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 年 國立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碩士班《行政學》

本題為單字解釋題，主要在測試考生對於行政學或相關領域的專有名詞的理解程度。

ZBBS（Zero-Based Budgeting System），中文稱為零基預算制度。
此制度是一種預算編列方法，其核心概念是要求所有單位在每一期的預算編列時，都必須從零開始，重新評估所有活動的必要性與預算需求，而非沿襲過去的預算數字。
零基預算的實施步驟通常包括：

1. 辨識決策單位（Decision Units）：將組織的運作分解成一系列可辨識的活動或「決策包」。

本題考查考生對「漸進主義」(Incrementalism)此一決策模式的理解。

漸進主義（Incrementalism），又稱「漸進決策」或「逐步調整」，是一種在決策過程中，將重大變革視為高風險且難以實現，因此傾向於進行小規模、漸進式調整的決策模式。這種模式認為，相較於一次性的大幅度變革，逐步的、小幅度的修正更能降低風險，並在實踐中更容易被接受和執行。

在公共行政領域，漸進主義經常被描述為「掃帚柄模式」（Muddling Through），由 Charles Lindblom 在其經典文章〈The Science of "Muddling Through"〉中提出。他認為，政府決策者通常不會進行全面、理性的分析（即「科學的」決策模式），而是透過一系列相互影響、逐步調整的決策來解決問題。這種方式的特點是：

本題考查考生對「道德政策」(Morality Policy)的理解。

道德政策 (Morality Policy) 是指那些涉及社會價值觀、道德準則、倫理判斷，以及關於「何謂正確」或「何謂不道德」的行為規範的公共政策。這類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往往會引發社會上關於價值觀的激烈辯論，因為它們觸及了個人、群體乃至整個社會對於善惡、是非、正當與否的根本看法。

道德政策的特徵包括：

1. 價值導向：政策的核心在於確立或維護特定的道德標準。
2. 爭議性高：由於涉及深層次的價值觀，道德政策往往難以達成共識，容易引發社會對立。

本題考查考生對「證據基礎政策」(Evidence-based Policy)的理解。

證據基礎政策 (Evidence-based Policy) 是一種公共政策制定的方法論，強調在政策的設計、實施和評估過程中，應當以可靠、系統性的證據為主要依據，而非僅依賴於經驗、直覺、政治考量或傳統做法。其核心理念是，最有效的政策應該是那些能夠被實證研究所支持的政策。

證據基礎政策的關鍵要素包括：

1. 科學證據的重視：強調使用來自嚴謹研究（如隨機對照試驗 RCTs、系統性回顧、大規模調查等）的證據。
2. 系統性評估：政策的成效應透過系統性的方法進行評估，以檢驗其是否達到預期目標。

本題考查考生對「情緒勞動」(Emotional Labor)的理解。

情緒勞動 (Emotional Labor) 是由社會學家 Arlie Hochschild 在其著作《The Managed Heart》中提出的概念。它指的是，在工作中，員工為了給予顧客或服務對象特定的情緒感受，而需要管理自身情緒的過程。這種管理通常包括壓抑真實感受，並表現出組織期望的情緒（例如，保持友善、耐心、熱情等），即使內心感受並非如此。

情緒勞動的關鍵特徵包括：

1. 面向公眾的服務：通常發生在與顧客或公眾直接互動的服務性行業。
2. 情緒表達的規範：組織對員工應如何表達情緒有明確的期望或規定。

本題為申論題，共分為三個子題，主要探討我國在政黨輪替頻繁的脈絡下，事務官的行政中立原則及其面臨的挑戰。

【核心觀念】
本題圍繞著「行政中立」、「政務官與事務官關係」、「文官政治參與限制」以及「公務員面對政策衝突時的應對」等行政學重要概念。

1. 過去學術理論中，政務官與事務官之間的關係，有哪一些模式？

此小題考查考生對政府體制中，民選官員（政務官）與常任官員（事務官）權責劃分理論的認識。學術上，對於這兩者關係的劃分，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 政治－行政二分論 (Politics-Administration Dichotomy)：

  • 這是最傳統的觀點，認為政治（政策制定，由民選官員負責）與行政（政策執行，由常任官員負責）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
  • 在此模式下，事務官應當保持政治中立，僅專注於專業、效率的執行，不受政治干擾。
  • 代表學者如 Woodrow Wilson。

• 政治－行政二元融合或互動論 (Politics-Administration Fusion/Interaction)：

  • 此觀點認為，政治與行政並非完全獨立，而是相互影響、相互融合的。
  • 事務官在執行政策時，不可避免地會接觸到政治因素，也可能在政策執行過程中，透過專業知識向政務官提供建議，進而影響政策的形成。
  • 政務官也需要依靠事務官的專業知識來制定可行的政策。
  • 此模式下，事務官的「行政中立」可能更側重於黨派中立，而非完全脫離政治。

• 官僚政治模式 (Bureaucratic Politics Model)：

  • 此模式強調，在複雜的決策過程中，各官僚機構（事務官體系）本身就具有獨立的利益、權力鬥爭和談判過程。
  • 事務官不再只是被動的執行者，他們會基於自身部門的目標和利益，參與到政策的制定與角力中。
  • 政務官與事務官之間的關係，可能更像是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協商與妥協。

• 顧問或專業支援模式 (Advisory/Professional Support Model)：

  • 在此模式下，事務官的主要角色是提供專業知識、政策分析和執行上的建議，以支援政務官的決策。
  • 政務官則負起最終的政策決定權。
  • 事務官的影響力來自其專業能力，而非政治權力。

在臺灣政黨輪替的背景下，政治－行政二元融合或互動論，以及官僚政治模式的觀點，更能貼切地描述實際運作。事務官在追求行政中立的同時，也必須在專業與政治現實間尋求平衡。

【答案】學術理論中，政務官與事務官的關係模式主要有：政治－行政二分論（強調專業執行與政治制定分離）、政治－行政二元融合或互動論（承認兩者相互影響）、官僚政治模式（強調官僚機構的利益與權力鬥爭），以及顧問或專業支援模式（事務官提供專業建議）。

2. 在我國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中，對文官的政治行為有哪一些限制？

此小題要求考生闡述我國《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對於文官政治行為的具體規範。我國《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旨在確保公務人員在執行職務時能保持政治中立，避免因政治立場影響公務執行。主要限制包括：

• 不得為下列行為（根據《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 4 條）：

  • 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為特定政黨、候選人或主張提供金錢、物品或其他利益。
  • 要求他人為特定政黨、候選人或主張捐款、推薦、站台、助選或其他政治行為。
  • 洩漏國防以外之公務秘密，或利用職務上之機會，為個人或他人謀取不當利益。
  • 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影響選區、選民或任何團體對於特定候選人、政黨或主張之投票。
  • 違反前四款之規定，對他人為政治上之行為，或對他人不為政治上之行為，達公務員任用法上之考績等差或其他不利處分之程度者，不在此限。 （此為補充說明，表示若達到一定嚴重程度，則上述行為會受到處罰）

• 不得為政黨或有政治性質之結社或活動（根據《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 5 條）：

  • 公務人員不得為政黨、政治囑託之團體或有政治性質之工作而組織、參與、政治活動。
  • 但公務人員依法令規定，並經權責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 （此規定旨在避免公務員藉由職務影響力參與政黨活動，或利用政黨資源影響公務。）

本題為申論題，要求考生結合「滿意決策模式」與「垃圾桶決策模式」，分析臺灣政府在處理口罩配送時可能面臨的決策情境、方式與問題。此題配分高，需深入論述。

【核心觀念】
本題主要考查考生對兩種重要決策模式的理解，以及如何將這些理論模型應用於實際的公共政策情境，特別是危機管理與資源分配。

一、解釋滿意決策途徑與垃圾桶決策途徑及代表學者

1. 滿意決策模式 (Satisficing Decision-Making Approach)

   • 代表學者：Herbert Simon (赫伯特‧賽門)
   • 核心概念：賽門在其著作《人類的行為模式》(Models of Man) 中提出，他認為現實中的決策者並非「理性」的，而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 的。由於資訊不完整、時間有限、認知能力受限，決策者無法像經濟人那樣追求「最適決策」(Optimizing)，而是尋求「滿意決策」(Satisficing)。
   • 定義：滿意決策是指決策者在面對複雜問題時，設定一個可接受的最低標準（或稱「門檻」），一旦找到一個能夠滿足這個標準的方案，就會停止尋找，並選擇該方案，而不是繼續尋找可能更優的方案。
   • 特徵：
     • 有限理性：決策者認知能力、資訊、時間均有限。
     • 搜尋階段性：決策者會進行有限的資訊搜尋，直到找到一個「足夠好」的方案。
     • 設定門檻：事先設定可接受的標準。
     • 非最適化，但可行：追求的是可接受的結果，而非絕對的最佳結果。

2. 垃圾桶決策模式 (Garbage Can Model)

   • 代表學者：Michael D. Cohen, James G. March, and Johan P. Olsen (科恩、馬曲與歐森)
   • 核心概念：此模式主要用於解釋「無定型」(Anarchic) 或「機會主義」的組織決策，尤其是在複雜、不確定且「參與者」和「選項」高度流動的組織環境中。他們將組織決策比喻為一個垃圾桶，各種問題、解決方案、決策者和決策機會「隨機」地進入垃圾桶，並在某些條件下「偶然」地結合，形成一個決策。
   • 定義：垃圾桶決策模式認為，決策並非總是由問題驅動、理性分析導向的過程。在某些組織環境（如大學、研究機構、或大規模危機下的政府組織），問題、解決方案、參與者和決策機會這四個要素是相對獨立流動的，它們的偶然相遇才導致了決策的產生。
   • 特徵：
     • 四個獨立流動的要素：問題 (Problems)、解決方案 (Solutions)、參與者 (Participants)、決策機會 (Choice Opportunities)。
     • 偶然性與機遇性：決策的產生取決於這些要素何時、如何偶然地在同一個「決策垃圾桶」中相遇。
     • 非線性與非理性：決策過程可能缺乏清晰的因果關係，也不完全遵循理性分析的步驟。
     • 決策的「發生」而非「選擇」：決策更像是一種「發生」或「被達成」，而非經過嚴格篩選的「選擇」。

二、討論臺灣政府處理口罩配送方式的決策情境、方式與問題

情境一：滿意決策模式 (Satisficing Decision-Making Approach)

• 決策情境：在疫情爆發初期，面對突如其來的全球性口罩短缺，以及國內民眾對口罩的極度恐慌和搶購潮，政府必須快速反應，確保基本供應。此時，政府面臨資訊不完整（實際需求量、國際供應量、生產能力等）、時間緊迫、資源有限的狀況。
• 決策方式：
  • 設定最低標準：政府可能設定了一個「基本民生需求」的標準，例如「每人每週配給 3 片口罩」，以確保基本防護。
  • 有限搜尋與快速採納：政府會快速搜尋可行的解決方案，例如：
    • 徵用國內口罩生產線，要求其優先生產。
    • 尋找國內剩餘庫存。
    • 與少數幾個尚有庫存的國家進行緊急採購。
  • 選擇「足夠好」的方案：一旦找到一個能夠大致滿足「每人每週 3 片」目標的方案（例如，透過徵用和部分緊急採購），即使知道這可能不是最高效、最公平或最能滿足所有人的方案，政府也可能迅速採納，以平息民怨和滿足基本需求。例如，實施「口罩實名制」，透過健保卡綁定，確保每人可定期購買一定數量，這就是一種「足夠好」的方案，而非追求「無限量供應」或「自由市場定價」。
• 問題所在：
  • 潛在的資源分配不公：由於設定的標準是「最低」或「基本」，可能無法滿足所有人的實際需求，尤其是在高風險工作者或特殊情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