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年 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犯罪學》

本題主要在探討 COVID-19 疫情下，除了家內暴力外，可能出現的其他人際暴力事件，並要求提出預防建議。這題可以從幾個犯罪學理論切入，例如壓力理論 (Strain Theory) 探討疫情造成的社會壓力如何轉化為暴力行為；社會學習理論 (Social Learning Theory) 探討媒體訊息、模仿行為如何影響暴力；以及群體衝突理論 (Group Conflict Theory) 探討特定群體間的仇恨暴力。

一、可能出現的暴力事件類型與舉例：

1. 人際暴力（因不滿管制措施引發）：

   • 概念： 指因對政府或權威機構實施的防疫措施（如封鎖、隔離、強制戴口罩、疫苗接種要求等）感到不滿、沮喪、被剝奪自由，進而引發與執法者、鄰居、或陌生人之間的衝突與暴力。這類暴力可能源於對個人權利受侵犯的感受、對措施有效性的質疑，或因長期封鎖導致的心理壓力爆發。
   • 舉例 (國內)： 2021 年台灣疫情嚴峻期間，部分民眾因不滿特定區域的封鎖措施，或對居隔規定、罰則感到不滿，而與執行人員發生肢體衝突，甚至破壞公共設施。例如，曾有新聞報導在執行居家隔離的過程中，民眾與社區管理員或員警發生爭執，進而演變成肢體衝突。
   • 舉例 (國外)： 2020-2021 年間，全球各地（如美國、歐洲、澳洲）都曾發生反對封鎖、反對戴口罩或反對疫苗強制令的示威遊行，其中部分遊行演變成與警方之間的暴力衝突，示威者攻擊員警，或破壞商店、公共建築。

2. 仇恨暴力（針對特定群體或種族）：

   • 概念： 指因疫情的發生或傳播，將特定群體、種族或國籍的人士視為「戰犯」或「病毒攜帶者」，從而產生歧視、污名化，甚至演變成言語攻擊、騷擾、破壞財產或肢體攻擊等仇恨犯罪。這類暴力常與社會恐慌、不確定性、以及將問題歸咎於「他者」的心理機制有關。
   • 舉例 (國內)： 雖然台灣社會相對多元，但疫情初期，也曾出現對特定國籍人士的歧視言論，例如在社群媒體上出現將病毒與特定國家連結，並呼籲抵制或排斥該國籍人士的討論。雖然較少演變成大規模的肢體暴力，但已顯現歧視與污名化的傾向。
   • 舉例 (國外)： 美國在 COVID-19 疫情期間，針對亞裔美國人的仇恨犯罪顯著增加。

本題主要探討社會解組理論中，關於社區犯罪控制的兩種不同觀點：一是強調社會人際網絡的重要性，另一是強調集體效能的重要性。這題需要對這兩種觀點進行詮釋、比較，並提出自己的看法與理由。

核心概念：

• 社會解組理論 (Social Disorganization Theory)： 由 Shaw 和 McKay 提出，認為高犯罪率並非由個人特質決定，而是由社區環境的結構性因素所導致，特別是社區的社會經濟地位、族裔異質性、人口流動性高等因素，會導致社區的社會控制能力下降，進而引發犯罪。
• 社會人際網絡 (Social Networks)： 指社區成員之間相互認識、互動、聯繫的關係網絡。這些網絡可以提供資訊交流、互助合作、以及監督行為的機會。
• 集體效能 (Collective Efficacy)： 由 Sampson, Raudenbush, 和 Felton 提出，是社會解組理論的延伸與發展。它指的是社區居民共同維護公共秩序、抑制犯罪、以及解決社區問題的意願與能力。集體效能包含兩個面向：
  • 社會聯繫 (Social Cohesion)： 指居民之間的信任、互助和連結程度。
  • 共同期望 (Shared Expectations)： 指居民對於維持社區秩序和抑制犯罪的共同信念和期望。

不同學者的論點詮釋：

1. 強調社會人際網絡重要性的學者：

   • 詮釋： 這派學者認為，一個緊密、活躍的社會人際網絡是社區進行非正式社會控制的基礎。當社區成員彼此認識、經常互動，他們更容易了解彼此的行為，也更容易對不當行為（如青少年在街頭閒蕩、破壞公物）產生集體的關注和干預。例如，鄰居之間互相照應，能及時發現陌生人或可疑行為；家長之間互相認識，可以監督彼此的孩子；社區成員透過共同參與活動，能建立信任，提升對社區事務的關心。這種網絡提供了資訊的流通管道，也形成了情感支持，進而能有效約束成員的行為，降低犯罪。
   • 背後理由： 這是傳統社會控制觀念的延伸。在許多文化中，緊密的社區關係被視為社會穩定的重要支柱。人際網絡的緊密程度，直接影響了非正式社會規範的傳遞與執行效率。

2. 強調集體效能重要性的學者（即使人際網絡薄弱）：

   • 詮釋： 這派學者（以 Sampson 為代表）認為，雖然緊密的人際網絡有助於犯罪控制，但它並非唯一或絕對的關鍵。更重要的是社區居民是否擁有「共同的意志」與「共同的能力」來維持秩序。即使社區成員之間不一定非常熟悉（人際網絡相對薄弱），但如果他們普遍認同某些行為標準（如不能容忍青少年飆車、不能容忍隨地吐痰），並且相信自己有能力（或與他人合作有能力）去制止這些行為，那麼即使沒有深厚的人際關係，也能有效降低犯罪。例如，一個社區即使鄰居之間不常串門子，但如果大家看到有人破壞公物時，都願意打電話報警或出面制止，這就展現了高度的集體效能。

本題要求辨識並說明影響犯罪恐懼的三個最重要因素，並闡述其理論基礎與原因。犯罪恐懼是一個複雜的心理與社會現象，受到個人、環境、以及媒體等多重因素的影響。

核心概念：

• 犯罪恐懼 (Fear of Crime)： 指個人對成為犯罪受害者的擔憂或恐懼感，這種恐懼感可能與實際犯罪風險不成比例。它是一種主觀感受，影響人們的行為模式、生活選擇，甚至社會信任度。

影響犯罪恐懼的三個重要因素及其理論基礎：

我認為最能影響犯罪恐懼的三個因素是：1. 媒體的犯罪報導與描繪、2. 個人過去的受害經驗與風險感知、3. 居住環境的特徵與社會解組程度。

1. 媒體的犯罪報導與描繪 (Media Portrayal of Crime)

   • 說明： 媒體（特別是電視新聞、網路新聞、電影、戲劇）對犯罪的報導方式，對公眾的犯罪恐懼有著極大的影響。媒體傾向於報導聳動、戲劇化、高關注度的犯罪事件（如隨機殺人、嚴重暴力犯罪），而較少報導普遍但較不具新聞性的犯罪（如竊盜、詐騙）。這種選擇性的報導，往往會讓公眾高估了實際犯罪的發生率與嚴重性，特別是高關注度的暴力犯罪。
   • 理論基礎：
     • 涵化理論 (Cultivation Theory)： 由 George Gerbner 提出，認為長期接觸媒體（特別是電視）會逐漸形塑觀眾對現實世界的認知。經常接觸媒體描繪的「充滿暴力」的世界，觀眾會傾向於相信現實世界也如媒體所呈現的那樣危險，從而增加對犯罪的恐懼感。
     • 社會認知理論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媒體透過象徵性學習（symbolic modeling）的方式，讓觀眾觀察到犯罪行為及其後果。如果媒體經常呈現犯罪的嚴重後果，或將特定群體描繪成危險的來源，觀眾會內化這些訊息，產生對特定犯罪或特定群體的恐懼。
     • 「可得性捷思法」 (Availability Heuristic)： 媒體報導的犯罪事件，尤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更容易被提取到人們的記憶中。當人們被問及犯罪風險時，會更容易想起這些容易「提取」的訊息，從而高估了該類犯罪的發生機率，增加恐懼。
   • 原因： 媒體是公眾獲取犯罪資訊的主要管道。其選擇性、戲劇化的報導方式，容易造成「犯罪淹沒效應」(crime drop myth) 的反差，讓民眾感覺犯罪無處不在、難以防範，進而產生強烈的恐懼感。

2. 個人過去的受害經驗與風險感知 (Personal Victimization Experience and Risk Perception)

   • 說明： 如果個人曾經是犯罪的受害者，無論是親身經歷或親友的受害經驗，都會顯著增加其對犯罪的恐懼感。即使沒有直接受害，但如果一個人認為自己處於高風險之中（例如，住在治安不良的地區、經常出入高風險場所、或具有被視為高風險的特徵如女性、老年人、少數族裔），也會產生較高的犯罪恐懼。
   • 理論基礎：
     •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對於犯罪受害者而言，受害經驗本身可能造成心理創傷，產生持續的焦慮、警覺、迴避行為，這些都是犯罪恐懼的直接體現。

本題旨在從犯罪學的視角，評估針對酒駕修法所提出的三項具體措施（沒收車輛、連帶處罰乘客、加重刑度）是否合適。這需要運用犯罪學的理論來分析這些措施可能產生的預防效果、潛在的副作用，以及其在犯罪學原則下的合理性。

核心概念：

• 犯罪預防 (Crime Prevention)： 指採取各種措施以降低犯罪發生率或減輕犯罪影響的行為。
• 嚇阻理論 (Deterrence Theory)： 認為透過增加犯罪的成本（如嚴厲的懲罰）或降低犯罪的收益，可以有效嚇阻潛在的犯罪者。
• 情境犯罪預防 (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透過改變犯罪發生的具體情境，使犯罪變得更加困難、危險、或無利可圖，來預防犯罪。
• 標籤理論 (Labeling Theory)： 認為過於嚴厲或不當的標籤，可能導致被標籤者產生負面認同，反而加劇偏差行為。
• 社會學習理論 (Social Learning Theory)： 認為人們透過觀察和模仿他人行為來學習，並受獎懲影響。

針對三項修法措施的犯罪學分析：

1. 沒收車輛 (Confiscation of Vehicle)

   • 犯罪學角度分析：
     • 嚇阻效果 (Deterrence)： 這是最主要的預防機制。對於酒駕者而言，車輛是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是財產。沒收車輛直接增加了酒駕的「機會成本」和「經濟成本」。這可以透過「絕對嚇阻」和「相對嚇阻」來理解：
       • 絕對嚇阻： 對於依賴車輛通勤、工作或生活的人來說，失去車輛是嚴重的懲罰，可能使其不敢再犯。
       • 相對嚇阻： 即使不是唯一交通工具，沒收車輛也大幅增加了再犯的難度與成本。
     • 情境犯罪預防 (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沒收車輛可以視為一種「消除機會」或「增加難度」的措施。它直接剝奪了酒駕者再次使用該車輛進行犯罪的「工具」。
     • 公平性與適用性：
       • 車輛所有權： 若車輛並非酒駕者本人所有（例如借用、租賃、或公司車），沒收行為的公平性與正當性會受到質疑。這可能違反財產權原則，並對無辜的車主造成損害。
       • 累犯的定義： 應明確界定何種情況下沒收車輛，例如是否僅限於特定累犯或情節重大者。
     • 替代方案： 裝置酒精鎖 (Ignition Interlock Device) 是一種替代或輔助措施，它能在車輛啟動前檢測駕駛者是否酒駕，若酒測值超標則無法發動車輛。這同樣能阻止酒駕，但對車輛所有權的影響較小。
   • 是否合適： 針對累犯或情節重大者，沒收車輛具有較強的嚇阻效果，且符合情境犯罪預防的精神，是「合適」的。但應審慎處理車輛所有權問題，避免株連無辜，並可考慮與酒精鎖等措施搭配使用。

2. 連帶處罰乘客 (Joint Liability for Passengers)

   • 犯罪學角度分析：
     • 預防機制： 這項措施試圖透過「同伴壓力」和「責任共擔」來預防酒駕。理論上，乘客若知道自己也可能因駕駛者酒駕而受罰，可能會：
       • 拒絕搭乘： 拒絕搭乘明顯酒駕的司機的車。
       • 勸阻駕駛者： 積極勸阻駕駛者不要酒駕。
       • 報警： 在駕駛者堅持酒駕時，主動報警。
     • 社會學習與規範： 這有助於建立一種「酒駕行為不受社會接受」的強烈社會規範。乘客的「連帶責任」可以被視為一種外部化的社會控制，將監督和約束的責任擴展到車內。
     • 潛在問題與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