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 年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中國思想史》

本題旨在考察考生對《莊子·養生主》核心思想的理解，特別是其關於生命有限與知識無限的對比，以及如何順應自然以達養生之道。

【題旨說明】
《莊子·養生主》此段文字，主要闡述了兩個核心觀念：

1. 生命有限與知識無限的矛盾：「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莊子認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知識的範疇是無限的。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無限的知識，是徒勞且危險的。
2. 順應自然以養生：「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直接說明這種追求是「殆」（危殆、困乏）的。因此，莊子提出「緣督以為經」的處世之道。
   • 「緣督以為經」：意指遵循「督」（中道、自然之道）作為準則。
   • 「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這是遵循中道的具體益處。透過順應自然，可以保護身體，使生命完整，也能夠安頓親人，並使生命得以終老。

本題旨在考察考生對孟子思想中「仁政」與「倫理」觀念的理解，特別是其對楊朱、墨子學說的批判，以及孟子所主張的「五倫」體系。

【題旨說明】
孟子在此段話中，將楊朱的「為我」和墨子的「兼愛」分別歸結為「無君」與「無父」，以此來批判這兩家學說對當時社會倫理秩序的破壞。考生需要分析孟子為何選擇「君臣」與「父子」這兩個最核心的倫理關係進行批判，並探討「為我」與「兼愛」在其他倫理關係上是否真的沒有問題。

【孟子批判楊、墨的理由】
孟子之所以選擇「君臣」與「父子」這兩倫來批判楊、墨，是因為：

1. 「君臣」與「父子」是「五倫」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倫理關係。 孟子主張「仁政」，而仁政的基礎是確立和諧的社會倫理秩序，其中「五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維繫社會穩定的基石。

   • 父子關係（親親）：是血緣關係，是人倫的開端，強調孝悌。楊朱的「為我」損害了親親的原則，因為他主張「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將個人利益置於一切之上，包括對父母的孝養。
   • 君臣關係（敬君）：是政治和社會秩序的根本，強調忠君。墨子的「兼愛」主張「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這種無差等的愛，必然會削弱對自己君主、國家、親人的特殊情感和責任，進而可能導致對君主的忠誠度下降，甚至與鄰國無異，這在孟子看來是「無君」的表現。

2. 楊、墨學說對當時社會秩序的顛覆性。

   • 楊朱的「為我」：過分強調個人利益，認為「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這極大地損害了人與人之間的互助精神，也違背了孝親、忠君等社會責任。一旦個人利益至上，則無所謂君臣之義，也無所謂父子之情。
   • 墨子的「兼愛」：雖然出發點是「兼相愛，交相利」，試圖消除人與人之間的仇恨，但其「無差等」的愛，在孟子看來，會導致「悖乎人情」。因為人 naturalmente會親近自己的親人，愛自己的父母，忠於自己的君主。如果要求對所有人都一視同仁，就等於否定了親疏、尊卑的區別，這就無法維繫家庭和國家。對父母的愛若與對陌生人相同，就是「無父」；對君主的忠誠若與對外人相同，就是「無君」。

【「為我」與「兼愛」在其他倫理關係上的問題】

1. 楊朱的「為我」在其他倫理關係上同樣存在問題：
   • 夫婦、兄弟、朋友：雖然楊朱的學說主要針對個人利益，但其邏輯推演下去，也會損害這些關係。如果一切以「我」為中心，那麼在夫婦、兄弟、朋友之間，也難以建立真正的互信、互助與犧牲精神。例如，對朋友的幫助，如果沒有直接的利益回報，楊朱可能就不會去做。這與儒家強調的「信」（朋友之間應有的誠信）、「義」（道義）相悖。

核心觀念

本題考察東漢末年至魏晉之際「人物評價標準」的轉變：由傳統儒家所重視的「德性優先」，逐漸轉向兼重才能，甚至將才能視為可以獨立衡量人物的重要標準。

所謂「重德甚於才」，是指評判人物時，以孝、悌、忠、廉、信、謙讓等道德品行為首要條件；才智、辯才、行政能力與軍事才略，則必須建立在德性之上。這種標準與東漢士大夫的清議、品題及察舉制度密切相關，人物的道德名聲往往直接影響其政治地位。

但至東漢末年，天下動亂、政局競爭激烈，人物是否具備處理政務、統御軍隊、識別人才及應變局勢的能力，變得日益重要。於是，人物評價開始由單純的道德判斷，轉向「德才並觀」及「因任授官」；才能不再只是德性的附屬，而成為判斷人物價值的重要項目。

解題方法：以《人物志》說明人物評價的轉變

本題可採「傳統標準—時代轉變—《人物志》的理論化」三層方式作答。

一、東漢前期：以德性與名望為人物評價核心

東漢士人承繼儒家政治理想，認為政治人物首先必須具備道德人格。孝廉、茂才等察舉科目，本身即顯示選士制度重視孝行、廉潔與名望。

在此標準下，人物之「德」不只是私人品格，也被視為其能否任官的根據。具有孝行、清節、忠貞等名聲者，即使才能未必突出，也可能因其道德聲望受到推重。東漢後期的清議與月旦評，尤其強調人物的品德、聲譽與名節，形成「先德後才」的評價秩序。

這種觀念可概括為：

$$德為本，才為末；德不足，才愈高反而愈危險。$$

因為若一個人只有才智而缺乏道德約束，其才能可能轉化為權謀、欺詐或禍亂的工具。

二、東漢末年：政治危機使「才」的重要性提高

東漢末年，外戚、宦官、黨錮與軍閥鬥爭相互交錯，社會秩序崩解。此時政治所需要的，不只是守持名節的君子，也包括能夠安定地方、統率軍隊、治理財政、判斷局勢與運用權術的人才。

因此，人物評價出現三項轉變：

第一，道德名聲不再足以單獨判斷人物的政治價值。清高守節固然可敬，但若缺乏實際才能，未必能解決亂世中的具體問題。

第二，才能開始被拆分與分類。人物不再只被籠統地稱為「賢」或「不肖」，而是要考察其是否具有識見、謀略、行政能力、勇力、辯才與統御能力。

第三，人物價值逐漸與「所任之職」相聯繫。某人是否值得任用，不只看他是不是道德上的君子，也要看他的能力是否適合所處的職位。

因此，東漢末年的改變並不是由「重德」完全變成「只重才」，而是：

$$單一道德評價 \quad\longrightarrow\quad 德性與才能並重 \quad\longrightarrow\quad 依才能性質與職務需要加以評量。$$

三、《人物志》：將人物才能加以分類與理論化

劉邵《人物志》正是這種新人物學的代表作品。它不再滿足於以道德名聲概括人物，而是嘗試分析人的氣質、才性、能力及其適用職務。

《人物志》認為，人的資質各有偏向，不可能人人兼具各種才能。有些人長於深沉謀略，有些人長於明辨事理，有些人長於行政實務，有些人勇於任事，有些人善於言談與說服。人物評價的重點，便在於辨識其才能的性質與限度。

這種思想可用下式概括：

$$人物價值 = 才能類型 + 才能程度 + 職務適配性 + 德性節制$$

也就是說，不能抽象地問某人「是不是有才」，而必須進一步追問：

本題旨在考察考生對「四書」經典地位確立過程及其對中國思想史、教育史、文化史所產生深遠影響的理解。

【題旨說明】
「四書」指的是《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這四部儒家經典。雖然這四部書在漢代以前就已經存在，但其成為儒家學說的總綱，並在後來的教育、學術、政治體系中佔據核心地位，是一個逐漸確立的過程，這被稱為「四書學」的成立。考生需要說明這個確立的過程，以及它所帶來的影響。

【「四書學」的成立過程】

「四書」成為經典的過程，大致可以分為幾個階段：

1. 早期零散流傳與被重視：

   • 《論語》和《孟子》在漢代以前就已經是重要的經典。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論語》被列為《五經》之外的重要文獻，但尚未與《大學》、《中庸》並列。
   • 《大學》和《中庸》最初是《禮記》中的篇章，其思想價值尚未被單獨凸顯。

2. 宋代學術復興與「四書」地位的提升：

   • 宋代是儒學發展的重要時期，理學家們在重構儒家思想體系時，發現《大學》、《中庸》等篇章蘊含著極為豐富的義理，特別是關於道德修養、治國平天下的大道。
   • 重要人物與貢獻：
     • 周敦頤：在《太極圖說》和《通書》中，已經隱約有將《大學》、《中庸》等作為儒家義理之學開端的思想。
     • 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橫渠四句，就是深受《大學》、《中庸》等思想的啟發。
     • 程顥、程頤（二程）：這是「四書」地位確立的關鍵人物。他們大力提倡《大學》、《中庸》，認為這兩篇是「孔、孟、顏、曾之精要」，是儒家學說的「入門」之書。程頤更是將《大學》、《中庸》單獨提出，並加以注釋。
     • 朱熹：集宋代理學之大成者。朱熹在繼承二程思想的基礎上，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部書編纂在一起，並為它們作了通行的注疏，取名為《四書章句集注》。他認為這四部書是「孔、孟、顏、曾之學，皆由此出」，是儒家思想的「綱領」。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因其系統性、權威性和學術影響力，逐漸成為後世學術界和教育界的標準讀本。

3. 元明清的官方確立：

   • 元朝時，朝廷正式將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列為學校官學的教材。
   • 明朝時，科舉考試正式將「四書」列為必考內容，並以朱熹的注疏為準。
   • 清朝沿襲明制，科舉制度中「四書」的地位更加鞏固。

因此，「四書學」的成立，主要是指宋代理學家，特別是朱熹，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部經典，確立為儒家學說的根本，並以系統的注疏（《四書章句集注》）加以闡釋，成為後世學術研究和教育的基礎。

【「四書學」的影響】

「四書學」的成立，對中國思想史、教育史、文化史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