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 年 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犯罪學》

本題主要在探討仇恨犯罪（Hate Crime）的核心概念及其成因。

一、仇恨犯罪的內涵

仇恨犯罪是指行為人基於對特定群體的偏見或仇恨，而選擇該群體作為犯罪的目標，並以該群體的某些特徵（如種族、宗教、性取向、國籍、性別認同、身心障礙等）作為犯罪動機。其核心在於「偏見」（prejudice）驅動的犯罪行為。仇恨犯罪不僅對被害人造成直接的身體與心理傷害，更會對整個目標群體產生威嚇與恐懼感，破壞社會的多元與包容。

二、仇恨犯罪的可能成因分析

仇恨犯罪的成因是複雜且多面向的，可從以下幾個層次進行分析：

1. 個人層次（心理與認知因素）：

   • 偏見與歧視 (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 這是最直接的動機。個人可能內化了社會中存在的對特定群體的負面刻板印象、刻板認知，並產生敵意。這些偏見可能源於無知、恐懼、社會學習，或是一種尋找替罪羔羊的心理機制。
   • 認知失調與歸因偏差 (Cognitive Dissonance and Attributional Bias)： 當個人遭遇挫折、壓力或社會經濟地位下降時，可能傾向於將問題歸咎於外在群體，以減輕內心的不適。例如，將經濟不景氣歸咎於某個外來族群的「搶奪」資源。
   • 從眾心理與群體認同 (Conformity and Group Identity)： 在特定群體（如幫派、極端組織）中，為了獲得認同感或避免被排斥，成員可能被迫或自願參與仇恨犯罪行為。群體規範可能強化了對外群體的敵意。

2. 社會與文化層次：

   • 社會學習理論 (Social Learning Theory)： 個人從家庭、同儕、媒體等管道學習到對特定族群的負面態度與行為模式。如果仇恨言論和行為在社會中被容忍，甚至被鼓勵，就可能增加仇恨犯罪的發生。
   • 刻板印象與污名化 (Stereotyping and Stigmatization)： 媒體、政治人物或社會輿論的刻板化描述，會將特定群體塑造成「他者」、「威脅」或「問題來源」，進而合理化對其的攻擊。COVID-19疫情期間，將病毒與特定國家或族裔連結，即是一種明顯的污名化。

本題主要探討我國監獄採行的強制勞動模式，分析其優缺點，並比較其與自願勞動在受刑人復歸社會方面的成效。

一、強制勞動模式的優點與壞處

（一）對獄方的好處：

1. 維持秩序與減少脫序行為： 讓受刑人有事可做，可以消耗其體力與精力，降低其因無聊、焦慮或不滿而產生的脫序行為、衝突，有助於維持監獄的紀律與安全。
2. 降低監獄管理成本： 受刑人從事勞動，有機會產生經濟效益，部分收入可用於監獄營運，或至少能降低因閒置而產生的額外管理成本（如加強戒護人力）。
3. 提供技能訓練機會（形式上）： 雖然是強制，但勞動過程仍可能讓受刑人接觸到一些基礎的生產技能或工作習慣，為日後就業提供（理論上的）基礎。
4. 符合處罰與教化目的（部分）： 強制勞動可被視為刑罰的一部分，讓受刑人透過辛勞來「抵償」其對社會的罪責。

（二）對獄方的壞處：

1. 管理上的挑戰： 即使是強制勞動，仍需額外的人力與資源來監督、管理勞動過程，確保安全與生產效率。
2. 勞動品質與效益問題： 強制下的勞動，其品質與效率通常不高，且所生產的商品或服務價值可能有限，難以產生顯著的經濟效益。
3. 潛在的剝削爭議： 強制勞動若未給予合理報酬或工作條件不佳，可能引發人權爭議，被視為一種變相的剝削。

（三）對受刑人的好處：

1. 打發時間，減少無聊與焦慮： 對於長期監禁的受刑人而言，有規律的勞動可以填補時間，減少因無所事事而產生的心理壓力。
2. 獲得基本工資（部分）： 雖然強制勞動的工資通常不高，但仍能讓受刑人獲得一些微薄的收入，可用於購買獄內物品或寄給家人。
3. 學習工作紀律與技能（潛在）： 在勞動過程中，受刑人可能學習到守時、服從指令、完成任務等基本工作態度，甚至接觸到某些基礎技能。
4. 滿足基本生理與心理需求： 規律的作息和勞動有助於維持受刑人的生理健康，而完成任務的成就感（即使微小）也能滿足部分心理需求。

（四）對受刑人的壞處：

1. 侵犯個人自由與自主權： 強制勞動剝奪了受刑人選擇工作內容、工作時間與休息時間的自由，這與現代刑罰強調人權與更生保護的理念有所衝突。
2. 勞動條件與報酬不公： 許多強制勞動的報酬極低，遠低於市場行情，且工作環境可能不佳、工時過長，有剝削之嫌。

本題旨在探討藥物濫用與犯罪之間複雜的因果關係，要求說明三種主要觀點背後的理論基礎。

藥物濫用與犯罪的因果關係：三種主要觀點

這三種觀點代表了對藥物濫用與犯罪之間關係的不同理解，它們都試圖從不同角度解釋這種高度相關性。

1. 藥物濫用導致犯罪 (Drug Use Causes Crime)

這是最常見且直觀的觀點。其核心在於認為藥物濫用本身是造成犯罪行為的直接或間接原因。

• 理論模型與內涵：
  • 藥理學效應理論 (Pharmacological Effect Theory)： 某些藥物（如安非他命、古柯鹼）的藥理作用會直接影響使用者的認知、判斷和情緒，使其變得衝動、易怒、多疑，進而更容易實施暴力犯罪、攻擊性犯罪。例如，處於藥物影響下的使用者可能因幻覺或妄想而攻擊他人。
  • 獲取犯罪理論 (Economic Compulsive Crime Theory)： 許多非法藥物價格昂貴，藥物成癮者為了維持其藥物供應，會不惜一切代價獲取金錢。這驅使他們從事各種犯罪行為，如偷竊、搶劫、詐騙、賣淫等，以支付昂貴的藥費。這是一種為了滿足藥物需求而衍生的犯罪。
  • 系統性犯罪理論 (Systemic Crime Theory)： 藥物的使用與交易本身就存在於一個犯罪的「系統」中。藥物使用者可能捲入毒品交易網絡，與其他犯罪分子（如毒販、供應商）產生互動，進而在這個系統中接觸或參與各種犯罪活動，如暴力衝突、非法交易、組織犯罪等。

2. 犯罪導致藥物濫用 (Crime Causes Drug Use)

此觀點認為，犯罪行為或犯罪生活方式的經歷，反而促使或導致個人開始藥物濫用。

• 理論模型與內涵：
  • 壓力與應對機制 (Stress and Coping Mechanism)： 許多犯罪行為者，特別是來自邊緣化或高風險環境的個體，可能面臨長期的壓力、創傷、社會排斥、失敗感等。為了逃避或緩解這些負面情緒，他們可能會尋求藥物作為一種「自我藥療」或逃避現實的手段，進而開始藥物濫用。
  • 同儕影響與犯罪亞文化 (Peer Influence and Criminal Subculture)： 在犯罪群體或亞文化中，藥物使用可能是被接受、甚至被鼓勵的行為。與犯罪同儕的交往，會增加個人接觸毒品的機會，並可能在群體壓力或認同需求下開始藥物濫用。

核心觀念

本題考查的是「犯罪學理論整合」的興起原因，以及如何分析一個整合理論。答題須掌握四個層次：

1. 為何犯罪學在 1970 至 1980 年代出現理論整合潮。
2. 整合理論結合哪些既有理論。
3. 理論整合發生在哪一個層級、採取何種整合類型。
4. 整合理論相較於單一理論的學術與實務貢獻。

所謂「理論整合」，是指將兩個以上原本分立的犯罪學理論、概念或命題，放入同一個因果架構中，說明不同因素如何共同造成犯罪行為。

理論整合不等於把各理論機械式並列，而是要處理下列問題：

• 各理論的核心概念如何相互連結；
• 不同理論解釋的是犯罪形成歷程中的哪一個階段；
• 各因素之間是加成、交互作用、因果順序，還是相互影響；
• 整合後是否能產生比原有單一理論更完整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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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題方法

本題適合採取「背景—代表理論—整合分析—貢獻」的四段式架構：

1. 先說明 1970 至 1980 年代理論整合興起的學術背景與社會動力。
2. 選擇一個代表性理論，例如 Thornberry 的「互動理論」。
3. 依序分析該理論整合的內容、層級與類型。
4. 最後說明其對犯罪學研究與犯罪防治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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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犯罪學理論整合熱潮的背景與動力

（一）犯罪學理論大量分化

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犯罪學出現許多彼此競爭的理論，包括：

• 緊張理論；
• 社會控制理論；
• 差別接觸理論；
• 社會學習理論；
• 次文化理論；
• 社會解組理論；
• 標籤理論；
• 衝突理論；
• 發展與生命歷程理論。

這些理論各自強調不同的犯罪原因。有些理論重視社會結構，有些重視家庭與學校，有些重視同儕學習，有些則重視正式與非正式控制。理論數量增加後，犯罪學開始面臨「理論過多但彼此分立」的問題。

（二）單一因素理論的解釋力受到質疑

犯罪通常不是由單一因素直接造成。例如，家庭功能不佳可能削弱親子依附；依附薄弱可能使少年轉向偏差同儕；偏差同儕又可能提供犯罪技巧與合理化觀念。

因此，犯罪行為往往同時涉及：

• 社會結構壓力；
• 個人挫折與緊張；
• 家庭、學校及社區控制；
• 同儕影響與犯罪學習；
• 個人發展及生命歷程。

單一理論通常只能解釋其中一部分，難以完整說明犯罪的形成、維持與變化。

（三）不同理論在實證研究中出現重疊

實證研究逐漸發現，各理論所提出的變項並非完全互斥。例如：

• 社會控制薄弱者較容易接觸偏差同儕；
• 偏差同儕關係又會進一步削弱家庭與學校控制；
• 緊張經驗可能促使個人尋求偏差團體；
• 犯罪學習則可能將原本的挫折轉化為實際犯罪行為。

這表示不同理論可能不是相互排斥，而是分別解釋同一犯罪歷程中的不同環節。

（四）犯罪原因被理解為動態與互動的過程

早期理論常將犯罪原因視為單向因果，例如「家庭失功能導致犯罪」。1970 至 1980 年代的研究則逐漸重視：

• 因果關係可能是雙向的；
• 犯罪行為會反過來改變個人與社會環境；
• 犯罪原因會隨年齡與生命階段改變；
• 不同因素之間可能存在交互作用。

例如，偏差同儕可能導致犯罪，但犯罪行為也會使個人更容易被偏差同儕接納，形成循環強化。

（五）理論整合有助於提升預測與政策效益

犯罪防治若只針對單一因素，往往效果有限。若犯罪是由家庭控制薄弱、同儕學習、緊張經驗及社區環境共同造成，防治政策便需要採取多層次介入。

理論整合因此具有實務動力，包括：

• 提高犯罪預測的準確性；
• 建立較完整的犯罪發展模型；
• 使預防措施同時涵蓋家庭、學校、同儕及社區；
• 避免犯罪防治只處理表面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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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表性理論：Thornberry 的互動理論

Thornberry 於 1980 年代提出「互動理論」（Interactional Theory），主要整合下列三種理論傳統：

1. Hirschi 的社會控制理論；
2. Sutherland 的差別接觸理論；
3. Akers 的社會學習理論。

此理論特別適合用來說明少年犯罪的形成、持續與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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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互動理論整合的內容

（一）社會控制理論

社會控制理論認為，個人具有從事偏差行為的潛在可能，真正需要解釋的是：為何多數人不犯罪。

Hirschi 將社會鍵結分為四項：

• 依附：對父母、教師及他人的情感連結；
• 奉獻：對教育、工作及未來目標的投入；
• 參與：投入正當活動的程度；
• 信念：相信社會規範具有正當性。

當青少年與家庭、學校及正當社會的鍵結薄弱時，從事犯罪的限制便會降低。

（二）差別接觸與社會學習理論

差別接觸理論認為，犯罪行為是在與他人互動的過程中學習而來。社會學習理論進一步指出，個人會學習：

• 犯罪技巧；
• 犯罪態度；
• 犯罪合理化方式；
• 對犯罪行為的正面或負面定義；
• 犯罪行為所帶來的獎賞與懲罰。

因此，偏差同儕不只是提供犯罪機會，也會直接傳遞犯罪規範與行為模式。

（三）犯罪行為本身的反作用

互動理論最重要的特色，是認為因果關係不是單向的。

例如：

1. 家庭與學校控制薄弱；
2. 個人更容易接觸偏差同儕；
3. 偏差同儕關係增加犯罪學習；
4. 個人開始從事犯罪行為；
5. 犯罪行為使其與正當家庭、學校及同儕更加疏離；
6. 正當社會鍵結進一步減弱；
7. 個人更依賴偏差同儕，犯罪行為因此受到強化。

可以簡化表示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