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 年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中國大陸研究》

「兩個一百年」是中國共產黨提出的重要戰略目標，旨在描繪中國在不同歷史節點的發展願景。

第一個百年目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原訂於 2021 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週年）實現。小康社會的內涵涵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各個方面，強調發展的協調性、包容性、可持續性，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顯著提高。2021 年，中國官方宣布已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

「紅色供應鏈」是中國大陸企業在全球供應鏈中，憑藉國家支持和產業政策，快速崛起並逐漸取代外資企業的現象。其核心概念是利用中國大陸的製造能力、市場規模、技術發展以及政策扶持，逐步建立起從關鍵零組件到終端產品的完整產業鏈，並在其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甚至主導地位。

「紅色」一詞，在此處通常指代與中國政府或中國共產黨相關的產業發展。這些企業往往能獲得政府在資金、土地、稅收、研發補助等方面的支持，使其在成本控制、技術突破、市場拓展等方面具有

「國家資本主義」是一種經濟體制，其中國家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扮演著主導或關鍵的角色。與傳統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強調私人企業和市場機制的自由運作不同，國家資本主義下的國家，會透過各種方式直接或間接介入經濟活動，以實現其特定的國家戰略目標。

國家介入的方式多樣，包括：

1. 國有企業（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國家直接擁有和經營大型企業，尤其是在戰略性產業（如能源、金融、電信、軍工）中。
2. 產業政策（Industrial Policy）：國家制定並實施具體的產業發展政策，透過補貼、稅收優惠、信貸支持、保護主義等手段，扶植特定產業或企業。

「區域協調發展」是中國大陸政府提出的一項重要的區域發展戰略，旨在解決中國區域間發展不平衡、不協調的問題。長久以來，中國東部沿海地區與中西部內陸地區之間存在顯著的經濟發展差距，包括人均 GDP、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居民收入等方面。

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主要目標是：

1. 縮小區域差距：透過有針對性的政策和投資，促進欠發達地區的發展，逐步縮小與發達地區之間的差距。
2. 促進要素合理流動：鼓勵勞動力、資本、技術、人才等生產要素在區域間的合理流動和優化配置。
3. 發揮區域比較優勢：鼓勵各區域根據自身條件，發展特色經濟，形成優勢互補的格局。
4. 實現共同富裕：最終目標是讓所有地區的居民都能共享發展成果，走向共同富裕。

「國企改革」（國有企業改革）是指中國大陸對國有企業進行的一系列旨在提高其效率、競爭力和市場適應性的改革措施。自改革開放以來，國有企業在中國經濟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同時也面臨著效率低下、經營機制不活、政企不分、負擔沉重等問題。

國企改革的歷程大致可分為幾個階段：

1. 初期（1980年代）：重點在於擴大企業自主權，實行政企分權，如「包產到戶」式的承包經營責任制。
2. 中期（1990年代）：進入「抓大放小」階段，進行了大規模的國企重組、兼併、關閉和裁員，並推動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鼓勵股份制改造。
3. 近年來（21世紀以來）：改革重點轉向「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聚焦於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改革，推進混合所有制經濟，加強國有資產監管，並鼓勵國企在戰略性新興產業和關鍵領域發揮作用。

此題為申論題，共分為三個小題，分別探討鄧小平與習近平在政治、對外政策、以及對台港政策上的異同。

第一小題：鄧小平在 1980 年代的政治領域改革及其問題，以及習近平的承續與改變 (15 分)

鄧小平在 1980 年代的政治領域改革：
1980 年代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關鍵時期，鄧小平主導了經濟改革，同時也意識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但其改革的重點和範圍與經濟改革有所不同。

• 主要作為：

  • 強調黨的領導和穩定： 鄧小平明確提出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反對黨的絕對權力，但並非要削弱黨的領導地位。
  • 推進幹部制度改革： 提出要廢除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建立幹部退休制度，提拔年輕幹部。
  • 加強法制建設： 恢復和健全法律體系，強調依法治國，例如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一系列法律。
  • 發展民主： 提出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強調發揚社會主義民主，但其民主觀念主要是在黨的領導下的民主，而非西方式的多黨制民主。
  • 平反冤假錯案： 進行了大規模的歷史問題的撥亂反正，為許多在政治運動中受迫害者平反。
  • 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討論： 曾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議題，但其核心是為了更好地服務於經濟建設，提高執政效率，而非根本性的政治結構變革。

• 存在的問題：

  • 改革的局限性： 政治體制改革的力度和深度遠不及經濟改革，鄧小平的改革思路仍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進行，對西方政治模式持警惕態度。
  • 黨政不分的問題依然存在： 雖然強調黨的領導，但黨的權力過度集中，與政府權力界線模糊的問題並未根本解決。
  • 對權力制約的不足： 雖然強調法制，但對權力本身的監督和制約機制相對薄弱，為後來的腐敗問題埋下伏筆。
  • 改革的步調問題： 政治體制改革的推進相對緩慢，與經濟發展的快速變化之間存在張力。

習近平執政下的承續與改變：
習近平上台後，在政治領域的改革和治理上，展現出與鄧小平時代既有承續，也有顯著的改變。

• 承續方面：

  • 強調黨的領導： 習近平將「堅持黨的領導」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將其視為中國發展的根本保證。
  • 加強法治建設： 繼續強調依法治國，並進行了司法體制改革，以提升司法公信力。
  • 反腐敗鬥爭： 延續了對腐敗的嚴厲打擊，但其規模和力度遠超以往。
  • 反對西方價值觀滲透： 繼承了對西方自由民主價值觀的警惕，並加強了意識形態的管控。

• 改變方面：

  • 強化總書記權力： 習近平打破了鄧小平確立的集體領導和任期制慣例，通過修憲取消國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限制，將權力高度集中於個人。
  • 政治運動化趨勢： 黨內政治生活更加強調政治忠誠和個人服從，出現了類似個人崇拜的現象，與鄧小平時代強調集體領導和程序精神有所不同。
  • 意識形態管控加強： 對新聞、出版、互聯網等領域的意識形態管控和輿論引導力度空前。
  •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習近平強調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對鄧小平時期政治改革局限性的回應，但其方向是加強黨的領導下的治理，而非權力分散。
  •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確立： 將其思想寫入黨章和憲法，提升了其個人和思想的地位。

總結： 鄧小平在 1980 年代政治改革上，試圖在保持黨的領導前提下，進行有限度的制度革新，強調穩定和效率。習近平則在承續黨的領導、法治建設的基礎上，通過高度集權和強化意識形態，重塑了政治格局，其政治改革的方向與鄧小平時期存在顯著差異。

第二小題：對外政策（大國關係和周邊關係）的同異 (20 分)

鄧小平時期的對外政策：
鄧小平時期的對外政策主題是「韜光養晦，有所作為」。

• 主要特點：
  • 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堅持國家主權和獨立，不依附於任何大國或集團。
  • 改善和發展與各國的關係： 積極改善與美國、蘇聯（後來的俄羅斯）等大國的關係，同時大力發展與周邊國家的友好合作。
  • 「韜光養晦」戰略： 避免過早樹敵，不爭當世界領袖，將主要精力放在國內經濟建設上，積蓄力量。
  • 「有所作為」： 在國家核心利益和原則問題上，毫不退讓，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但方式相對謹慎。
  • 推動中美關係正常化： 在共同利益基礎上，與美國建立和發展關係，但也堅持台灣問題的原則。
  • 發展與周邊國家關係： 透過談判和合作，解決邊界問題（如中越、中緬、中印等），加強經濟聯繫。
  • 強調和平與發展是主題： 認為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主題，中國應致力於創造有利於自身發展的國際環境。

習近平時期的對外政策：
習近平上台後，中國的對外政策發生了顯著轉變，從「韜光養晦」轉向「積極進取」，提出了「中國夢」、「一帶一路」倡議等。

• 主要特點：
  • 更加積極主動的姿態： 從「韜光養晦」轉為「奮發有為」，更加積極地參與和塑造國際秩序。
  • 「中國方案」和「中國道路」的推廣： 積極向世界推銷中國的發展模式和治理經驗。
  • 「一帶一路」倡議（BRI）： 透過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合作，擴大中國的經濟和戰略影響力，旨在建立新的全球互聯互通網絡。
  • 大國關係的戰略調整：
    • 中美關係： 從合作夥伴關係轉變為戰略競爭關係，摩擦和對抗明顯加劇，涉及貿易、科技、地緣政治等多個領域。
    • 中俄關係： 提升為「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雙方在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加強協作，共同制衡美國。
  • 周邊關係的強化與挑戰：
    • 積極參與周邊事務： 透過「一帶一路」等倡議，加強與周邊國家的經濟聯繫。
    • 南海爭議： 在南海問題上採取更強硬的立場，加強島礁建設，引發地區緊張。
    • 與部分國家關係緊張： 與日本、印度、越南等國在領土、歷史、戰略安全等問題上存在摩擦。
  • 強調多邊主義和國際合作： 儘管採取更積極的姿態，但仍強調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但同時也推動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新型國際機制。
  •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想： 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宏大願景，意圖在全球治理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同異比較：

• 同：
  • 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兩者都強調中國的外交政策獨立自主，不依附於他國。
  • 重視與大國關係的穩定： 兩者都認識到與大國（特別是美國）關係的重要性，試圖在競爭與合作之間尋求平衡，儘管平衡點不同。
  • 致力於國家發展和國際環境的建設： 兩者都將國內發展置於首位，並試圖營造有利於發展的國際環境。

此題為申論題，共分為兩個小題，分別探討習近平時期社會維穩的新問題、政策特色，以及科技維穩的具體情況。

第一小題：社會維穩的新問題、新情況與政策特色 (12 分)

胡錦濤時期（2002-2012）社會維穩的主要背景與挑戰：
胡錦濤時期，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但社會矛盾也日益凸顯。主要的維穩挑戰包括：

• 貧富差距擴大： 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財富增長，但分配不均導致社會不滿。
• 土地徵收與拆遷引發的衝突： 快速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過程中，土地問題成為社會衝突的重要根源。
• 官員腐敗： 廣泛存在的腐敗現象削弱了政府公信力，加劇了民眾的不滿。
• 環境污染： 經濟發展對環境造成嚴重破壞，引發民眾對健康和生活品質的擔憂。
• 勞工權益問題： 工人待遇、工時、安全等問題引發勞工抗議。
• 網絡輿論的興起： 互聯網開始普及，成為民眾表達不滿、傳播信息的重要渠道，給傳統維穩模式帶來挑戰。

胡錦濤時期，中國政府的維穩策略主要以「維護穩定壓倒一切」為指導思想，重點在於「壓制」和「化解」潛在的社會衝突，例如通過加強社會治安、嚴控輿論、以及有限度的民生改善來維持穩定。

習近平時期（2012至今）社會維穩面臨的新問題和新情況：
習近平上台後，中國社會面臨的問題更加複雜化和系統化，一些新問題和新情況不斷湧現：

1. 經濟轉型與增長放緩的壓力： 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增長速度放緩，結構性問題（如債務、產能過剩）凸顯，這給社會穩定帶來潛在壓力，尤其是在就業和民生方面。
2. 社會結構性矛盾深化： 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區域差距等長期存在的結構性矛盾並未根本解決，反而可能因經濟壓力而加劇。
3. 意識形態領域的挑戰： 隨著社會發展和信息傳播的多元化，西方價值觀（如民主、自由、人權）的影響力，以及國內對政治改革的訴求，對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構成挑戰。
4. 網絡和新媒體的雙重性： 網絡和新媒體在信息傳播、輿論監督方面發揮更大作用，既是維穩的工具，也可能成為社會動員和抗議的平台。
5. 國際環境的變化： 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日益緊張，外部勢力干預的擔憂，也成為中國政府考量維穩策略的重要因素。
6. 社會組織和群體的多樣化： 社會力量更加多元，各種 NGO、公民團體、網絡社群的出現，對傳統的社會管理模式提出挑戰。
7. 民族問題和宗教問題的複雜化： 在新疆、西藏等地區，民族和宗教問題的處理，成為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敏感焦點。

習近平時期的社會維穩政策特色：
與胡錦濤時期相比，習近平時期的維穩政策更加系統化、制度化，並更加強調「底線思維」和「風險意識」。

1. 「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確立： 將維穩提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強調政治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網絡安全等多個領域的協同防護。
2. 強調「黨的領導」在維穩中的核心地位： 將黨的領導視為維護社會穩定的根本保證，加強黨對社會各方面的領導和管控。
3. 強化基層社會治理： 透過網格化管理、社區建設、黨建引領等方式，加強對社會基層的滲透和管控，預防和化解矛盾。
4. 嚴格管控輿論和信息： 加強對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的管控，嚴厲打擊網絡謠言和「有害信息」，淨化網絡空間。
5. 運用法律手段維穩： 透過制定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將維穩工作納入法治軌道，例如《國家安全法》、《網絡安全法》、《反恐怖主義法》等。
6. 「壓制」與「疏導」並重，但側重壓制： 在堅持「維護穩定」的前提下，對潛在的威脅和挑戰進行嚴厲打擊（如對異議人士、NGO 的嚴控），同時也嘗試通過一些民生政策和宣傳引導來「疏導」社會情緒。
7. 對「顏色革命」的高度警惕： 將防範和應對「顏色革命」作為維穩的重要目標，加強政治安全。
8. 社會信用體系的建設： 試圖通過建立社會信用體系，來規範公民行為，懲戒失信行為，以維護社會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