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 年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一般生組《中國文學史》

本題旨在探討漢代辭賦與《楚辭》之間的傳承與變異，並比較其在精神內涵上的差異。作答時需從三個主要面向：題材、形製結構、語言風格，逐一分析。

首先，在「題材」方面，要說明漢代辭賦如何繼承《楚辭》的抒情傳統，例如對神話、歷史、人事、山川景物的描寫。同時，也要指出漢代辭賦在題材上的轉化，例如更強調帝王宮廷、歌功頌德的題材，以及對現實社會的關注，這些都與《楚辭》的悲憤、憂思有所不同。

其次，在「形製結構」方面，需分析漢代辭賦在繼承《楚辭》的句式、篇章結構上的特點，例如「賦」的鋪陳、誇飾手法。同時，也要說明漢代辭賦在結構上的發展，例如篇幅的擴大，內容的鋪張，以及更為嚴謹的章法佈局，如序、正文、結尾的結構。

再者，在「語言風格」方面，要論述漢代辭賦在繼承《楚辭》瑰麗、奇特的語言風格的同時，也發展出自身特色，例如更為華麗、典雅，詞藻豐富，善用對偶、排比等修辭手法。

最後，也是最關鍵的「諷諫」精神的比較。要說明《楚辭》的「諷諫」精神，主要體現在屈原對君王昏聵、國家衰亡的憂患意識，以及對自身政治失意的悲憤抒發，其諷刺帶有強烈的個人情感和對理想政治的追求。

本題著重於考察宋詞發展的軌跡，特別是從晚唐五代「詞為樂府」的淺俗化傾向，轉向宋代「文人詞」的「抒情言志」的轉變，並要求結合具體詞人詞作來闡述其意義與地位。

首先，要闡述晚唐五代詞的「娛賓遣興」特點。此時期詞多為宴樂場合的配樂歌詞，內容多描寫男女情愛、離愁別緒、詠物寫景，題材較為狹窄，情感表達也較為淺白、直率，缺乏深刻的哲理思考和複雜的情感層次。例如溫庭筠、韋莊、馮延巳等人的作品，雖有一定藝術價值，但總體上仍偏向於「艷科」或「小令」，與嚴肅的文學表達尚有距離。

接著，要論述宋代詞如何逐漸走向「抒情言志」。隨著文人參與詞的創作，詞的題材、內容、思想深度都得到了極大的拓展。文人詞開始將個人的人生感悟、政治抱負、哲理思考、家國情懷等融入詞中，使詞的表現力大大增強，從而擺脫了單純的宴樂文學的侷限。這個過程是漸進的，可以追溯到北宋初期的晏殊、歐陽修等，他們已經開始在詞中注入更為深沉的個人情懷。

然後，要以具體的詞人詞作特色來說明。這部分是核心，需要舉出代表性的宋代詞人，分析他們的詞作如何體現「抒情言志」的轉變，以及其藝術特色。
例如：

1. 柳永：雖然仍有部分詞作屬於「艷科」，但他擴大了詞的題材，將市民生活、羈旅之情、社會風貌等寫入詞中，並善用長調，鋪敘敘事，使得詞的表現空間更為廣闊，雖非嚴格的「抒情言志」，但已為後來的發展奠定基礎。
2. 晏殊、歐陽修：他們的作品開始帶有較強的個人情感和哲理色彩，例如晏殊的「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歐陽修的「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都流露出對時光流逝、人生無常的感嘆，已非單純的遣興。
3. 蘇軾：蘇軾是宋詞「抒情言志」的集大成者。

本題要求比較明代小說、戲曲與宋代話本、元雜劇在文學形式、人物塑造及敘事手法上的演變。這是一道關於文學變遷史的題目，需要掌握不同時期文學體裁的特點，並能舉例說明。

首先，要對宋代話本和元雜劇的特點進行簡要概述，作為比較的基準。

• 宋代話本：
  • 形式：源於唐宋說話藝術，具有口語化、通俗化的特點，篇幅相對較短，常有「說話」的開場白、結尾等痕跡。
  • 人物描寫：人物類型化、臉譜化較為明顯，性格刻畫不夠深入，多為典型人物。
  • 敘事方式：以說書人的視角為主，情節相對簡單，多為連續性的故事。
• 元雜劇：
  • 形式：是一種結構嚴謹的戲劇形式，通常為「一折一末兩淨」的四人表演，有曲文、賓白、科介之分，結構較為固定，有劇本。
  • 人物描寫：人物有較為鮮明的性格，但受限於戲劇結構，刻畫深度仍有不足，多數是特定類型的人物（如關目）。
  • 敘事方式：以對話和唱詞推動情節，情節集中的戲劇衝突，敘事較為集中。

接著，重點論述明代小說與戲曲在「形式」、「人物描寫」與「敘事方式」上的轉變，並舉例說明。

一、明代小說的轉變

• 形式：
  • 從話本到長篇小說：明代小說在繼承話本的基礎上，篇幅大大擴展，出現了許多長篇章回小說，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等。
  • 結構的複雜化：章回結構更加成熟，情節線索更加豐富，多線索並行，敘事更為宏大。
  • 敘事語言：雖然仍保留口語化特點，但文言的成分增加，更加精煉和文學化。
• 人物描寫：
  • 深化與複雜化：人物形象更加豐滿、立體，性格更加複雜，不再是單純的類型化。例如《水滸傳》中的一百零八將，《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曹操等，都有複雜的性格和內心活動。
  • 心理描寫的增加：《金瓶梅》更是將人物的心理活動、日常生活刻畫得細緻入微，達到前所未有的深度。
• 敘事方式：
  • 敘事視角的多元化：除了說書人的視角，也開始運用人物視角，或是不斷變換視角。
  • 情節的組織更為精巧：運用伏筆、照應、懸念等手法，情節的發展更具吸引力。
  • 細節描寫的豐富：對人物的言行、服飾、環境等細節描寫更加豐富，增強了作品的真實感和藝術感染力。

本題旨在探討清代詩歌發展中的兩個重要現象：清初王士禛的「神韻說」與清末同光體的詩風轉向，並要求分析其對唐宋詩的取法，以及詩學主張與創作實踐上的異同。

首先，要闡述王士禛的「神韻說」。

• 詩學主張：「神韻說」強調詩歌的「神韻」而非「聲色」或「形跡」。王士禛認為，詩的最高境界在於「神韻」，這是一種難以言傳、意在言外的藝術魅力，是作者的性情、學養、境界與詩歌的有機融合。他主張「不涉筆墨，無關詩句」，強調詩歌的整體感受和精神氣質。他反對「性靈說」的過度主觀和「格調說」的僵化，試圖尋求一種更為超脫、含蓄的詩歌境界。
• 取法唐宋詩：王士禛推崇唐詩的「風雅」，尤其欣賞唐詩中那種含蓄蘊藉、意境高遠的特質，如王維、孟浩然的山水詩。同時，他也從宋詩中汲取養分，但他更欣賞的是宋詩中那些追求沖淡、蘊藉的風格，而非宋詩的議論、說理特點。他所強調的「神韻」，在一定程度上是吸收了唐詩的含蓄、空靈和宋詩的沖淡、蘊藉。
• 創作實踐：王士禛的詩歌風格追求淡雅、沖和，意境清幽，語言精煉，少雕琢痕跡，給人以清新、自然的感覺。例如他的「神韻說」代表作《池上》：「小池新漲綠，新漲綠，繞郭春風。岸上桃花紅欲燃，岸上桃花紅欲燃，紅欲燃。」（此處為模擬，實際應為「小池新漲綠，繞郭春風。岸上桃花紅欲燃，水邊柳絲長欲垂。」）其詩風追求一種「清水芙蓉」式的自然美，力求在平淡中見精神。

接著，要闡述清末同光體的詩風轉向。

• 詩學主張：同光體詩人提倡「詩界革命」，反對當時詩壇上流行的「湘潭體」等陳腐、空洞的詩風。他們主張「宗唐」，強調詩歌的現實關懷、政治諷喻和雄渾氣勢，力圖恢復唐詩的「盛唐氣象」。他們認為詩歌應當反映現實，批判社會弊病，表達憂國憂民的情懷。
• 取法唐宋詩：同光體詩人明確提出「宗唐」，尤其是學習盛唐詩人的雄渾、闊大、剛健的風格，如李白、杜甫、高適、岑參等。他們也從宋詩中學習議論、諷喻和寫實精神，但主要還是以唐詩為典範。
• 創作實踐：同光體詩人的作品，風格多樣，但總體上傾向於雄渾、蒼勁、開闊，內容上多關注現實，批判時弊，帶有較強的政治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