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 年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乙組《東亞文化概論》

本題旨在探討東亞文化圈的共性與殊性，以及文化交流的動態。

(1) 東亞文化圈的共同文化元素眾多，最核心的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 儒家思想：這是影響東亞最深遠的思想體系，強調倫理道德、社會秩序、君臣父子關係、孝道、教育等。其價值觀深刻影響了東亞各國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家庭倫理及個人行為準則。
• 佛教思想：佛教自印度傳入東亞後，與當地文化融合，形成了具有東亞特色的佛教流派（如禪宗、淨土宗等）。佛教提供了關於生命、輪迴、解脫的觀念，影響了人們的精神信仰、藝術、文學及哲學思維。
• 漢字文化圈：漢字是東亞重要的書寫系統，曾是東亞各國進行學術、文化交流的主要工具。雖然各國發展出自己的文字，但漢字對其語言、文化、典籍的影響依然深遠。
• 農業社會基礎：東亞大部分地區在近代以前都以小農經濟為主，這塑造了相似的社會結構、生活方式、價值觀念，例如對土地的依戀、對集體和諧的重視等。
• 藝術與美學：在繪畫、建築、文學、音樂等方面，東亞各國都存在著相互影響的審美觀念，例如對山水、意境的追求，對寫意、留白的運用等。

相異的文化元素則體現在各國的歷史發展、地理環境、民族特性、宗教信仰（如神道教在日本、薩滿教在部分地區）、政治制度（如中國的中央集權、日本的幕藩體制、朝鮮的兩班制度）、語言文字（雖然受漢字影響，但各國語言系統和書寫方式仍有差異）以及具體的風俗習慣、飲食文化、節慶儀式等方面。

其中，儒家思想可以說是東亞文化圈最核心、最重要的文化元素。因為它不僅影響了政治、社會、家庭，更塑造了東亞人的價值觀、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是理解東亞文化共性的關鍵。儒家思想所強調的仁、義、禮、智、信等價值，以及其對個人修養、社會責任的重視，貫穿了東亞各國的文化傳統。

本題要求分析一段18世紀日本學者對中國（漢）與日本的對比論述，探究其歷史背景與潛藏的訊息。

核心觀念： 史料分析、文化自我認知、國家定位、華夷觀念的轉變。

詳解：
這段文字出自日本江戶時代的儒學家尾藤二洲（1702-1763），是一位在昌平坂學問所（幕府設立的最高學府）任教的官學儒者。他在此段文字中，將中國（以「漢」代稱，代表中國的歷史榮光）與日本進行對比，並闡述了日本的獨特性。

1. 對中國（「漢」）的評價：

   • 「漢之為國,土地廣大,人民蕃庶,文物典章之備,諸國莫與為比,其稱為華為夏,是實然之名,非其人自私張大其號也。」
   • 尾藤二洲肯定了中國在地理、人口、文化、制度上的強大與卓越，認為中國自稱為「華」、「夏」是名副其實的，而非誇大其詞。這反映了當時日本知識界對中國傳統上「天朝」地位的普遍認知，即中國是文化與文明的中心。

2. 對日本（「我」）的自我評價與定位：

   • 「我之為國,其地不能如彼之大,文物亦不能如彼之盛,而能特立大海之中,未嘗奉彼正朔,民稠財富,百物自足,未嘗取給他邦,故諸夷以彼為中,自以為外,而我不為也。」
   • 尾藤二洲坦承日本在土地和文化盛況上不如中國，但卻強調了日本的幾個獨特優勢和地位：
     • 地理獨立性：「特立大海之中」，島國的地理位置使其天然地與大陸隔離，便於獨立自主。
     • 政治獨立性：「未嘗奉彼正朔」，意指日本從未臣服於中國的朝代，未接受中國的年號（正朔），保持了獨立的政治主權。這點非常關鍵，是日本區別於其他「諸夷」的重要標誌。
     • 經濟自給自足：「民稠財富,百物自足,未嘗取給他邦」，雖然人口稠密，但日本能夠自給自足，不依賴外邦（特別是中國）的供給。這體現了一種經濟上的獨立和自信。
     • 文化主體性：「故諸夷以彼為中,自以為外,而我不為也。

核心觀念

本題考查的不是「中國文化向周邊單向輸出」的歷史，而是「中國／中華」作為一套政治、文化與文明秩序，在東亞各地被接受、改造、競爭與重新定義的過程。

「中國」至少包含三層意義：

1. 地理與政治中心：原指中原、王畿及其所建立的王朝國家。
2. 文化文明概念：以漢字、儒學、禮制、官僚制度與歷史傳統為核心的文明共同體。
3. 近代民族國家概念：在西方民族國家、帝國主義與主權國家體系衝擊下，逐漸轉化為具有固定疆域、國民與主權的「中國」或「中華民族」。

傳統東亞秩序可概括為：

$$\text{中原王朝} \rightarrow \text{文化中心與冊封中心}$$

周邊政權則透過朝貢、冊封、留學生制度、漢字書寫、儒學教育與禮制仿效，進入此一秩序。然而，周邊國家並非被動接受，而是依自身政治需要詮釋「中華」。因此，同一時期可能同時出現：

• 以中國王朝為正統中心的「中華」觀；
• 以自身文化與政治為正統的「小中華」觀；
• 以反清、反漢或反帝國主義為基礎的「新中華」觀；
• 近代以民族國家與國民身分為核心的「中國」觀。

本題宜採「時間分期＋國別比較」作答，並以「接受—轉化—競逐—重構」作為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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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題方法

可將答案分成三個歷史階段：

1. 古代至近世前期：中國是東亞文化與政治秩序的主要中心。
2. 十六至十八世紀：明清鼎革、儒學深化與日本崛起，使「中華」正統出現競爭。
3. 十九世紀以後：西方帝國主義、民族主義與殖民統治，使「中國」由文明秩序概念轉成近代國家與民族概念。

國別部分則分別說明日本、韓國、越南與台灣如何處理三個問題：

• 誰才是「中華」正統？
• 「中國文化」是否等於中國王朝？
• 當近代民族國家形成後，文化認同與政治國籍如何重新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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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由受容中國到「日本即中華」的競逐

1. 古代日本：以中國為文明中心

日本古代透過朝鮮半島與隋唐中國接受漢字、佛教、律令制度、都城規劃與儒家政治思想。推古朝至奈良時代，日本派遣遣隋使、遣唐使，吸收中國制度以建立中央集權國家。

此時日本基本承認中國是東亞文明中心，倭王接受中國冊封，並使用漢字與中國年號、曆法等制度。日本所追求的不是單純模仿中國，而是透過吸收「中華文明」來提升自身國家地位。

2. 中世日本：由接受冊封轉向自主性

遣唐使停止後，日本逐漸將外來制度日本化。日本仍以漢字、儒學與佛教為共同文化資源，但政治上更重視自身天皇統治與神國意識。

因此，日本對「中國」的態度出現分化：

• 文化上尊重中國；
• 政治上不再完全依附中國；
• 對內強調天皇與日本國統的獨立性。

這種變化使「中國」逐漸由政治中心轉為可供日本選擇、重組的文明資源。

3. 江戶時代：朱子學與「華夷變態」

明清鼎革後，清朝取代明朝，對日本思想界造成重大衝擊。部分日本儒者認為，清朝是滿洲人建立的異族政權，不符合傳統漢族王朝的「中華」正統。於是出現「華夷變態」的論述：中國本土既然被異族統治，日本反而可能保存更多古代中華文化。

山鹿素行、山崎闇齋等思想家，以及水戶學派，逐步將「中華」與日本自身的天皇傳統連結。其核心不是否定中國文化，而是把「中華」由地理概念改造為文化與正統概念，再把正統轉移到日本。

此一思想可稱為「日本型小中華」或「日本中心論」：

$$\text{中華} \neq \text{中國王朝本身}$$

而是：

$$\text{中華}=\text{保存正統文化與政治倫理的中心}$$

在此論述中，日本因保存神道、天皇制與儒家秩序，被賦予文明正統地位。

4. 明治以後：由文明國家轉為帝國中心

明治維新後，日本吸收西方國際法、民族國家與帝國主義觀念，開始以「文明開化」重新定位自身。日本不再只是中國文化的學生，而把自己塑造為東亞最先完成近代化的國家。

日本的「中華」概念遂發生三重轉化：

• 由接受中國文明轉為宣稱日本具有獨立文明；
• 由文化競爭轉為政治與軍事競爭；
• 由「日本保存中華」轉為「日本領導東亞」。

甲午戰爭後，日本取代清朝成為東亞強權，並以「東亞秩序」及「共榮」語言包裝帝國擴張。此時「中華」已被國族化、帝國化，日本不再承認清中國家的中心地位，反而將日本自居為東亞文明與秩序的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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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韓國：由事大秩序到「小中華」與民族國家

1. 高麗、朝鮮前期：接受中國文明秩序

韓國歷代政權透過冊封、朝貢、漢字、儒學與科舉制度，與中國建立文化與政治關係。朝鮮王朝尤其將朱子學作為國家正統，以儒家禮制、宗法制度與經學教育建立政治秩序。

對朝鮮而言，接受中國冊封並不等於完全放棄自主性。朝鮮在對外關係上承認中國的宗主地位，在國內則維持自身王朝、疆域與制度。因此，「事大」與「自主」可以同時存在。

2. 明清鼎革後：朝鮮成為「小中華」

壬辰倭亂期間，明朝援助朝鮮，使朝鮮王朝對明朝產生強烈的政治與文化感恩。明亡清興後，朝鮮儒者普遍視清朝為「夷狄入主中原」，認為明朝滅亡代表傳統中華正統中斷。

在此背景下，朝鮮形成「小中華」意識：

• 明朝是歷史上的大中華；
• 朝鮮承續朱子學、禮制與華夏文化；
• 清朝雖統治中國，卻不必然具備文化正統性；
• 朝鮮因此自認為保存了真正的中華文明。

宋時烈等人所代表的尊明排清思想，即具有此種意義。朝鮮在形式上向清朝朝貢，思想上卻可能將自身視為文化正統的保存者。這顯示政治秩序與文化正統可以分離：

$$\text{政治中心}=\text{清朝}$$

但：

$$\text{文化正統}=\text{朝鮮自居}$$

3. 十八世紀以後：北學與實學的修正

朝鮮後期實學者逐漸接觸清朝的新知識與物質文明，出現「北學」思潮。朴趾源等人不再單純以夷狄視清，而是承認清朝在經濟、城市與技術方面的成就。

這代表朝鮮對中國的認識由「正統判斷」轉向「實際觀察」：

• 不再只問清朝是否為華夏正統；
• 開始分析清朝的制度、物質文明與國際地位；
• 對中國的態度從尊明排清轉為批判性吸收。

4. 近代：從中華文明圈轉為韓民族國家

十九世紀西力東漸後，朝鮮受到清朝、日本與西方列強競逐。清韓宗藩關係受到近代國際法挑戰，韓國逐漸轉向「自主獨立」的民族國家論述。

1897年大韓帝國成立，象徵韓國不再以傳統冊封秩序界定自身地位，而以皇帝國、主權國家與民族獨立來表述自己。此後「韓國」的認同核心由「中華文明的支脈」轉為「韓民族自身的歷史與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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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越南：以漢字儒學建國，並以「南國」與中國競爭正統

1. 中國文化的深度吸收

越南長期處於中國帝國勢力影響下，接受漢字、儒學、佛教、官僚制度、律令與科舉制度。越南王朝以儒家政治語言建立國家，並在外交上接受中國冊封。

但是，越南並未因此承認自己只是中國的一部分。越南歷代王朝均強調自身具有獨立的國統、疆域與歷史。黎利、阮廌等人的論述即主張「南國」自有文化與政統。

2. 「北方—南方」的對等格局

本題要求分析一段江戶時代日本儒學家山崎闇齋與伊藤東涯的對話，探討其中涉及的理論問題及其當代意義，並評價伊藤東涯的觀點。

核心觀念： 儒學思想的內涵與應用、忠誠與道義的衝突、文化認同與國家利益、思想史的演變。

詳解：

1. 山崎闇齋的問題及其理論意義：

• 山崎闇齋的問題： 「方今彼邦,以孔子為大將,孟子為副將,牽數萬騎來攻我邦,則吾黨學孔孟之道者為之如何?」

  • 這個假設性的問題，將孔子和孟子這兩位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比擬為敵國的「大將」與「副將」，意指敵國以孔孟之道作為其思想武器或指導思想來侵略日本。
  • 山崎闇齋的核心問題是：當我們所崇奉的聖人之道，成為敵人用來攻擊我們的工具時，我們這些信奉孔孟之道的人，應該如何應對？

• 觸及的重大理論問題：

  1. 儒學思想的本質與應用： 儒學強調「仁」、「義」、「忠」、「孝」等倫理價值，以及「修己、治人」的實踐。但當這些被「異化」或「工具化」為侵略的藉口時，如何辨別其真偽？儒學本身是追求和平、和諧，還是可能被用於戰爭？
  2. 忠誠的對象與道義的衝突： 儒家強調對君王、對國家的忠誠。但當「彼邦」以孔孟之道為名進行侵略，而「我邦」（日本）又是自己的國家時，學孔孟之道的「吾黨」應該忠於誰？是忠於孔孟的「道」本身（無論其應用），還是忠於自己的國家？這觸及了忠誠與道義、個人信仰與國家利益之間的根本衝突。
  3. 文化符號的異化與挪用： 孔子、孟子及其學說，本是東亞文化的重要符號。當這些符號被敵對國家挪用，賦予了攻擊性意義時，如何理解這種「文化符號的異化」？這也關乎文化認同與國家安全之間的複雜關係。
  4. 「聖人之旨」的詮釋： 山崎闇齋的回答：「身披堅,手執銳,與之一戰而擒孔孟,以報國恩,此即孔孟之道也。」他認為，真正的孔孟之道，就是要在國家危難時，挺身而出，保衛國家，甚至「擒」住那些以孔孟之名行侵略之實的敵人，這才是對聖人之道的真正實踐。這是一種極端情境下的「變通」詮釋，強調「國家」的利益至上，並將之納入「孔孟之道」的範疇。

• 為什麼這個問題重大？

  • 它挑戰了傳統儒學「尊孔崇聖」的絕對權威性，將聖人與其學說置於一個批判性的審視之下。
  • 它觸及了在國家存亡關頭，個人信仰、倫理原則與國家利益如何抉擇的困境。
  • 它揭示了文化符號（如孔孟之道）可能被政治化、工具化的危險。

• 在21世紀的意義：

  • 文化符號的挪用與意識形態鬥爭： 在當代，我們依然可以看到各種文化、宗教、價值觀被不同國家或政治集團挪用，作為其意識形態鬥爭的工具。例如，某種價值觀被用來合理化侵略，或被用來進行文化滲透。如何辨別和抵制這種「異化」的文化符號，依然是重要的課題。
  • 國家利益與普世價值的權衡： 當國家利益與某些被認為是普世的價值觀（例如和平、人權）發生衝突時，如何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是一個永恆的難題。山崎闇齋的問題，其實就是一個極端的國家利益至上的例子。
  • 思想的生命力與批判性： 任何思想，包括儒學，如果不能在新的時代背景下進行批判性反思和創新，就可能走向僵化，甚至被誤用。山崎闇齋對孔孟之道的「變通」詮釋，雖然極端，但也提示了思想的生命力在於其不斷適應與回應現實挑戰的能力。
  • 文化認同與國家安全： 如何在全球化時代，在保持自身文化認同的同時，確保國家安全，避免被外部勢力利用文化手段進行侵蝕，是許多國家面臨的挑戰。

2. 伊藤東涯的樂觀評論及其成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