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 年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乙組《中國大陸研究》

本題主要探討「數位威權主義」（Digital Authoritarianism）的概念、內涵及其對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影響。

核心觀念：
「數位威權主義」是指威權國家利用數位科技（如網路、大數據、人工智慧等）來加強對社會的監控、控制與動員，以鞏固其統治。這與傳統的威權主義不同，它更側重於科技在維護和擴張權力方面的作用。

解題思路：

1. 概念內涵的解釋：

   • 首先，要定義「數位威權主義」。可以從「數位」和「威權主義」兩個面向來解釋。
   • 數位（Digital）： 指的是運用數位技術，包括網路、社交媒體、大數據分析、人工智能（AI）、監控技術（如人臉辨識、GPS追蹤）、資訊過濾與審查系統等。
   • 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 指的是一種政治體制，其特徵是政治權力高度集中，限制公民自由和政治參與，強調國家權力高於個人權利，並透過強勢的國家機器維持穩定與秩序。
   • 數位威權主義的結合： 意即威權國家將數位科技作為其統治工具，用來強化對社會的監控、訊息的控制、民意的塑造，以及對異議的壓制。它是一種以科技為基礎的現代化威權統治模式。
   • 可以引用學者的定義，例如：數位威權主義是國家利用數位技術，透過監控、審查、操縱資訊、社會信用評分等方式，來實現其政治目標，同時限制公民的數位自由和政治參與。

2. 從國家與社會關係說明影響：

   • 國家權力的強化：
     • 監控無所不在： 數位技術使國家能夠更廣泛、更深入地監控公民的線上和線下活動。例如，透過網路監控、手機追蹤、公共場所的監視器（結合人臉辨識）等，國家可以掌握個人行為的數據，預防潛在的異議或犯罪。
     • 資訊控制與輿論引導： 國家可以透過網路審查（防火牆、內容過濾）、刪除不利訊息、製造和散播官方敘事，來控制國內的資訊流通，塑造公眾輿論，維持政權的合法性。
     • 社會信用體系： 透過收集個人在數位平台的行為數據，建立社會信用評分系統，獎勵順從者，懲罰不順從者，從而將國家控制延伸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
     • 技術官僚的興起： 國家可能培養或依賴一批精通數位技術的官僚，他們在政策制定和執行中扮演關鍵角色，推動數位威權的實施。

本題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要求說明「綜合整治內捲式競爭」的宏觀政策脈絡，第二部分則要求結合近年中國的國家與市場關係來評析此政策發展。

第一部分：說明「綜合整治內捲式競爭」的宏觀政策脈絡 (10分)

核心觀念：
「內捲化」（Involution）是社會學家葛蘭言（George Dalton）和後來的費孝通等人提出，後由劉瑜、黃宗智等學者在大陸學界推廣，用來描述一種社會或經濟體系在表面上持續發展，但實際上卻陷入停滯、邊際效益遞減，甚至無法有效提升整體福祉的現象。在當代中國語境下，「內捲式競爭」常被用來形容社會各領域（教育、職場、婚育等）過度、非理性、低效的競爭狀態，這種競爭消耗了大量的社會資源，卻未能帶來真正的進步或幸福感。

脈絡分析：

1. 社會現象的觀察與提煉：

   • 中國社會長期以來面臨人口紅利消退、經濟增長放緩的壓力。在此背景下，各領域的競爭卻日益激烈，例如「996」工作制（早上9點上班，晚上9點下班，每週工作6天）、過度的學區房競爭、高額彩禮等，這些都反映了資源有限但競爭壓力巨大的社會現實。
   • 「內捲」一詞在網絡上廣泛傳播，成為年輕一代表達對過度競爭和低效努力的無奈與批判的關鍵詞。這顯示「內捲」已成為一個普遍的社會感受和議題。

2. 政策回應的動機：

   • 穩定社會預期： 過度的內捲化競爭容易引發社會焦慮、不滿情緒，影響社會穩定。政府需要回應民眾的關切，緩解社會矛盾。
   • 提升經濟效率： 內捲式競爭往往是低效的，資源被消耗在無謂的競爭中，而非創新或生產性活動。政府希望透過政策引導，將資源重新導向更有效益的領域，提升整體經濟效率。
   • 促進共同富裕： 過度的競爭加劇了社會不公，尤其對處於弱勢的群體不利。整治內捲是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一部分，旨在創造更公平的競爭環境。
   • 應對結構性挑戰： 在後疫情時代和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中國需要尋找新的發展動能，擺脫過去依賴高強度投入的模式，轉向更高品質、更可持續的發展。

3. 政策名稱的演變與定位：

   • 「內捲」最初是一個民間熱詞，代表一種社會批判。當政府採納並提出「綜合整治內捲式競爭」時，意味著將一個社會現象上升為國家政策議題。
   • 「綜合整治」顯示了政策的廣泛性，涵蓋多個領域；「內捲式競爭」則精準點出了問題的核心。
   • 這個政策的提出，標誌著中國政府開始正視並試圖從宏觀層面干預和引導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非理性競爭現象，尋求一種更為可持續、更具效率的發展模式。

總結（脈絡）：
「綜合整治內捲式競爭」的政策脈絡，是從社會普遍感受到的過度競爭現象出發，認識到其對社會穩定、經濟效率和共同富裕目標的負面影響，進而將其提升為國家政策，旨在透過宏觀調控，引導社會資源流向更有效益的領域，緩解社會焦慮，尋求更為健康可持續的發展道路。

第二部分：從近年中國的國家與市場關係評析此政策發展 (15分)

核心觀念：
近年來，中國的國家與市場關係呈現出「國家引導、市場主導」向「國家強化對市場的引導與規範」轉變的趨勢。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角色更加主動，強調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評析角度：

1. 國家對市場的宏觀調控與引導：
   • 從「放任」到「規範」： 過去幾十年，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強調「讓市場決定」。近年來，尤其是在反壟斷、數據安全、平台經濟治理等方面，國家加強了對市場主體的規範力度。
   • 「綜合整治內捲」的體現： 這一政策本身就是國家對市場競爭行為的一種宏觀調控和引導。它試圖糾正市場失靈（如過度競爭、惡性競爭）導致的負面後果。
   • 政策工具的多樣性： 國家可能運用法律法規（如反壟斷法、數據安全法）、產業政策、財稅政策、監管措施等，來引導市場競爭的方向，約束不正當競爭行為，鼓勵創新和高質量發展。

本題要求探討中國大陸在全球治理中參與策略差異化的原因，並結合具體案例進行說明。

核心觀念：
全球治理是指在沒有單一世界政府的情況下，國家、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跨國企業等行為體，透過協商、合作、規範等方式，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的過程。中國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其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與策略選擇，是學界關注的重點。

解題思路：

1. 提出可能的解釋因素：

   • 國家利益的考量（National Interest）： 這是最根本的因素。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策略，首先服務於維護和擴大自身國家利益。不同議題領域涉及的國家利益不同，導致策略差異。
     • 經濟利益： 涉及貿易、投資、金融等領域，中國通常會採取積極參與、爭取規則制定權的策略，以促進自身經濟發展。
     • 安全利益： 涉及軍備控制、反恐、地區安全等，中國可能採取更謹慎、更側重維護自身主權和穩定安全的策略。
     • 發展利益： 涉及氣候變化、減貧、公共衛生等，中國可能強調發展權、責任共擔等原則，並尋求與自身發展階段相適應的解決方案。
   • 國家能力與資源（State Capacity and Resources）： 一個國家在特定領域的參與能力，取決於其擁有的專業知識、技術、資金、人才及外交資源。
     • 在自身具有優勢或投入較多的領域（如一帶一路、氣候變化減排技術），中國可能展現更積極、更主導的策略。
     • 在自身能力尚顯不足或投入較少的領域，中國可能採取較為觀望、跟隨或有限參與的策略。
   • 國際體系結構與規範（International System Structure and Norms）：
     • 現有國際體系： 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策略，也受到現有國際體系（如聯合國、WTO、IMF等）的結構、規則和規範的影響。中國既要適應現有體系，也試圖影響和改革體系。
     • 國際規範的接受度： 對於某些國際規範（如人權、民主），中國可能持保留或抵制態度，其參與策略也會有所不同。
   • 國內政治與意識形態（Domestic Politics and Ideology）：
     • 政權合法性： 中國政府的執政合法性與其在國際舞台上的表現密切相關。在某些議題上，積極參與和展現大國擔當，有助於提升國內支持。
     • 意識形態差異： 中國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西方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一些全球治理議題上存在差異，這也會影響其參與策略。
   • 議題的性質與敏感性（Nature and Sensitivity of the Issue）：
     • 核心利益領域： 如台灣問題、南海主權、人權等，中國會採取堅決捍衛主權和核心利益的強硬策略。
     • 共同挑戰領域： 如氣候變化、公共衛生、反恐等，中國更傾向於合作與共同治理的策略，但會強調自身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和訴求。

2. 結合具體案例說明策略差異：

   • 案例一：氣候變化治理

     • 策略： 積極參與，強調「共同但區別的責任」原則，推動綠色發展，但同時堅持發展權。中國在全球氣候談判（如《巴黎協定》）中扮演重要角色，承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
     • 解釋因素：
       • 國家利益： 氣候變化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同時，發展綠色經濟和新能源技術符合中國的經濟轉型戰略。
       • 國家能力： 中國在新能源技術、太陽能、風能等領域已具備較強的國家能力，並積極推動。
       • 國際規範： 氣候變化已成為廣泛認可的全球性議題，中國需要融入全球治理框架。
       • 議題性質： 這是全球共同面臨的挑戰，合作是必然選擇，但發展中國家的訴求需要被重視。

   • 案例二：人權保障

     • 策略： 採取防禦性或規避性策略，強調國家主權，反對外部干涉。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場合，中國會抵制對其內部事務（如新疆、香港人權狀況）的批評，並強調自身在改善民生、脫貧等方面的成就。
     • 解釋因素：
       • 國家利益： 人權問題被中國視為涉及國家主權和內部事務的核心利益，外部干涉是對其政權合法性的挑戰。

本題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要求綜整學界關於中國大陸政治經濟體制孕育與推動科技創新能力的「正反論點」；第二部分則要求考生提出自己支持的觀點，並以理論與案例說明。

第一部分：綜整學界主要正反論點 (15分)

核心觀念：
科技創新能力是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重要體現，它涉及基礎研究、應用研究、技術轉化、產業發展等多個環節。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體制（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強調黨的領導、國家對戰略性產業的引導與支持，同時也允許市場機制發揮作用）在科技創新方面展現出複雜的面貌，既有顯著的成就，也面臨嚴峻的挑戰。

論點一：支持中國體制有利於科技創新的觀點（正面論點）

1. 國家戰略引導與資源投入：

   • 論點： 中國政府將科技創新置於國家發展的核心戰略地位，通過頂層設計、重大專項、國家實驗室等方式，集中力量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如人工智能、半導體、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等）進行巨額投入。這種舉國體制能夠克服市場失靈，集中資源攻克難關。
   • 理論基礎： 國家主義（Statism）、戰略性新興產業政策、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等理論。
   • 案例： 載人航天工程、探月工程、高速鐵路、5G通訊技術、超級計算機。

2. 市場機制與競爭的激勵作用：

   • 論點： 儘管有國家引導，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也允許市場機制發揮作用。龐大的國內市場、激烈的市場競爭（尤其是在互聯網、電子商務、移動支付等領域），以及對創新的商業化應用和快速迭代的重視，極大地激發了企業的創新活力。
   • 理論基礎： 市場經濟理論、創新集群理論、顛覆性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
   • 案例： 阿里巴巴、騰訊、華為、字節跳動等企業的崛起，它們在互聯網應用、人工智能、消費電子等領域取得了世界領先的成就。

3. 人才紅利與全球人才引進：

   • 論點： 中國擁有龐大且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人口，為科技創新提供了堅實的人才基礎。同時，中國積極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形成國內外人才協同創新的局面。
   • 案例： 大量 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領域的畢業生，國家「千人計劃」等引才政策。

4. 應用型創新與快速迭代能力：

   • 論點： 中國在將技術快速應用於商業模式和產品上的能力非常強。尤其是在互聯網、移動支付、共享經濟等領域，中國的創新更多體現在對現有技術的整合、優化和商業模式的創新上，並能快速佔領市場。
   • 理論基礎： 應用創新（Applied Innovation）、商業模式創新（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論點二：質疑中國體制不利於科技創新的觀點（負面論點）

1. 基礎研究薄弱，原創性創新不足：

   • 論點： 儘管在應用技術和某些戰略領域投入巨大，但中國在基礎科學研究方面與世界頂尖水平仍有差距。體制過度強調「應用導向」和「短期效益」，可能導致對長期、高風險的基礎研究投入不足，原創性突破較少。
   • 理論基礎： 基礎研究（Basic Research）的重要性，科學發現的非線性和不確定性。
   • 案例： 在諾貝爾科學獎等基礎科學領域的獲獎者相對較少；在半導體等關鍵領域存在「卡脖子」問題，仍依賴國外技術。

2. 國家干預與市場扭曲：

   • 論點： 過度依賴國家計畫和政府補貼，可能導致資源錯配、低效投資、惡性競爭（如地方政府為爭取項目而重複建設），並抑制市場的自發創新動力。權力尋租和腐敗也可能影響資源的有效配置。
   • 理論基礎： 知識的內在地分散性（Hayek），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與政府失靈（Government Failure）。
   • 案例： 某些地方政府的大型科研項目效率低下，部分企業過度依賴補貼而非市場競爭。

3. 知識產權保護不足與學術不端：

   • 論點： 儘管有所改善，但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尚不完善，抄襲、模仿現象依然存在，這削弱了原創性創新的動力。學術界也面臨學術不端、論文買賣等問題，影響了學術生態的健康發展。
   • 理論基礎： 知識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對創新的激勵作用。

4. 信息不透明與學術自由限制：

   • 論點： 嚴格的信息控制和審查制度，可能限制學術研究的自由探索，阻礙思想的交流與碰撞，不利於產生顛覆性的創新思想。學術界對敏感議題的研究可能受到限制。
   • 理論基礎： 思想市場（Marketplace of Ideas），學術自由（Academic Freedom）。

5. 「大科學」模式的局限性：

   • 論點： 雖然「大科學」模式在特定領域（如高鐵、航天）能集中力量辦大事，但對於需要高度靈活性、創造性和試錯機會的顛覆性創新，這種自上而下的模式可能顯得僵化和低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