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 年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乙組《中國大陸研究》

本題主要探討「韌性威權主義」(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的核心概念，以及其在習近平時代下的適用性，並要求從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角度進行闡釋。

第一部分：韌性威權主義的要旨

「韌性威權主義」是近年來學者用來描述當代中國威權政體適應能力與穩定性的概念。其核心要旨包含以下幾點：

1. 適應性與韌性 (Adaptability and Resilience)：不同於傳統認為威權體制僵化、易被顛覆的觀點，韌性威權主義強調中國共產黨政權展現出高度的適應能力，能夠在面對內外挑戰時，透過各種策略來維持其統治。
2. 國家主導的發展模式 (State-led Development Model)：政權透過有效的經濟發展來獲取合法性，並藉由國家力量來引導經濟發展的方向，以回應社會需求和維持經濟成長。
3. 精準的動員與控制 (Precise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政權能夠有效利用現代科技（如網路監控、大數據分析）來掌握社會動態，並在必要時進行精準的動員（例如民族主義動員）或壓制（例如針對異議者）。
4. 合法性來源的多樣化 (Diversified Sources of Legitimacy)：除了經濟發展帶來的績效合法性，政權也透過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宣傳、社會穩定承諾等方式來鞏固其統治合法性。
5. 彈性的治理策略 (Flexible Governance Strategies)：面對不同的社會問題和挑戰，政權能夠採取彈性且多樣的治理策略，而非一成不變的壓制，例如在特定時期對部分社會訴求的回應，以避免矛盾激化。

第二部分：習近平上任十餘年來是否仍適用「韌性威權主義」的解釋

從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角度來看，習近平上任十餘年來的發展，對於「韌性威權主義」的解釋，可以說部分適用，但其韌性與適應性的內涵發生了顯著的轉變，甚至出現了新的挑戰。

• 國家權力的高度集中與強化 (Centralization and Strengthening of State Power)：

  • 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變化：習近平上任以來，透過反腐運動鞏固權力，並進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旨在加強黨對國家和社會的全面領導。這使得國家（特別是黨）的權力更加集中，對社會的滲透和控制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 對韌性的影響：一方面，這種高度集權使得政權在應對危機（如疫情初期）時，能夠展現出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這似乎符合韌性的特徵。然而，另一方面，過度的集權和對個人權力的強調，可能削弱了體制內部的彈性和多元意見的表達，長期來看可能降低其適應性。

• 社會管控的強化與公民社會的萎縮 (Intensified Social Control and Shrinking Civil Society)：

本題要求從美、中、台關係的歷史變遷角度，分析季辛吉的現實主義外交遺產及其對現今美中競逐格局的戰略意涵。

一、季辛吉的現實主義外交與美、中、台關係的歷史變遷

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是美國現代外交史上極具影響力的人物，他奉行的現實主義外交政策，深刻影響了美中關係的走向，進而牽動台灣的地位。

1. 現實主義外交的核心：季辛吉的現實主義外交，強調國家利益至上，將國際關係視為權力鬥爭的場域。國家行為的動機不是意識形態，而是對安全、權力與利益的追求。他認為，大國之間的戰略平衡與穩定，比意識形態的差異更為重要。
2. 對美中關係的影響（1970年代）：
   • 背景：冷戰時期，蘇聯是美國及其盟友的主要威脅。中國在與蘇聯交惡後，也尋求與美國改善關係以制衡蘇聯。
   • 季辛吉的戰略：季辛吉看到了美中關係正常化對抗衡蘇聯的戰略價值。他透過秘密外交，促成了尼克森總統於1972年訪華，開啟了美中關係正常化的進程。
   • 「一個中國」政策的形成：在《上海公報》中，美國承認「中國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但同時也聲明「美國認知（acknowledges）這一立場」，並未完全接受（accept）北京對台灣的主權主張。這是一種戰略模糊，為美中關係的發展和台灣的特殊地位留下了空間。
3. 對台灣地位的影響：
   • 戰略利益的考量：季辛吉推動美中建交，主要是基於對抗蘇聯的戰略考量，台灣的地位在當時被視為可以被用來交換美中關係正常化的籌碼。
   • 「一個中國」政策的演變：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並與台灣斷交、廢除《共同防禦條約》。然而，美國同時通過《台灣關係法》（1979年），承諾協助台灣維持自衛能力，並聲明「任何以非和平方式來決定台灣前途的努力，將會被視為對西太平洋和平與安定的威脅」，這形成了「戰略模糊」的政策。
   • 三角關係的形成：季辛吉的外交塑造了美、中、台三方之間複雜的戰略三角關係，其中美國扮演著關鍵的平衡者角色。

二、季辛吉現實主義外交遺產的戰略意涵

季辛吉的外交遺產，特別是其關於大國戰略平衡的思維，對於現今美中兩強競逐的格局，仍然具有深遠的戰略意涵。

1. 「戰略模糊」政策的延續與挑戰：
   • 目的：季辛吉當年設定的「戰略模糊」政策，旨在避免中方因明確的承諾而急於攻台，同時也避免美方因明確協防而過度刺激中方，從而維持台海的穩定。
   • 現狀：時至今日，美國的「戰略模糊」政策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

本題要求闡述「繼承政治」與「幹部晉升制度化」如何有助於威權政體穩定，並分析中國大陸近年來的相關變化對政權穩定性的影響。

一、繼承政治與幹部晉升制度化有助於威權政體穩定的理由

威權政體的穩定，不僅在於其對外在挑戰的壓制能力，更在於其內部的權力傳承與精英整合機制。繼承政治與幹部晉升制度化，正是維護這種內部穩定的關鍵。

1. 繼承政治 (Succession Politics)：

   • 定義：指威權政體中，領導權力如何從現任領導人轉移到下一任領導人的過程。
   • 有助穩定的理由：
     • 平穩權力過渡，避免權力真空：一個明確的繼承機制，可以預防權力真空的出現，減少因權力爭奪而引發的內鬥和動盪。這使得國家機器能夠持續運轉。
     • 精英的預期管理：明確的繼承規則，讓政治精英們對未來的權力分配有預期，從而減少其尋求顛覆性手段的動機。他們會傾向於在既有體制內爭取晉升機會。
     • 合法性強化：透過制度化的繼承，可以將個人權威轉化為體制權威，使政權的合法性更加穩固，而不僅僅依賴於某個特定領導人的魅力或能力。

2. 幹部晉升的制度化 (Institutionalized Cadre Promotion)：

   • 定義：指威權政體通過一套相對固定、可預測的規則和程序，來選拔、考核、晉升和任用政治幹部的體系。
   • 有助穩定的理由：
     • 精英的忠誠與合作：制度化的晉升體系，使得幹部為了獲得提拔，必須遵循黨的路線和紀律，並與上級和同僚合作。這有助於確保精英階層對政權的忠誠，並促進黨內合作。
     • 績效與交換的平衡：制度可以設計績效考核機制，獎勵那些能夠達成政權目標（如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幹部。同時，晉升也可能涉及派系、地域或個人關係的交換，形成一種複雜的利益網絡，將精英與政權緊密聯繫在一起。
     • 專業化與治理能力：雖然是威權體制，但制度化的晉升也能鼓勵幹部在特定領域（如經濟、地方治理）的專業學習和實踐，提高政權的治理能力，從而提升其績效合法性。
     • 內部競爭與壓力釋放：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晉升也能容納和引導政治精英的野心和競爭，讓他們在體制內尋求向上流動，而不是在體制外尋求顛覆。

二、中國大陸近年來相關變化對政權穩定性的影響

根據上述觀點，分析中國大陸近年來的變化：

1. 繼承政治的變化：權力過渡的不確定性增加
   • 變化：
     • 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2018年，中國修憲取消了國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限制，這打破了鄧小平時代確立的領導人任期制，為習近平的長期執政鋪平了道路。
     • 個人權威的凸顯：習近平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被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其個人權威和地位被高度強調，與毛澤東時代的個人崇拜有相似之處。
   • 對政權穩定性的影響：
     • 可能影響穩定：
       • 打破慣例，增加不確定性：取消任期制，打破了過去二十多年相對穩定的權力過渡模式。雖然這確保了現任領導人的穩定性，但卻為未來（尤其是當領導人不再擔任職務時）的權力交接製造了更大的不確定性。如果未來出現繼承危機，可能會引發嚴重的動盪。

本題要求評論中國九零年代經濟成長主要來自民營經濟，以及近年來民營經濟受打壓導致經濟成長模式轉變的觀察，並運用相關理論進行解釋。

一、對觀察的評論：九零年代與近年經濟成長模式的對比

這個觀察在很大程度上是支持的，但需要一些細緻的說明。

1. 九零年代的經濟成長模式：

   • 民營經濟的角色：確實，九零年代是中國民營經濟（包括鄉鎮企業、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等）快速發展的關鍵時期。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特別是鄧小平1992年的南巡講話後，市場化改革加速，為民營經濟的崛起提供了空間。民營經濟在當時的經濟成長中扮演了「火車頭」的角色，其特點是：
     • 活力與效率：民營企業具有較強的市場適應能力和創新精神，能夠更有效地配置資源，創造就業。
     • 外向型經濟的推動：許多民營企業積極參與國際貿易和吸引外資，成為中國融入全球經濟的重要載體。
     • 補充與競爭：民營經濟補充了國有部門的不足，並在許多領域與國企形成了競爭關係，推動了整體經濟效率的提升。
   • 國有部門的角色：儘管如此，九零年代的經濟成長仍有相當一部分來自國有部門的改革和轉型，以及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國有部門雖然面臨效率問題，但在一些戰略性產業和地區發展中仍然扮演重要角色。

2. 近年來中國經濟成長模式的轉變：

   • 民營經濟受到的「打壓」：近年來，特別是十九大以來，中國政府對民營經濟的態度和政策發生了顯著轉變。
     • 監管加強：對大型科技平台、教培行業、房地產等領域進行了嚴格的監管和整頓，導致許多企業面臨嚴峻的經營挑戰，甚至倒閉。
     • 意識形態的強調：「共同富裕」、「國進民退」的論調，以及對資本無序擴張的警惕，使得民營企業在經營和發展方向上受到更多限制。
     • 政策重心轉移：國家戰略更加強調國有經濟的戰略地位，以及在關鍵技術領域的自主可控，這在一定程度上擠壓了民營經濟的發展空間。
   • 經濟成長模式的變化：
     • 對民營經濟的依賴度下降：雖然民營經濟依然是就業和創新的重要來源，但其在經濟成長中的「火車頭」地位受到挑戰。
     • 國家投資與戰略性產業的推進：經濟成長更多地依賴於國家在基礎設施（特別是「新基建」）、戰略性新興產業（如半導體、新能源汽車、人工智能）的投資和引導。
     • 消費與內需的挑戰：受到疫情、收入分配結構、消費者信心等因素影響，內需對經濟成長的拉動作用面臨挑戰。
     • 出口的重要性：在部分時期，出口仍然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但面臨外部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

結論：這個觀察是基本準確的。九零年代民營經濟的爆發式成長是當時經濟增長的關鍵動力之一，而近年來，雖然民營經濟依然重要，但其發展空間受到擠壓，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主導作用和對戰略性產業的投資，成為經濟成長的新動力來源。

二、解釋中國經濟成長模式轉變的理論

可以從以下幾個理論視角來解釋這種轉變：

1. 國家中心論 (State-Centric Theory) / 新國家主義 (Neo-Statism)
   • 理論核心：國家在經濟發展中扮演主導、引導和促進的角色。國家能夠通過其權威和資源，制定發展戰略，干預市場，以實現國家設定的發展目標（如工業化、技術升級）。
   • 解釋轉變：
     • 九零年代：雖然國家主導，但當時的國家戰略更側重於放權、鼓勵市場化和民營經濟的發展，以激發經濟活力。國家主要扮演「裁判」和「鬆綁者」的角色。
     • 近年來：國家主導的色彩更加濃厚。政府不再僅僅是放權，而是積極地通過產業政策、監管手段，將資源導向國家認為關鍵的戰略性領域（如「中國製造2025」、「十四五規劃」中的重點產業）。對民營企業的監管，也是國家試圖重塑經濟規則、將其導向符合國家戰略方向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