累積的醫療需求爆發，也可能在疫情趨緩後推升支出。此外，健保署在總額協商時，也可能因應疫情影響而調整預算。
   • 個別健保特約醫事機構的健保收入：個別健保特約醫事機構的健保收入，極有可能受到疫情影響而改變，通常是「下降」或「結構改變」。
     • 理由：
       • 門診量下降：如題幹所述，許多醫療院所的門診量顯著下降，直接導致其向健保署申報的醫療服務量減少，進而降低健保收入。
       • 手術與檢查延遲：非急迫性的手術、檢查及治療可能會被延遲，這也會影響機構的收入。

本題探討言論自由的限制與公衛議題的資訊傳播，涉及憲法、行政法及傳播法等領域，旨在檢驗考生對這些原則的理解及其在實際公衛情境中的應用。

1. 限制言論自由應遵守的法律原則：
   國家或行政部門若欲限制人民的言論自由，必須嚴格遵守憲法及相關法律所揭示的原則，以確保限制的合法性、必要性與比例性。主要原則包括：
   • 法律保留原則 (Principle of Reserve Law)：限制人民自由權利，必須要有法律（狹義的法律，即立法院通過的法律）作為依據，行政機關不得僅憑行政命令或行政規則來限制。這確保了對人民基本權利的干預，必須經過民主程序（立法）的授權。
   • 必要性原則 (Principle of Necessity)：限制言論自由的目的是為了達成憲法所保障的其他重要公益（如國家安全、公共秩序、他人名譽、公共衛生等）。所採取的限制措施，必須是為了實現該公益所「必要」的，不能有其他侵害較少但同樣能達成目的的替代方案。
   • 比例原則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這是必要性原則的延伸與深化，要求限制措施必須是適當的、必要的，且侵害與目的之間必須有合理的比例。它包含三個層次：
     • 適當性 (Suitability)：限制措施必須有助於達成預期之公益目的。
     • 必要性 (Necessity)：如前所述，限制措施必須是達成目的所必需的，沒有侵害更小的方式。
     • 狹義比例性 (Proportionality in the Strict Sense)：限制措施所造成的對人民權利的侵害，不得超過為達成公益目的所能獲取的利益。換言之，限制所帶來的公益必須大於對個人自由的損害。
   • 明確性原則 (Principle of Clarity)：法律條文應具備相當的明確性，使人民得以預見其行為可能產生的法律後果，避免因條文模糊而產生任意解釋或執法的空間。
   • 平等原則 (Principle of Equality)：限制措施的適用應無差別待遇，不得因種族、宗教、性別、職業等因素而為歧視性的限制。

本題深入探討「健康人權」的概念，包括其主體、責任歸屬、倫理基礎，以及政策實踐與民意之間的關聯，同時也要求考生解讀社會調查數據。

1. 健康人權的主體、責任與倫理基礎：

   • 享有健康人權的主體：
     • 所有人 (Everyone)：健康人權是普世人權的一部分，原則上應由世界上所有的人享有，不論其國籍、種族、性別、宗教、社會地位、經濟狀況等。這包含公民、外籍人士、甚至無國籍者。
     • 特定弱勢群體：特別強調兒童、婦女、原住民族、身心障礙者、低收入者、難民等，他們因處境特殊，可能面臨更大的健康風險或醫療可近性障礙，因此更需要被保障。
   • 保障健康人權的責任者：
     • 國家 (State)：國家負有最主要的責任，包括制定法律、政策和計畫，確保人民能享有健康。這包含提供醫療服務、改善公共衛生環境、監督醫療品質、確保藥品可及性等。
     • 國際社會 (International Community)：透過國際公約、援助計畫等，協助發展中國家提升健康水平。
     • 醫療體系（醫事人員、機構）：基於專業倫理，有責任提供優質、無歧視的醫療服務。
     • 個人與家庭：對自身健康負有責任（如健康生活方式），並在能力範圍內照顧家人。
     • 非政府組織 (NGOs)：作為倡議者、服務提供者，填補政府服務的不足。
   • 權利與責任的倫理基礎：
     • 內在價值與尊嚴 (Inherent Dignity and Worth)：人權思想的根本，認為每個人都擁有與生俱來的、不可剝奪的價值和尊嚴，而健康是實現這種尊嚴、過有意義生活的基本條件。
     • 公平與正義 (Equity and Justice)：社會資源（包括健康資源）的分配應當公平。不應因個人無法控制的因素（如出生地、貧富、種族）而無法獲得必要的健康照護。
     • 互助與社會連帶 (Mutual Aid and Social Solidarity)：特別是在全民健保等社會保險制度中，健康人權的實現體現了社會成員之間的互助精神，大家共同分擔風險，共同支持弱勢。
     • 效益主義 (Utilitarianism)：從整體社會福祉的角度，健康的社會是更有效率、更具生產力的社會，因此保障健康人權符合社會整體的最大利益。
       【答案】享有主體為所有人（尤其弱勢群體）；責任者為國家、國際社會、醫療體系、個人；倫理基礎為內在價值、公平正義、互助社會連帶、效益主義。

2. 促進健康人權保障的政策，一定是正義的嗎？
   不一定。 雖然促進健康人權保障的「目標」本身是正義的，但具體的「政策」內容與執行方式，可能不必然是正義的。

   • 理由：
     • 政策設計不當：政策在設計時，可能未能充分考慮不同群體的權益，例如，某項政策可能過度偏重於特定疾病的防治，而忽略了其他疾病或心理健康的需求；或者，政策的資源分配未能達到真正的公平，導致某些弱勢群體仍難以獲得足夠的照護。
     • 執行偏差：即使政策目標是正義的，但在執行過程中，可能因為官僚體系、貪腐、或執行人員的偏見，導致政策無法公平有效地執行，反而加劇了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