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 年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公法組《憲法》

本題主要在探討新聞報導自由與國家干預之間的界線，特別是對於「製播新聞違反事實查證原則，致損害公共利益」之規定，以及其是否符合憲法比例原則。同時也涉及行政處分是否得為聲請憲法解釋的對象。

核心觀念：

1. 新聞自由與其限制（憲法第 11 條）。
2. 法律保留原則與法律明確性原則。
3. 比例原則（目的、必要性、衡平性）。
4. 行政處分與憲法解釋之聲請。

(一)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27 條第 3 項第 4 款規定的合憲性分析 (20%)

本題涉及對新聞自由的限制，需從憲法第 11 條保障之新聞自由出發，分析該限制是否合憲。

1. 目的正當性 (Legitimate Aim):
   該條款旨在維護公共利益，防止虛假訊息的散播，避免損害公眾對新聞媒體的信任，並確保政治參與的品質。此目的具有正當性。

2. 必要性 (Necessity):
   限制新聞自由必須符合必要性原則，即國家應採取對人民權利侵害最小的方法。

   • 法律保留原則： 限制人民基本權利必須有法律依據。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27 條第 3 項第 4 款即為法律依據，符合法律保留原則。
   • 法律明確性原則： 法律條文應力求明確，使人民得以預見其行為的法律後果。本案爭議點在於「違反事實查證原則」及「致損害公共利益」是否過於模糊。
     • 「違反事實查證原則」： 實務上，新聞報導應力求真實、客觀、公正。所謂「事實查證原則」並非要求絕對的百分之百真實，而是在報導前，新聞媒體應盡其合理努力，依據可得之資訊進行查證。此一原則雖有一定程度的解釋空間，但結合新聞專業倫理及實務運作，並非完全無法理解。
     • 「致損害公共利益」： 此部分亦有模糊性，但大法官在解釋中（例如釋字第 677 號、釋字第 743 號）曾就「公共利益」進行闡釋，通常包含國家安全、社會秩序、國民健康、經濟發展、環境保護等。在本案中，若報導內容確實影響公眾對候選人的認知，進而影響選舉結果，可解釋為損害公共利益。
   • 比例原則之檢驗 (Proportionality):
     • 目的、手段適合性： 透過規範製播新聞的真實性，以維護公共利益，手段與目的之間具有適合性。
     • 手段最小侵害性： 處罰「違反事實查證原則」的行為，其目的係防止不實訊息散布。相較於事前審查，事後裁罰（例如罰鍰）對新聞自由的侵害較小。然而，若僅因「穿鑿附會」或「神話政治人物」就構成「違反事實查證」並「損害公共利益」，其侵害程度是否為最小，值得商榷。
     • 衡平性（狹義比例原則）： 考量本案內容，雖然有「穿鑿附會」、「神話政治人物」的批評，且可能影響選民認知，但若其僅是透過「天空雲朵形狀」的聯想，且未涉及具體不實指控，其與「損害公共利益」的程度，以及所受到的「罰鍰新台幣 100 萬元」的處罰，是否顯失衡平，是本題關鍵。大法官在解釋中（如釋字第 677 號）對於涉及公共事務報導的限制，會採取較為嚴格的審查標準。

本題旨在探討「立法否決」（Legislative Veto）的合憲性問題，特別是立法院透過職權行使法所建立的程序，是否符合憲法上權力分立原則、法律保留原則及行政權獨立性。同時也涉及司法院大法官是否應受理此類聲請解釋。

核心觀念：

1. 憲法權力分立原則（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
2. 法律保留原則與授權命令。
3. 行政命令的性質與審查。
4.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的聲請要件。
5. 立法否決（Legislative Veto）的合憲性爭議。

(一) 司法院是否應受理？理由為何？ (10%)

本題要求依據《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判斷。

1. 聲請解釋主體： 行政院與內政部（作為行政機關代表）是聲請解釋的主體。

2. 聲請解釋對象： 聲請解釋的對象是立法院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60-63 條所為之決議，此決議要求內政部廢止「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 16-1 條。行政院與內政部認為此決議（實質上是立法否決）違反憲法。

3. 聲請解釋事由：

   • 權力分立爭議： 立法院的決議是否已實質上侵犯了行政院的行政權，並架空了憲法規定的「覆議」機制，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 法律保留與授權命令： 港澳條例第 18 條授權內政部訂定辦法，而該辦法中的第 16-1 條是否屬於「應以法律規定事項」，而不能由命令來規範。
   • 命令的審查權限： 立法院對行政命令的審查權限，是否僅止於形式審查或應包含實質審查，以及其審查結果的效力。

4. 大法官受理要件（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 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 「政府機關……就其職權上適用法律或命令，或因職權之行使，涉有爭議時。」
     • 本案中，行政院與內政部就立法院的決議（其性質為對行政命令的實質審查與廢止要求）是否合法，與立法院間（雖然立法院未直接作為聲請人或相對人，但其行為是爭議的來源）存在職權適用上的爭議。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63 條的決議，要求行政機關廢止命令，此行為的合憲性，正是行政院聲請解釋的理由。
   • 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 「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其職權上行使，認有牴觸憲法、法律或命令者。」
     • 行政院與內政部認為立法院的決議（透過職權行使法所確立的程序）牴觸憲法，並損及行政權。

5. 結論： 司法院大法官應受理此聲請。理由是，此案涉及政府機關（行政院、內政部 vs. 立法院）之間，就職權行使與法律命令適用是否牴觸憲法所發生的爭議，符合《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3 款的受理要件。此聲請旨在釐清權力分立、法律保留與行政命令審查的界線，具有重要的憲法意義。

(二) 行政院法律意見書 (30%)

主旨： 聲請解釋立法院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60-63 條所為之決議，要求廢止行政院所屬內政部依法律授權訂定之「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 16-1 條，是否牴觸憲法，並請釐清行政院與立法院間在此事項上的權限劃分。

說明：

1. 案由概述：
   為人道考量，行政院依據「香港關係澳門條例」第 18 條授權，由內政部增訂「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 16-1 條，提供香港地區受政治迫害者政治庇護及居留。然立法院部分委員認為此命令應以法律規定，遂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60-63 條，作成院會決議，要求內政部廢止該條文。行政院與內政部認為此舉已侵害行政權，並規避憲法覆議機制，故聲請大法官解釋。

2. 主要爭點：

   • 立法否決（Legislative Veto）的合憲性： 立法院是否得透過「職權行使法」之程序，實質審查並要求廢止行政機關依法律授權所訂定之命令？此是否違反憲法權力分立原則？
   • 法律保留原則的適用： 「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 16-1 條所規範之內容，是否屬於憲法第 171 條第 1 項所指「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
   • 行政權的獨立性： 立法院的決議是否過度干預行政院的權責，已逾越憲法賦予的監督範圍，而成為對行政權的實質干預？
   • 覆議機制與立法否決的關係： 立法院的決議是否規避了憲法第 57 條所規定的「覆議」程序，而對行政院形成不當壓力？

3. 相關憲法規定與學理依據：

   • 憲法第 1 條： 確立中華民國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強調權力分立與制衡。
   • 憲法第 2 條： 國民依憲法行使政治權利，包括依憲法選出各級民意代表。
   • 憲法第 23 條： 國家為避免妨礙社會秩序或防止公共危難、或為增進公共利益，而得對人民之自由權利，依法律為必要之限制。

本題旨在探討法實證主義（Hart）與自然法學（Fuller）在面對轉型正義時的觀點差異，特別是關於「惡法亦法」與「惡法非法」的爭論，以及其在憲法學上的意涵，尤其是在處理過去不義體制下的法律問題。

核心觀念：

1. 法實證主義（Legal Positivism）與自然法學（Natural Law）： 兩者在法律的本質、法律與道德的關係上的根本差異。
2. 法治國原則（Rule of Law）： 包含形式法治（法的安定性、可預測性）與實質法治（法律的公正性、正義性）。
3. 承繼者正義（Successor Justice）與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 新政權如何處理舊政權遺留下來的法律問題，特別是涉及人權侵害的行為。
4. 法律的有效性（Validity）與道德的合意性（Morality）： 法律的效力是否取決於其道德內容？
5. 溯及既往（Retroactivity）與法律安定性： 追訴過去行為是否違反法律安定性原則。

分析：

福勒（Lon Fuller）與哈特（H.L.A. Hart）的論戰，尤其是在二次戰後如何處理納粹德國時代的「告密者」問題（Problem of the Grudge Informer），是法學界關於法治、正義與道德關係的經典辯論。從憲法學的觀點，此論戰牽涉到新興憲政體制如何處理舊體制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以及如何建構一個公正、合法的國家。

1. 哈特的觀點（法實證主義）：

   • 法的安定性與法實證主義： 哈特代表法實證主義的立場。他認為，法律的效力（validity）獨立於其道德內容。即使納粹的法律（包括所謂的「秘密法律」）是不道德的，甚至是「惡法」，在當時仍然是有效的法律，因為它們符合法實證主義所定義的「法律」的標準（例如，由有權機關制定、具備形式要件等）。
   • 承繼者正義與法治原則： 哈特認為，當一個政權被推翻後，新的憲政體制在追求「承繼者正義」時，應優先考量「法治原則」（Rule of Law）的安定性。這意味著，原則上應承認舊政權的法律在當時是有效的，以維護法律的預測可能性與安定性。若要追訴過去的行為，應謹慎，避免溯及既往地適用新法。他擔心，若過度追究告密者的責任，將會破壞法律的安定性，使人民對法律產生不信任感，且難以界定追訴的範圍。他主張，應區分「法律的有效性」與「法律的道德性」，即使法律不道德，只要符合形式要件，就具有法律效力。
   • 憲法學意涵： 從憲法學角度看，哈特的觀點強調形式法治（Formal Rule of Law），即法律的制定、適用與執行必須符合既定的程序和形式要件，以確保法律的確定性、可預測性。他提醒新憲政體制，在追求正義時，不能完全拋棄舊體制的法律框架，否則可能導致無政府狀態或新的不義。

2. 福勒的觀點（自然法學）：

   • 實質正義與自然法學： 福勒代表自然法學的立場。他認為，法律的效力不僅在於形式，更在於其是否符合基本的道德原則和正義的要求。他著名的論點是「惡法非法」（evil legislation lacked the status of law）。對於納粹的「秘密法律」以及與納粹黨合作的告密者行為，福勒認為這些行為即使在當時有「法律」依據，但由於其內容極端不道德、嚴重違反人類基本良知，因此不應被視為真正的「法律」。
   • 轉型正義與決裂： 福勒主張，為了實現「轉型正義」，新憲政體制必須與過去的「惡法」體制徹底決裂。追訴那些與不義政權合作的告密者，是彰顯實質正義、道德判斷優先於形式法律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