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 年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臺灣史》

本題主要在探討臺灣在十七世紀荷治與鄭氏時期，以及鄭氏後期至清初的經濟發展轉型，並分析其對社會性質的影響。

核心觀念： 經濟結構變遷、貿易模式、農業開發、社會轉型。

解題思路：

1. 荷治與鄭氏時期的出口商品與貿易對象：

   • 荷治時期： 荷蘭東印度公司（VOC）將臺灣定位為其在亞洲貿易網絡中的一個節點，特別是轉口貿易。
     • 主要出口商品： 鹿皮、糖、稻米、香菇、鳥類製品（如羽毛）等。其中鹿皮因臺灣原住民狩獵能力強而成為重要的出口商品。糖的生產在荷蘭人引入改良技術後也逐漸發展。
     • 貿易對象： 主要與中國大陸（特別是閩南地區）、日本、東南亞（如巴達維亞，即今雅加達）進行貿易。臺灣扮演了將中國的絲綢、瓷器，日本的白銀、銅，以及東南亞的香料等商品進行交換的角色。
   • 鄭氏時期： 鄭成功驅逐荷蘭人後，將臺灣作為反清復明的基地，經濟政策也隨之調整。
     • 主要出口商品： 延續了部分荷治時期的商品，如鹿皮、糖。但為了支援軍事和民生需求，農業生產（特別是稻米）的重要性大幅提升。同時，也積極推動貿易，試圖與中國大陸、日本、東南亞進行往來。
     • 貿易對象： 雖然鄭氏政權曾一度與清朝處於敵對狀態，但為了獲取物資和發展經濟，仍積極與日本、東南亞（如呂宋、柬埔寨）進行貿易。與中國大陸的貿易則較為複雜，有時會透過海盜或秘密管道進行。

2. 鄭氏後期與清初轉向農業開發的原因：

   • 鄭氏後期：
     • 軍事基地需求： 臺灣作為反清復明的基地，需要穩定的糧食供應以維持軍隊和人口。
     • 貿易受阻： 隨著清朝加強海禁和海上封鎖，鄭氏與海外的貿易日益困難，難以依賴轉口貿易維生。
     • 資源耗竭： 鹿皮等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導致產量下降。
   • 清初（尤其在鄭氏滅亡後）：
     • 清朝的政策考量：
       • 「棄地」說與「懷柔」政策的並存： 清初一度考慮放棄臺灣，但考量到其戰略地位和對東南沿海的影響，最終決定納入版圖。在初期，清朝對臺灣的治理採取了相對消極的態度，但為了穩定統治和發展經濟，也逐漸推動農業開發。
       • 鼓勵移民與墾殖： 儘管有禁令，但為了增加稅收和穩定社會，清朝實際上默許或間接鼓勵了來自閩南地區的漢人移民來臺開墾。

本題要求分析清代（17世紀末至19世紀中葉）治臺政策在「隔離」與「正常化」之間的權衡演變，並論述其對臺灣漢人社會定居化（土著化）的影響。考生需選擇至少兩個治理面向進行闡述。

核心觀念： 清代臺灣治理政策、朝貢體系、封禁政策、移民政策、番界政策、地方行政、軍事戰略、社會定居化、土著化。

解題思路：

首先，理解「隔離」與「正常化」這兩個概念在清代治臺政策中的體現。

• 隔離（防範）： 意指維持清朝與臺灣的距離，限制漢人移民，將原住民（番社）與漢人隔離開，以防臺灣成為反清勢力的基地或對清朝統治構成威脅。這體現了「海防」和「夷務」的考量。
• 正常化（務實）： 意指將臺灣納入清朝的正規行政體系，發展經濟，穩定社會，並在必要時加強對臺灣的控制。這體現了「內治」和「開發」的考量，特別是在面對日益增長的漢人移民和社會現實時。

接著，選擇至少兩個治理面向進行分析，並闡述其政策演變與影響。以下以「人口管制/移民政策」和「番界治理」為例進行說明。

一、人口管制/移民政策的演變與影響：

• 17世紀末至18世紀：
  • 「隔離」階段： 鄭氏滅亡後，清廷最初對臺灣的態度較為保留。一方面，為了防範反清復明勢力的再度崛起，清廷實施了嚴格的「渡臺禁令」（雖有時寬嚴不一），限制漢人移民來臺。另一方面，對於已來的漢人移民，也存在著「土著」與「流寓」的區別，對其社會組織和土地利用有所限制。
  • 「正常化」的初步展現： 儘管有禁令，但來自閩南地區的漢人移民（特別是泉州、漳州的農民和漁民）仍不斷以各種方式（如冒禁、依附官府、偷渡）來臺。他們帶來了先進的農業技術和勞動力，開始開墾西部平原。清廷為了增加稅收和穩定社會，逐漸放寬了對移民的限制，並設置了地方行政機構（如府、縣），將臺灣納入正規的行政體系。
• 19世紀：
  • 「正常化」的深化： 隨著漢人移民的大量湧入和社會經濟的發展，清廷的政策重心逐漸轉向「正常化」。
    • 廢除渡臺禁令： 1875年，清廷正式廢除了沿用了兩百多年的渡臺禁令，鼓勵漢人移民來臺開墾。
    • 加強地方行政與開發： 設立臺灣省（1885年），加強了中央對臺灣的直接管轄，並推動了如開山撫番、鐵路建設等現代化建設。
  • 影響：
    • 漢人社會的定居化： 移民政策的放寬，使得更多漢人能夠長期定居臺灣，建立家庭，繁衍後代。他們在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心力，從事長期性的農業生產，逐漸形成了穩定的農村聚落。
    • 社會結構的在地化： 隨著移民的落地生根，原鄉的觀念逐漸淡化，對臺灣這塊土地產生了更深的歸屬感。這包括建立祖廟、宗祠，形成在地性的社會網絡和認同。
    • 「土著化」的過程： 漢人移民在適應臺灣的自然環境、學習在地生活方式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具有臺灣特色的社會文化。他們與原住民的互動（衝突、融合、排擠）也塑造了臺灣社會的多元性。

二、番界治理的演變與影響：

• 17世紀末至18世紀：
  • 「隔離」為主（消極防範）： 清廷對原住民（番社）採取「劃界封鎖」的政策，即設立「番界」，嚴格限制漢人越界進入原住民的傳統領域，以避免衝突，同時也將原住民視為「化外之民」，不納入正規行政管理。這體現了「以夷制夷」和「防範漢人越界」的思維。

本題主要探討日本殖民時期臺灣的「六三問題」，要求考生解釋名詞、分析史料背景與林呈祿的論點，並評估其對殖民統治與臺灣本地的影響。

核心觀念： 日本殖民統治、臺灣總督府、特別統治、帝國議會、立憲主義、地方自治、代議機關、民族主義、後殖民研究。

解題思路：

1. 名詞解釋：

• 林呈祿 (Lin Cheng-lu)： 臺灣日治時期重要的知識分子、政治運動者、律師。他早年留學日本，學習法律，後返臺執業，並積極參與臺灣的政治社會運動，主張臺灣應享有與日本內本土相同的權利。他是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重要領導人之一。
• 「六三問題」 (The "June 3rd Problem")： 這是日治時期臺灣的專有名詞，指的是1910年代，關於日本帝國對臺灣的統治權力應由哪個層級的機關制定、執行法律的問題。具體而言，爭論點在於：日本帝國對臺灣的特別統治，其法律應由「帝國議會」制定，還是可以由「臺灣總督」透過總督府的「律令」來制定？ 史料中提到「六三」可能與某個時間點（例如1910年6月3日，總督府公布《臺灣總督府官制》後，引發對總督權力過大的質疑，或1919年總督府公布《臺灣總督府令》等）的事件或法規有關，但更核心的爭議在於總督權力與帝國議會權力之間的關係，以及臺灣是否應享有與日本內地同等的憲法權利。

2. 史料背景、林呈祿的立場與主張：

• 出現背景：
  • 時間點： 史料出自1920年的《臺灣青年》，當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上民族自決思潮興起，日本國內也面臨要求擴大參政權的壓力。
  • 臺灣的狀況： 臺灣已被日本殖民統治二十餘年，總督府實施「特別統治」政策，總督擁有極大的行政、立法、司法權力，總督府制定的律令凌駕於民意代表的意見之上。這種「專制」的統治方式引發了臺灣知識分子的不滿，他們開始主張應享有與日本內地同等的權利，例如設立議會、實施憲法。
  • 「六三問題」的爭議： 核心在於總督府的律令權是否符合日本帝國憲法精神。總督府常以「特殊情勢」、「治安」、「民俗」為由，繞過帝國議會，自行制定律令，這被視為總督權力過大，且剝奪了臺灣居民應有的權利。
• 林呈祿的立場與主張：
  • 角度： 林呈祿是站在臺灣知識分子和被殖民者的角度，主張臺灣應享有更為平等、更符合法治精神的待遇。他並非完全否定日本的統治，而是要求在統治框架內，爭取更多的權利。
  • 對「六三問題」的看法：
    • 批判總督府的「特別統治」： 他認為總督府的律令權，常以「治安」和「特殊民俗」為藉口，實際上是總督權力過大的體現，並非真正符合憲法精神。
    • 主張「正常化」與「代議制」： 林呈祿認為，從純粹的法律邏輯來看，日本帝國應在未來撤廢對臺灣的「特別統治」，讓臺灣在帝國議會下適用同一法律（即「正常化」）。然而，他更務實地主張，在過渡時期，應設立「臺灣的特別代議機關」，以行使「特別立法權」。這代表他支持「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核心訴求，即在總督府之上，應設立一個民選的議會，讓臺灣人有機會參與決策，表達意見，爭取權利。
    • 強調權利義務： 他也提到，對於「新領土」臺灣的住民，應當「擁護伸張臺灣住民之權利與義務問題」，這顯示他關心的是殖民地居民在法律上的地位和權利保障。

3. 「六三問題」的影響與意義：

本題要求考生比較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差異，闡述檔案開放如何影響對兩者的研究，以及如何批判性地使用官方檔案。

核心觀念： 轉型正義、歷史事件詮釋、國家暴力、檔案研究、批判性思考、後殖民理論。

解題思路：

一、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差異比較 (至少三個面向)：

• 時間跨度與性質：
  • 二二八事件： 主要發生在1947年2月28日及其後數週內，是一場由查緝私菸引發、迅速擴散為全島性的反抗國民政府統治的社會運動。其性質是一次突發性的、大規模的、涉及民眾廣泛參與的政治性社會衝突。
  • 白色恐怖： 是一個較為長期的概念，廣泛指稱國民黨政府遷臺後，為鞏固統治而實施的一系列壓制異議、肅清反對勢力的政治迫害時期。其高峰期約從1949年國民政府遷臺後開始，延續至1987年解除戒嚴為止（儘管嚴格來說，1990年代初期仍有相關案例）。其性質是系統性的、長期的、制度化的政治鎮壓，涉及逮捕、審判、監禁、處決等。
• 參與者與對象：
  • 二二八事件： 初期參與者主要是臺北市民，隨後迅速擴散到全島，包含各階層民眾，特別是知識分子、中上階層、臺籍菁英、學生等，他們對國民政府的施政不滿而參與反抗。鎮壓對象則涵蓋了參與抗爭的民眾。
  • 白色恐怖： 主要針對的是被國民黨政府認定為「共匪」、「匪諜」、「叛亂犯」或「異議份子」的個人或團體。受害者範圍極廣，包括但不限於：被指控為共產黨員或其同情者、臺獨運動者、爭取民主改革的知識分子、學生、軍公教人員、甚至無辜被牽連者。相較於二二八的群眾性抗爭，白色恐怖的目標更具政治針對性。
• 手段與規模：
  • 二二八事件： 爆發初期，民眾以武力抗爭，佔領政府機關。國民政府派遣軍隊鎮壓，手段包括開槍掃射、逮捕、處決參與者，造成數千至上萬人死亡。其手段相對直接、暴力，但主要集中在事件爆發後的短時間內。
  • 白色恐怖： 運用了國家機器（情治單位、軍法系統、監獄）進行系統性的逮捕、偵訊（常伴隨酷刑）、不公開審判、長期監禁、甚至槍決。其手段更為隱蔽、制度化，影響範圍更廣，且持續時間長。受害者人數難以確切統計，但遠超二二八事件的直接死亡人數。
• 法理依據（或缺乏）：
  • 二二八事件： 國民政府的鎮壓，在當時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帶有軍事鎮壓和政治清算的性質。
  • 白色恐怖： 國民黨政府透過頒布《戒嚴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懲治叛亂條例》等法律，為其鎮壓行動提供了「法律」外衣，儘管這些法律常被批評為違反憲政原則，無限擴張了國家權力。

二、檔案開放如何影響研究成果與詮釋視野 (以具體檔案全宗為例)：

• 檔案開放的背景： 隨著臺灣民主化，政府推動轉型正義，陸續開放了過去由情治單位、軍方、國民黨黨史會等機構保管的檔案。
• 二二八事件的研究進展：
  • 早期研究： 在檔案未開放前，許多研究依賴當事人口述、民間蒐集的資料，或有限的公開文件，對事件真相的還原較為困難，常有「抹黑」或「官版」說法的影響。
  • 檔案開放後：
    • 重要檔案全宗：
      • 國史館的「二二八事件資料」： 蒐集了國民政府時期、省政府時期、以及部分民間保存的檔案，包含行政院的調查報告、各級政府的公文、軍隊的報告、監察院的調查資料等。
      • 檔案局的「國防部」相關檔案： 包含軍隊的調遣、鎮壓行動的報告。
      • 部分地方政府的檔案： 記錄了事件在地方的發生情況。
    • 研究成果進展：
      • 還原事件脈絡： 透過官方報告，更清楚地了解國民政府決策的過程，包括軍隊的調派、鎮壓的指令、以及事後的檢討。
      • 釐清傷亡數字與責任歸屬： 官方檔案有助於更精確地統計傷亡人數，並追溯決策者的責任。
      • 理解政府的態度與政策： 透過公文，可以分析政府當時對待臺灣民眾反抗的態度，以及後續的安撫或壓制政策。
      • 詮釋視野： 從單純的「官民衝突」擴展到對國民黨政府統治正當性、國家暴力、以及臺灣人民追求權利的歷史脈絡有更深入的理解。
• 白色恐怖的研究進展：
  • 早期研究： 許多研究依賴倖存者的回憶錄、法律文書、以及部分新聞報導，較難觸及國家機器內部如何運作。
  • 檔案開放後：
    • 重要檔案全宗：
      • 國家人權博物館的「檔案蒐集」： 蒐集了大量與白色恐怖相關的檔案，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