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 年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乙組《政治學（B）》

本題要求運用兩種政治學理論，分析產業政策成敗的原因，並需界定理論概念、因果機制，輔以實例。產業政策（industrial policy）是指政府為了促進特定產業發展而採取的各種干預措施，例如補貼、關稅保護、研發補助、產業結構調整等。其成效與失敗往往與政治、經濟、社會等結構性因素緊密相關。

理論視角一：國家中心理論 (State-Centric Theory)

• 核心概念： 國家中心理論強調國家本身作為一個自主的行為者，擁有獨立於社會利益的目標和能力。強而有力的、官僚體系健全的國家，能夠有效地規劃、執行和協調產業政策，以達成國家長遠發展目標。其關鍵在於國家的自主性（autonomy）與動員能力（capacity）。
• 因果機制：
  • 自主性： 國家若能擺脫特定利益團體的壓力（如財團、產業公會），就能制定更符合整體國家利益的產業政策，避免政策被俘虜（policy capture）。
  • 動員能力： 國家擁有專業的官僚體系，能夠收集資訊、制定策略、協調跨部門合作，並有效執行政策。例如，透過計畫經濟或戰略性產業規劃。
• 成效案例：
  • 東亞「雁型經濟體」的成功： 以日本、韓國、台灣為例，在戰後發展階段，其國家機器展現了高度的自主性與動員能力。政府透過精準的產業選擇、出口導向策略、技術引進與本土化、以及對特定企業的扶植（如韓國的財閥），成功地推動了汽車、電子、半導體等產業的崛起，實現經濟奇蹟。國家官僚（如日本通產省 MITI）在其中扮演了關鍵的規劃與協調者角色。
• 失敗案例：
  • 許多發展中國家的保護主義失敗： 在國家能力薄弱、官僚體系貪腐、或受國內利益團體嚴重影響的國家，產業政策往往淪為保護效率低落的國營企業或特定裙帶資本的工具，未能提升產業競爭力，反而造成資源錯配與效率低下。例如，拉丁美洲部分國家在 20 世紀推行的進口替代工業化政策，若缺乏足夠的國家能力和國際競爭壓力，容易陷入停滯。

理論視角二：新制度主義理論 (Neoinstitutionalism) / 利益團體理論 (Interest Group Theory)

本題要求從政治學角度，探討人工智慧（AI）對國家與全球治理的影響。AI 的影響是多面向的，涵蓋決策、監管、權力結構、國際關係等層面。

一、對國家層次治理的影響

1. 提升決策效率與精準度：

   • 概念： 國家治理的效率與成效，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資訊處理能力與決策品質。AI 能夠快速分析海量數據，識別模式，預測趨勢，輔助政府制定更精準的政策。
   • 影響：
     • 公共服務優化： AI 可用於優化交通流量、能源分配、犯罪預防、醫療資源調度等，提升公共服務效率與民眾滿意度。
     • 政策分析與模擬： AI 可模擬不同政策選項的潛在影響，幫助決策者做出更明智的選擇。例如，在環境政策、經濟預測方面。
     • 智慧監管： AI 可用於自動化監管流程，如稅收徵管、金融監管，識別違規行為，減少人力成本與人為錯誤。

2. 改變權力結構與政治參與：

   • 概念： AI 的應用可能重塑國家內部的權力分配，並影響公民的政治參與方式。
   • 影響：
     • 數據權力集中： 掌握大量數據和 AI 技術的國家機構或企業，將擁有更強大的監控、分析與影響力，可能加劇權力集中，形成「數據威權主義」（data authoritarianism）。
     • 演算法偏見與歧視： AI 系統可能繼承訓練數據中的偏見，導致在執法、社會福利分配、招聘等方面出現歧視，影響社會公平。
     • 虛假資訊與輿論操控： AI 可生成逼真的虛假新聞（deepfakes）、自動化傳播特定訊息，對民主選舉、公共辯論構成嚴重挑戰，影響政治穩定。
     • 新型態公民參與： AI 也可能催生新的線上參與模式，但同時也可能加劇資訊繭房效應，使公民更難接觸多元觀點。

3. 國家安全與軍事競爭：

   • 概念： AI 在軍事領域的應用，將對國家安全和國際軍事平衡產生顛覆性影響。
   • 影響：
     • 自主武器系統： AI 驅動的自主武器（如無人機、無人戰車）可能改變戰爭形態，引發倫理爭議和軍備競賽。
     • 網路戰與資訊戰： AI 可用於增強網路攻擊能力，或進行大規模的資訊戰，影響國家安全與穩定。
     • 情報分析： AI 提升情報收集與分析能力，可能對國家間的情報優勢格局產生影響。

二、對全球層次治理的影響

本題要求說明圖表所描述的現象與趨勢。圖表呈現的是 2000 年 ANES 和 2016 年 CCES 這兩個調查數據，分析了民主黨與共和黨選民的溝通網絡（communication networks）內的同質性（homogeneity）與異質性（heterogeneity）。

圖表描述的現象：

圖表描繪的是美國政治極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背景下，選民的社交網絡結構變化，特別是如何與持有不同政治立場的人互動。

• Fig. 1 (Homogeneity)： 衡量選民與「同黨」討論對象的比例。

  • Y 軸： 佔比（Percent of... Voters per Year）。
  • X 軸： 討論對象中，與選民同黨的比例（Reported Number of Discussants Voting for Bush or Trump for GOP; for Gore or Clinton for Dem）。
  • 趨勢：
    • 共和黨 (GOP)： 無論是 2000 年 ANES 還是 2016 年 CCES，共和黨選民的討論對象中，與其同黨者佔比都相對較高，且在 2016 年 CCES 中，當討論對象中同黨者越多時，該選民為共和黨的比例也越高（這句話有點繞，應是說：當討論對象中，屬於 GOP 的人越多時，這個網絡中 GOP 選民的比例也越高，意即 GOP 網絡內部同質性高）。Fig. 1 似乎主要是在看「網絡內同質性」，也就是說，當你的討論對象中，同黨的比例越高，則你本身是該黨選民的比例也越高。
    • 民主黨 (Dem)： 類似共和黨，民主黨選民的討論對象中，同黨者佔比也相對高，且在 2016 年 CCES 中，當討論對象中，屬於 Dem 的人越多時，這個網絡中 Dem 選民的比例也越高。
    • 總體趨勢： 兩黨在 2016 年 CCES 的數據顯示，相比 2000 年 ANES，同質性（網絡內同黨討論者比例）似乎有所增加，尤其是在討論對象為 3+ 的情況下。這表明選民傾向於與立場相同的人交流。

• Fig. 2 (Heterogeneity)： 衡量選民與「異黨」討論對象的比例。

本題要求運用政治學理論或概念，解釋前一小題圖表所呈現的「選民溝通網絡同質性增加、異質性下降」現象。這個現象與政治極化、資訊傳播、社會網絡等概念密切相關。

理論/概念解釋：

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政治學理論或概念來解釋此現象：

1. 選擇性接觸理論 (Selective Exposure Theory) / 選擇性注意理論 (Selective Attention Theory)：

   • 核心觀點： 人們傾向於主動尋找、接觸、關注與自己原有觀念一致的資訊，並迴避、忽略與自己觀念不符的資訊。這種認知上的偏好，旨在減少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
   • 應用： 在當今媒體環境（特別是網路與社群媒體）下，演算法會根據用戶的偏好推送內容，用戶也主動關注特定來源，導致人們更容易看到與自己政治立場相同的資訊和觀點。這直接造成了溝通網絡的同質化。例如，一個民主黨選民，在臉書上只追蹤親民主黨的粉專，演算法就會不斷推送類似內容，使其越來越少接觸到共和黨的觀點。

2. 同儕影響理論 (Peer Influence Theory) / 社會網絡分析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 核心觀點： 個人的政治態度和行為會受到其所處的社會網絡（朋友、家人、同事）的影響。人們傾向於與意見相似的同儕保持緊密聯繫，並可能因為社會壓力或認同感而調整自己的觀點，以符合群體規範。
   • 應用： 當選民的社交網絡越來越同質化時，他們在網絡內接收到的政治訊息也更加一致。這種一致性會強化其既有觀點，並可能導致他們疏遠或排斥與網絡成員意見不同的人。社會網絡分析可以量化這種連結和孤立的程度，圖表本身就是一種社會網絡分析的呈現。

3. 政治極化 (Political Polarization)：

   • 核心觀點： 政治極化是指政治光譜上，不同政治群體（如政黨）的立場日益趨於極端，中間立場消失，以及群體間的敵意加深。
   • 應用： 政治極化本身就是導致溝通網絡同質化的重要原因。當兩黨立場差距拉大，且黨派認同感增強時，人們更傾向於只與「自己人」交流，將「對方陣營」視為敵人或不可溝通者。圖表顯示的趨勢，可以被視為政治極化在個人互動層面的具體體現。

本題要求說明上述英文段落所描述的社會或政治現象，並運用相關理論或概念加以解釋。這段文字的核心在於探討「一個群體如何被建構，以及這種建構如何（或如何不能）轉化為針對該群體的具體政策」。

現象描述：

這段文字描述的是一個從「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到「政策設計」（policy design）的過程，並強調這個過程並非必然發生，而是受到一系列「中介因素」（intervening factors）的影響。其核心在於：

1. 社會建構的重要性： 即使一個群體被政治人物（political entrepreneur）積極地「建構」出來，例如被塑造成社會問題或威脅，這本身並不保證立法機構會制定針對該群體的特定政策。
2. 因果連結的非必然性： 從社會對某群體的「認知」（perception）到最終的「政策設計」（policy design）之間，存在一個複雜的因果鏈條，這個鏈條並非直接且必然，而是受到多重中介因素的調節。
3. 成功轉化的三個關鍵條件：
   • 目標群體的特徵 (Target Group Characteristics)： 目標群體必須容易被公眾和精英識別（readily identifiable），並且處於社會的邊緣地位（marginal position）。
   • 道德企業家 (Moral Entrepreneur) 的存在： 需要有這樣一個人或群體，願意凸顯邊緣群體的行為，並說服他人這些行為對社會構成根本性威脅。
   • 政治企業家/政策倡導者 (Political Entrepreneur / Policy Champion) 的存在： 需要有政治人物或政策倡導者，有足夠的動機（sufficient incentive）來推動該政策議程，克服過程中的阻礙。

相關理論/概念說明：

1. 社會建構論 (Social Constructionism)：

   • 核心觀點： 社會現實，包括對群體、問題、威脅的認知，並非客觀存在，而是由社會互動、語言、文化等過程所建構而成。一個群體是否被視為「問題」，取決於社會如何定義和標籤它。
   • 應用： 這段文字直接引用了「social construction」，說明了政治人物可以透過建構來塑造公眾和精英對特定群體的認知。例如，將某些移民群體建構成「犯罪威脅」或「社會負擔」。

2. 問題建構理論 (Problem Construction / Issue Framing)：

   • 核心觀點： 政治學中，將某個社會現象定義為「問題」的過程，涉及如何「框架」（frame）這個現象，將其與特定原因、後果和解決方案聯繫起來。政治企業家扮演著問題建構者的角色。

本題要求評論者對上述段落的觀點表示認同與否，並選擇一個具體案例來支持或挑戰該觀點。該段落的核心論點是：社會對某群體的建構（例如，將其塑造成威脅）並不必然導致針對該群體的政策出台，其間存在複雜的政治過程和中介條件。

評論者立場：

我認同作者的觀點。理由是，社會建構論雖然揭示了政治人物如何影響公眾認知，但政策制定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過程，受到權力、利益、制度、時機等多重因素的制約。僅僅將某一群體「建構」為問題，並不足以自動觸發立法行動。立法機構的決策，需要權衡各種政治壓力、社會成本、可行性，以及是否有足夠的政治動力來推動。

案例選擇與論證：

我選擇以美國針對「伊斯蘭教極端主義者」或「穆斯林群體」的政策建構與其實際政策結果為例，來說明作者的觀點。

案例說明：

自 9/11 恐怖攻擊事件以來，尤其是在近年，部分政治人物（如前美國總統川普）和媒體，透過強烈的言論和敘事，將「伊斯蘭教」或「穆斯林群體」建構成為美國社會安全的「根本性威脅」。

• 社會建構與問題框架：

  • 政治企業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s）： 川普及其支持者，以及一些保守派媒體，經常將恐怖主義與穆斯林群體聯繫起來，使用「伊斯蘭極端主義」、「穆斯林禁令」（Muslim Ban）等詞彙，將特定群體塑造成威脅。
  • 道德企業家（Moral Entrepreneurs）： 這些政治人物和媒體扮演了道德企業家的角色，他們將「國家安全」置於首位，強調穆斯林群體可能帶來的潛在危險，試圖說服公眾這是一個嚴峻且必須應對的威脅。
  • 目標群體特徵： 穆斯林群體在美國是一個相對可識別的群體，且在某些社會角落，確實存在被邊緣化的情況，這符合作者提到的「易於識別」和「邊緣地位」的條件。

• 作者觀點的適用性（支持）：

  • 政策結果並非必然： 儘管存在強烈的社會建構和政治動員，試圖將穆斯林群體建構成為威脅，但美國最終是否能順利、全面地通過針對整個穆斯林群體的歧視性或限制性政策，卻面臨了巨大的挑戰。
  • 中介因素的作用：
    • 法律與憲法挑戰： 例如，川普政府提出的「穆斯林禁令」（Travel Ban），在法律上受到司法機構的嚴峻挑戰，許多法院裁定其違憲，因為它基於宗教歧視。這顯示了法律制度（制度因素）成為了政策實現的重大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