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年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乙組《中國大陸研究》

此題主要探討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的成因，並連結至恆大地產的危機。

地方政府為何負債累累？

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的根源，可從中央地方財政關係與官員晉升制度兩個角度來分析：

1. 中央地方財政關係（財權與事權不匹配）：

   • 事權上收，財權下放（不完全）： 中國的財政體制呈現「事權上收，財權下放」的趨勢，但實際上，中央政府掌握了大部分的稅收權（如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增值稅中的中央部分），而地方政府承擔了絕大多數的公共服務支出責任（如教育、醫療、社保、基礎設施建設、環境保護等）。
   • 土地財政依賴： 由於財權受限，地方政府不得不尋找替代性的收入來源。其中，最主要的模式是透過出讓土地使用權獲得收入。地方政府透過成立融資平台（LGFV - Local Government Financing Vehicle）來舉債，再以這些土地作為抵押或擔保來融資，進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從而推動經濟增長。這種模式在過去二十年間支撐了中國的經濟發展，但也累積了巨大的地方債務。
   • 中央轉移支付的局限性： 雖然中央政府有財政轉移支付機制，但其規模和分配方式往往難以完全彌補地方政府事權與財權之間的缺口，且分配可能不均，部分地方對土地財政的依賴程度依然很高。

2. 官員晉升制度（績效考核與GDP崇拜）：

   • 「錦標賽」式的晉升機制： 在中國的官員晉升體系中，地方官員的政績考核長期以來高度重視經濟發展指標，特別是GDP的增長。這種「錦標賽」式的晉升機制，鼓勵地方官員不惜一切代價追求經濟增長，以求在官場上獲得晉升。
   • 投資拉動模式： 為了快速提升GDP，地方官員傾向於採取投資拉動的發展模式，特別是通過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如高鐵、機場、城市開發等）。這些項目往往需要巨額資金，超出了地方政府的經常性收入能力，因此不得不大量舉債。
   • 短期行為與風險規避不足： 官員的任期相對較短，他們更傾向於推動能夠在任內看到成效的項目，而對於長期風險的考量可能不足。

此題旨在探討中國「共同富裕」與「三次分配」的政策背景、涵義、特點與成效。

「共同富裕」與「三次分配」的政策背景

「共同富裕」是中國共產黨的長期目標，但習近平時期對此的強調有其特定的政策背景：

1. 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貧富差距擴大：

   • 改革開放四十餘年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但也伴隨著嚴重的貧富差距、地區發展不平衡、城鄉差距擴大等問題。
   • 部分產業的壟斷和資本的無序擴張，加劇了社會矛盾，也對經濟的長期健康發展構成潛在威脅。
   • 「共同富裕」的提出，旨在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回應民眾對美好生活的期盼，維護社會穩定。

2. 經濟轉型與高品質發展的需要：

   • 中國經濟已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更加注重內需的拉動和消費的升級。
   • 實現「共同富裕」，意味著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這將有助於擴大消費市場，形成「雙循環」新發展格局。

3. 意識形態與理論的更新：

   • 「共同富裕」被提升到更加重要的戰略地位，與「中國式現代化」緊密結合。
   • 「三次分配」作為實現「共同富裕」的一種手段，是對傳統的「按勞分配」（一次分配）和「政府再分配」（二次分配）的補充和發展，試圖引入慈善、公益等價值觀念，引導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

「三次分配」相較於「二次分配」的特點及成效

• 二次分配： 主要指政府透過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手段，對初次分配的結果進行調整，以縮小貧富差距，保障基本民生。其特點是強制性、公平性。
• 三次分配： 指在道德、文化、習慣等影響下，透過人們的自願捐贈、志願服務等方式，對財富進行的再次調節。其特點是自願性、公益性、道德性。

特點比較：

此題探討威權政體與言論自由的關係，以及中國近年收緊言論自由對其治理有效性和政權穩定的影響。

支持「開放一定程度言論自由有助威權政體有效統治」的理據：

這個觀點的理據通常來自於政治學、社會學和傳播學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幾點：

1. 信息反饋與政策調整：

   • 早期預警系統： 一定程度的言論自由可以讓民眾表達不滿、批評政策，這如同一個「壓力閥」。政府可以透過這些聲音，及早發現政策的弊端、社會的潛在矛盾，從而進行及時調整，避免問題惡化。
   • 提高政策科學性： 公開討論和辯論可以匯聚多元意見，幫助政府更全面地了解民情，制定更符合實際、更具科學性的政策。
   • 避免「信息黑箱」： 嚴格的言論控制可能導致政府脫離實際，決策失誤。開放討論有助於打破信息壁壘，讓決策更接地氣。

2. 合法性與正當性建構：

   • 回應民意，爭取認同： 允許一定程度的批評和表達，可以讓民眾感受到被傾聽，有助於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爭取民意認同，提升統治的合法性。
   • 區分「批評」與「顛覆」： 區分建設性批評和顛覆性言論，將前者納入討論，有助於鞏固政權的穩定基礎，因為這表明政權有能力容納異議，並非完全封閉僵化。
   • 「有為政府」的形象： 透過公開討論，政府可以展示其解決問題的決心和努力，塑造「有為政府」的形象，而非「無為」或「專斷」的形象。

3. 社會動員與精英參與：

   • 引導社會力量： 在某些領域（如環保、公共衛生），開放討論可以引導民間社會組織和公民參與到問題解決中來，分擔政府壓力。
   • 凝聚精英共識： 允許知識分子、專家學者參與公共討論，有助於形成更廣泛的社會精英共識，為國家發展提供智力支持。

4. 避免「壓迫-反抗」的惡性循環：

   • 壓制言論可能導致不滿情緒積壓，一旦爆發，其規模和烈度可能遠超預期，對政權穩定造成更大衝擊。
   • 適度的言論自由可以將潛在的衝突引導到可控的討論範圍內，降低其破壞性。

中國政府近年對言論自由的緊縮，可能傷害治理有效性與政權穩定的理據：

基於上述觀點，中國近年來對言論自由的嚴格管控，可能帶來反效果：

1. 信息失真與決策失誤：
   • 「迴聲室效應」： 嚴格的審查和過濾，使得政府接收到的信息可能高度同質化，充斥著讚揚和正面回饋，而負面意見、潛在風險則被掩蓋。這容易導致決策者脫離實際，做出錯誤判斷。
   • 錯失預警機會： 對於如疫情初期、金融風險、環境污染等問題，如果早期批評和質疑的聲音被壓制，可能延誤了最佳的應對時機，導致問題的擴大和更嚴重的後果。

此題探討「中國式市場聯邦主義」概念，要求說明其在改革開放初期經濟發展中的適用性，並分析在習近平時期是否仍然適用。

「中國式市場聯邦主義」的理由

「中國式市場聯邦主義」（Market Federalism in China）這個概念，由經濟學家如張五常、黃亞生等人提出，用來解釋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經濟高速增長的現象。其核心觀點是：儘管中國在政治體制上是單一制國家，但在經濟治理上，卻存在一種「分權」和「競爭」的模式，類似於聯邦制下的州或邦之間的關係，但又具有中國的特色。

以下是這種觀點的理由：

1. 經濟權力下放與地方競爭：

   • 分權改革： 改革開放初期，中央政府將經濟管理權和財政權，在一定程度上下放給地方政府（省、市、縣）。地方政府獲得了更大的自主權來發展經濟。
   • 地方官員的「績效考核」： 如前所述，地方官員的晉升與其轄區的經濟增長（GDP、財政收入）緊密掛鉤。這促使地方官員積極招商引資、鼓勵創業、改善投資環境，形成地方政府之間的「經濟競賽」。
   • 「實驗田」模式： 中央政府允許各地區進行不同的經濟改革試驗（例如設立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並從試點的成功經驗中學習，再推廣到全國。這是一種自下而上的學習和改革模式。

2. 缺乏統一的強制性中央規劃：

   • 市場化改革： 隨著改革深入，中央計劃經濟的成分逐漸減少，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日益增強。地方政府不再是簡單執行中央指令，而是需要通過市場手段來發展經濟。
   •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中央政府採取了相對寬鬆和彈性的政策，允許地方政府和企業在市場中探索，而不是實施一刀切的統一規劃。

3. 缺乏完善的產權保護，但有「契約」的彈性：

   • 產權模糊： 改革初期，國有企業改革緩慢，私有產權的法律保障並不完善。
   • 地方契約的彈性： 然而，地方政府為了吸引投資和發展經濟，會與企業（包括外資、民企）達成各種「隱性契約」或「顯性協議」，提供優惠政策、簡化審批流程、保障一定的經營自主權。這種地方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契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產權保護的不足，促進了經濟活動。

4. 「讓市場說了算」的寬鬆環境：

   • 中央政府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對地方的經濟發展採取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只要能帶來增長和財政收入，就不會過多干預。這種「寬容」的態度，為地方的自主創新和市場發展提供了空間。

在習近平時期，中國式市場聯邦主義是否仍然適用？

在習近平時期，中國式市場聯邦主義的適用性顯著減弱，甚至面臨挑戰。雖然某些地方競爭的因素依然存在，但整體趨勢是中央權力回歸和對地方的管控加強。

理由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