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年 國立政治大學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政治學》

「集體行動的兩難」（Collective action dilemma），又稱「公地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或「搭便車問題」（Free-rider problem），是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中一個核心概念。它描述了當一群人為了共同利益而需要協調行動時，由於個人理性選擇可能與集體利益相衝突，導致難以達成有效集體行動的困境。

核心概念：
當一個群體面臨一個可以帶來集體利益的目標時，如果沒有強制性的機制或足夠的誘因，每個個體都有動機去「搭便車」，即享受集體行動帶來的利益，卻不願意承擔相應的成本或付出努力。這是因為：

1. 邊際效益遞減： 個人所付出的努力或成本，相對於他所能獲得的個人份額的集體利益而言，可能顯得不成比例。
2. 風險與不確定性： 個人無法確定其他成員是否會付出努力，如果多數人都選擇搭便車，那麼集體目標就無法達成，個人的付出就可能白費。

理論基礎：
這個概念常與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連結，強調個體行為是基於成本效益的計算。奧斯朋（Mancur Olson）在其著作《集體行動的邏輯》（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中，對此問題進行了系統性闡述，指出只有在特定條件下（如團體規模小、有強制性參與、有強

「歷史制度主義」（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HI）是政治學和社會學中一種重要的分析取徑，它強調歷史過程、制度的演化以及時間的累積性效應，如何形塑政治行為、社會結構和政策結果。與其他制度主義（如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不同，歷史制度主義特別關注制度的「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y）、「鎖定」（lock-in）、「歷史遺緒」（historical legacies）等概念。

核心觀點：

1. 制度的歷史演化： 制度並非一成不變或僅是理性選擇下的產物，而是經過漫長歷史過程逐步形成、變遷和演化的。早期的關鍵決策或歷史事件，可能對後續的制度發展產生深遠且持久的影響。
2. 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y）： 一旦選擇了某條發展路徑，即使後來出現其他更優的選擇，也難以輕易改變，因為改變會付出高昂的轉換成本。這使得歷史上的選擇會「鎖定」未來的發展方向。例如，一個國家的語言、法律體系、教育制度等，一旦確立，後續的變革就會受到既有結構的限制。
3. 制度的鎖定（Lock-in）： 由於路徑依賴，特定的制度安排一旦確立，就會產生一種「鎖定」效應，使得其他替代性制度難以進入。

「 clientelism」（客戶主義，或稱恩庇政治、樁腳政治）是一種政治交換關係，其中一方（通常是較有權勢者，如政治人物、官僚或地方領袖）提供個人化的資源、服務或保護（恩惠），以換取另一方（通常是較弱勢者，如選民、支持者或下屬）的忠誠、支持或特定行動（如投票）。這種關係具有以下特徵：

核心特徵：

1. 個人化交換： 關係建立在個人之間，而非正式的制度或公開的政策。交換的內容往往是私人的、非公開的，且難以量化。
2. 不對等性： 權力結構不對等，提供恩惠者擁有較大的權力，接受恩惠者則處於較為依賴的地位。
3. 互惠性（但非嚴格的市場交換）： 雖然有交換，但通常不是一次性的、明確的市場交易。它建立在長期的、隱性的承諾和期望之上。
4. 忠誠與情感連結： 往往伴隨著個人忠誠、情感連結，甚至是「恩情」的觀念，而非純粹的理性計算。
5. 潛藏的非法性或不正當性： 在許多情境下，clientelism 可能涉及賄賂、濫用公權力、操縱選舉等不當或非法行為，損害公共利益和政治的公平性。

「First past the post」（FPTP），中文常譯為「最多票者當選制」、「相對多數決制」或「單記相對多數決制」，是一種最常見的、簡單多數制的選舉制度。

運作方式：
在一個選區內，所有候選人角逐一個或多個席位。選民投下一票給其中一位候選人。在計票結束後，獲得最多票數的候選人（無論是否過半數）即當選。

主要特徵：

1. 簡單多數決： 不需要候選人獲得絕對多數（超過 50%）的票數，只要比其他任何人得票都多即可。
2. 單一選區： 通常與單一選區制度（single-member district）結合使用，即一個選區只產生一名民意代表。
3. 贏者全拿： 贏得選區的候選人獲得該選區的唯一席位，輸掉的候選人則一無所獲。

優缺點分析：

• 優點：
  • 簡單易懂： 規則清晰，選民容易理解。
  • 產生強勢政府： 傾向於產生較大的政黨優勢，有利於形成多數政府，提高施政效率。
  • 選民與代表的連結： 單一選區制下，選民較容易知道自己代表是誰，代表也較容易回應選區需求。

「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是一種政治體制，其核心特徵是國家對社會和個人生活的絕對、全面控制。與傳統的專制主義（Authoritarianism）不同，極權主義不僅追求政治權力的壟斷，更試圖改造社會、控制思想，並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秩序。

主要特徵：

1. 單一、強勢的意識形態： 存在一套包羅萬象、追求徹底改造社會的意識形態，並被國家強行推廣，要求所有公民接受並遵循。
2. 單一政黨領導： 由一個擁有強大組織和動員能力的政黨領導，該政黨與國家機器高度融合，壟斷政治權力。
3. 恐怖警察國家： 依賴秘密警察、大規模監控、任意逮捕和處決等手段，製造普遍的恐懼，壓制任何形式的反對。
4. 壟斷通訊與媒體： 國家嚴格控制所有媒體和資訊傳播，進行大規模的宣傳，塑造公眾輿論，禁止獨立媒體的存在。
5. 壟斷武力： 國家壟斷軍隊、警察等一切武裝力量，任何私人武裝都被禁止。
6. 中央控制的經濟： 國家對經濟進行高度集中和計劃性的控制，以服務於意識形態目標和國家權力。

本題要求考生闡述「民族」的概念，並比較分析「原生論」與「建構論」兩種關於民族產生的理論，最後說明何者較具說服力。

一、民族（Nation）的定義
民族是一個複雜的社會與政治概念，通常指一群人，因共享某些特徵而產生強烈的認同感，並認為自己是一個獨特的共同體。這些共享的特徵可能包括：

• 客觀特徵： 共同的語言、歷史、地理區域、宗教、種族、文化習俗等。
• 主觀特徵： 共同的政治意願、對自身歸屬感的認知、對共同命運的信念、以及對建立或維護自身政治實體的渴望。

民族的定義往往是主觀與客觀因素的結合，但現代民族主義理論更傾向於強調主觀認同的重要性。

二、民族產生的兩種理論觀點

(一) 原生論（Primordialism）
原生論者認為，民族和民族主義是人類社會中一種古老、自然且根深蒂固的現象。他們認為，人類天生就具有部落、親屬、氏族等歸屬感，這種歸屬感是基於血緣、地緣、文化等「先驗的」連結，是人類社會的基本構成單位。民族情感被視為一種「先天的」、「本質的」連結，是超越歷史變遷而持久存在的。

• 核心論點：
  • 民族是基於血緣、種族、語言、宗教等「自然」或「先驗」的連結而產生的。
  • 民族認同是深層次的、情感性的，是一種「血濃於水」的連結。
  • 民族主義是一種「本能」的政治情感，是追求與具有相似特徵的「同類」結合的自然傾向。
• 代表人物/思想： 早期一些民族主義的論述，以及強調種族或文化本質的觀點，都帶有原生論的色彩。例如，將國家視為「大家庭」，將民族成員視為「兄弟姊妹」。
• 優勢： 能夠解釋為何民族情感如此強烈，為何人們願意為民族犧牲，以及為何某些族群衝突難以化解。
• 批評：
  • 過度簡化了民族的複雜性，忽略了社會、經濟、政治因素的作用。
  • 難以解釋為何某些「民族」在歷史上並不存在，或為何民族界線會不斷變動。
  • 可能助長種族主義和排他性民族主義。

(二) 建構論（Constructivism）
建構論者認為，民族並非自然產物，而是由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因素「建構」出來的。民族認同是一種後天形成的、社會建構的產物，是現代國家形成過程中的一種「人為」發明。他們強調，民族的「共同性」（如語言、歷史）並非固有，而是被選擇、詮釋、甚至「發明」出來，以服務於特定政治目的。

• 核心論點：
  • 民族和民族主義是現代性的產物，與工業化、國家建構、大眾傳播等現代化過程密切相關。
  • 民族的「共同特徵」（語言、歷史、文化）是被後天選擇、強調、甚至「發明」出來的，以創造一種「想像的共同體」（Benedict Anderson）。
  • 民族認同是流動的、情境化的，是可以改變和重塑的。
  • 民族主義是政治精英或知識分子為了動員民眾、鞏固國家權力、爭取獨立或擴張而建構出來的意識形態。
• 代表人物/思想： 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Ernest Gellner（工業社會與民族主義）、Eric Hobsbawm（發明的傳統）。
• 優勢：
  • 能夠解釋民族的歷史性和變動性，以及民族主義在現代國家形成中的關鍵作用。

本題要求考生分析國會在三種不同政體（總統制、內閣制、半總統制）下的角色與功能異同，並舉例說明。

一、政體與國會角色概述
政體（Regime）的劃分，特別是總統制、內閣制、半總統制，主要在於行政權與立法權之間的關係。國會（Legislature）作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其角色與功能在不同政體下會因應行政權的配置而有所差異。

二、國會在不同政體下的角色與功能

(一) 總統制（Presidential System）

• 核心特徵： 行政權與立法權的「嚴格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總統由人民直接或間接選舉產生，為國家元首兼政府首腦，擁有獨立於國會的任期和權力。
• 國會的角色與功能：
  1. 立法權： 國會是國家最高立法機關，負責制定、修改、廢止法律。
  2. 監督權： 國會監督行政部門的施政，但其監督方式（如聽證會、質詢）相對獨立於行政權的存續。
  3. 預算審查權： 國會審議並批准國家預算。
  4. 人事任命同意權： 國會通常擁有對總統重要內閣成員（如國務卿、財政部長）或司法官員（如大法官）的任命同意權。
  5. 彈劾權： 國會擁有彈劾總統或重要官員的權力。
  6. 權力制衡： 國會與總統之間存在相互制衡，總統不能解散國會，國會也不能輕易罷免總統（除非透過彈劾）。
• 異同點分析：
  • 異於內閣制： 國會與行政首長（總統）之間是分立的，國會無法透過不信任案直接罷免總統，總統也無法解散國會。這意味著國會的立法和監督權相對獨立，但行政立法合作可能較為困難，容易出現「分立政府」（Divided Government）導致的政治僵局。
  • 異於半總統制： 國會與行政首長（總統）沒有直接的「不信任」關係，總統的權力基礎不依賴於國會的信任。
• 舉例說明：
  • 美國： 美國國會（參議院和眾議院）負責立法，監督總統及其內閣，審查預算，並擁有對大法官、內閣部長等重要人事任命的同意權。總統獨立於國會，不受國會不信任案影響。例如，當美國總統提出某項法案時，需要國會批准才能通過；國會可以舉行聽證會質詢政府官員，甚至啟動彈劾程序。2023年，美國眾議院對拜登政府的財政支出進行嚴格審查，並舉行了多次聽證會。

(二) 內閣制（Parliamentary System）

• 核心特徵： 行政權與立法權的「融合」（Fusion of Powers）。政府（內閣）由議會多數黨或聯盟組成，對議會負責，並可能隨時因議會的不信任案而倒台。國家元首（如國王或總統）通常是象徵性角色，實權在總理（首相）。
• 國會的角色與功能：
  1. 立法權： 國會（議會）是最高立法機關。
  2. 監督與信任權： 國會對政府（內閣）擁有絕對的監督權，最重要的是，政府必須維持議會多數的支持，否則可能面臨不信任案，進而總辭或解散議會提前改選。
  3. 組閣權： 議會多數黨或聯盟負責組建政府。
  4. 內閣人事決定權： 內閣成員通常由議會議員兼任，或由議會多數黨領袖擔任。
  5. 解散議會權（由政府提出，國家元首宣布）： 在特定情況下，政府可以請求國家元首解散議會，提前舉行選舉，這也是一種與國會的相互制衡。
• 異同點分析：
  • 異於總統制： 行政權與立法權高度融合。政府的存續直接依賴於國會的信任。國會可以罷免政府，政府也可以解散國會。這有利於行政立法合作，但可能導致議會權力過大，政府不穩定。
  • 異於半總統制： 雖然也強調行政立法關係，但內閣制中行政首長（總理）的權力完全來自議會，且沒有與總統並存的獨立行政權。
• 舉例說明：
  • 英國： 英國議會（下議院）是權力中心。首相通常是下議院多數黨領袖，內閣成員多為議員。如果政府提出某項法案，議會通過的機率很高。但如果政府失去下議院多數支持，可能面臨不信任案，進而總辭或由國家元首（國王）宣布解散議會提前大選。例如，2022年英國保守黨政府因多起醜聞，最終導致首相辭職，並引發黨內領導層選舉，新任首相上任後需維持黨內及議會的多數支持。

(三) 半總統制（Semi-Presidential System）

• 核心特徵： 行政權由「雙元」構成，即一位由人民直選的總統（國家元首，擁有實權）和一位由總統任命、對議會負責的總理（政府首腦）。立法權在議會。

本題要求考生闡述杜瓦傑定律，探討選舉制度與政黨體系的關係，並分析日本1994年選制改革的影響。

一、杜瓦傑定律（Duverger's Law）
杜瓦傑定律是法國政治學家莫里斯·杜瓦傑（Maurice Duverger）提出的，主要關注選舉制度如何影響政黨體系。其核心論點是：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的選舉制度（First-Past-the-Post, FPTP），傾向於產生兩黨體系（Two-Party System）。」

杜瓦傑對此提出兩個主要解釋機制：

1. 投票者的策略性投票（Strategic Voting）： 在 FPTP 制度下，選民知道只有得票最多的候選人能當選。他們會評估各候選人的得票可能性，並傾向於將票投給「較有可能獲勝」的候選人，而不是他們真正最屬意的候選人（如果該候選人勝算渺茫）。這種「不浪費選票」的心理，會導致支持中間立場、較有實力的兩大政黨的選票被集中，而支持邊緣政黨的選票則被分散，難以產生足夠的席次。
2. 候選人的策略性動員（Strategic Mobilization）： 為了贏得選舉，政黨會傾向於集中資源去支持更有可能獲勝的候選人，並避免分散力量去支持勝算不大的候選人。這使得資源和動員力量自然向兩大政黨集中。同時，小黨為了生存，也可能選擇與大黨結盟或合併，進一步鞏固了兩黨體系。

重要補充： 杜瓦傑也指出，除了 FPTP，其他影響政黨體系的因素還包括：

• 媒體的影響： 媒體的報導偏好可能影響選民認知。
• 競選資金的分配： 資金的集中使用也可能有利於大黨。
• 政治文化： 某些國家可能存在「團結投票」的文化。

二、選舉制度對政黨體系的影響

選舉制度是影響政黨體系最關鍵的因素之一。一般而言，可以將選舉制度分為兩大類及其影響：

1. 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PR）：

   • 特點： 旨在使議會的席次分配盡可能反映各政黨在全國或區域的得票比例。常採用多數選區或全國單一選區，並設有政黨名單。
   • 對政黨體系的影響： 傾向於產生 多黨體系（Multi-Party System）。因為即使是得票率較低的政黨，只要達到一定的門檻，也能獲得議會席次，這鼓勵了小黨的生存和發展。多黨體系下，政府通常是聯合政府，需要政黨間進行協商與妥協。

2. 相對多數決制（Plurality System），特別是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FPTP）：

   • 特點： 在單一選區中，得票最多的候選人當選，不論是否過半。
   • 對政黨體系的影響： 如杜瓦傑定律所述，傾向於產生 兩黨體系（Two-Party System）。通過策略性投票和資源集中，小黨難以獲得席次，選民和政黨都傾向於在兩大主要政黨之間選擇。

3. 混合制（Mixed Systems）： 結合了比例代表制和相對多數決制。

   • 影響： 影響較為複雜，可能產生兩大黨體系（如果多數決部分影響力較大），也可能產生多黨制（如果比例代表部分影響力較大）。例如，德國的混合制，由於其比例代表成分較重，傾向於多黨體系。

總結： 選舉制度是塑造政黨體系的重要制度性因素。簡單來說，「贏者全拿」的選舉制度（如FPTP）有利於兩黨制，而「比例分配」的選舉制度（如PR）有利於多黨制。

三、日本1994年選制改革對其政黨政治的影響

日本在1994年進行了一次重大的選舉制度改革，從過去長期實行的「單一選區兩票制」（當時是「小選區並立制」，即單一選區制和比例代表制的結合，但兩者的權重和聯繫方式與現行不同，且早期更偏向於多數決的影響）改革為「小選舉區比例代表並立制」（Single-Member District Proportional Repres

本題要求考生分析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經濟成長快速的威權政體與經濟成長落後的共產主義極權政體在民主化途徑上的差異，並以杭亭頓的模式為基礎進行闡述。

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與民主化的相關理論

•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根據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的定義，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發生於197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期，全球約有超過60個國家從威權或極權體制轉型為民主政體。此波民主化具有多樣性和複雜性，涉及不同地區、不同類型體制。
• 民主化的理論預設： 關於民主化的原因，學界有多種解釋，包括：
  • 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 經濟發展、教育普及、社會變遷等現代化因素，會削弱傳統威權體制的基礎，並培養民主所需的公民文化和中產階級。
  • 制度論（Institutionalism）： 制度的設計（如選舉制度、政黨體系）在民主轉型和鞏固中扮演關鍵角色。
  • 文化論（Cultural Theories）： 某些價值觀或文化特質（如個人主義、對自由的追求）有助於民主化。
  • 國際因素論（International Factors）： 國際壓力、民主國家示範效應、區域性民主化浪潮等。
  • 精英行動論（Elite Action）： 政治精英的決策、談判和妥協在民主轉型過程中至關重要。

二、杭亭頓的民主化模式與第三波民主化的類型

杭亭頓在其著作《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演變》（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中，將第三波民主化歸納為幾種類型，並分析了其轉型途徑。他強調，民主化並非單一的過程，而是多種力量和策略共同作用的結果。

杭亭頓將民主化的轉型途徑大致分為幾種：

1. 由上而下（Top-Down）： 主要由現存的威權統治精英主導或推動的改革，例如，統治者為了維持政權穩定或應對危機，主動進行有限度的政治開放、憲政改革，甚至逐步走向民主。
2. 由下而上（Bottom-Up）： 主要由社會運動、反對派、公民社會力量推動，透過抗議、示威、組織等方式，迫使威權政權讓步，最終實現民主化。
3. 結合型（Combined）： 由上而下的改革與由下而上的壓力相互作用，共同推動民主化。

三、經濟成長快速的威權政體與經濟成長落後的共產主義極權政體的民主化途徑差異

根據題幹的觀察，我們需要分析這兩類政體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表現差異。

(一) 經濟成長快速的威權政體（例如：東亞的威權政體）

• 背景： 這類國家在1960-1980年代經歷了顯著的經濟成長，通常伴隨著工業化、城市化、教育普及、中產階級的興起，以及社會結構的變遷。
• 民主化途徑： 傾向於 「由上而下」（Top-Down）或「結合型」（Combined）。
  • 原因：
    1. 經濟發展削弱了威權統治的合法性基礎： 經濟成功雖曾是威權統治的合法性來源（「發展主義」），但隨著經濟發展，社會結構改變，中產階級和受過高等教育的公民對政治參與、公民自由和政治權利的要求也隨之提高。
    2. 精英的策略性讓步： 為了應對日益增長的社會壓力，維持社會穩定，或在國際壓力下，部分威權精英會主動進行政治改革。他們可能透過修憲、允許有限度的政治組織、舉行部分自由的選舉等方式，來「管理」民主化的過程，以確保自身在轉型後的政治影響力。
    3. 「轉型期」的談判與妥協： 經濟成功使得政權有更多資源與反對派進行談判。反對派也可能因為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力量壯大，而能對威權精英施加壓力。雙方可能達成某種形式的「政治妥協」，共同推動有限度的民主化。
    4. 「領導人替代」或「改革派」的出現： 在某些案例中，威權體制內部會出現主張改革的領導人，他們可能尋求透過政治開放來巩固政權或轉型。
  • 案例：
    • 韓國： 經過長期的經濟發展，中產階級壯大，學生和勞工運動興起。1987年，在持續的抗議壓力下，執政的軍事威權政府（全斗煥）被迫做出讓步，宣布「六月民主宣言」，進行修憲，總統改為直選，並逐步走向民主。這是一個典型的由下而上的壓力迫使由上而下的改革的結合型案例。
    • 台灣： 國民黨政府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面臨黨外運動的壓力，逐步推動了政治自由化（如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國會全面改選），最終實現了民主轉型。這也是一種結合型的模式，但後期由下而上的壓力（如美麗島事件後的民主運動）起到了關鍵推動作用。
    • 西班牙： 佛朗哥死後，王室與精英階層主導了相對平穩的民主轉型，屬於較為典型的由上而下的模式，但其經濟發展也為社會接受民主提供了基礎。

(二) 經濟成長落後的共產主義極權政體（例如：東歐共產國家）

• 背景： 這類國家通常經濟停滯、效率低下，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差距日益擴大，社會普遍不滿。它們是典型的極權主義政體，對社會的控制極為嚴密。
• 民主化途徑： 傾向於 「由下而上」（Bottom-Up），且往往伴隨著體制的崩潰。
  • 原因：
    1. 經濟失敗與合法性危機： 經濟的長期停滯和失敗，嚴重侵蝕了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人們對共產黨許諾的美好未來失去信心。
    2. 極權控制的脆弱性： 儘管控制嚴密，但缺乏經濟基礎和民意支持的極權政權，一旦面臨大規模的社會動員和國際壓力，其統治結構可能迅速瓦解。
    3. 戈巴契夫改革的影響： 蘇聯戈巴契夫推行的「開放」（Glasnost）和「改革」（Perestroika），以及放棄「有限主權原則」（即不再干預東歐國家內部事務），為東歐的民主化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