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 年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乙組《中國大陸研究》

本題主要探討中國大陸在2025年面臨的結構性就業挑戰，以及其背後的社會問題。首先，需要辨析「本研倒掛」現象的意涵，並連結高校畢業生人數創新高、公務員報名人數增加等現象，歸納出核心的社會問題。接著，從人口世代和勞動市場兩個角度，深入分析這些現象之間的關聯性。

第一部分：現象背後的社會問題 (10分)

1. 「本研倒掛」現象的意涵：
   「本研倒掛」是指大學生畢業後，選擇繼續攻讀國內研究生的比例下降，而選擇出國留學或直接就業的比例上升。這反映出國內研究生教育的吸引力下降，可能與學歷貶值、就業前景不明朗、學術環境不佳等因素有關。

2. 現象之間的關聯性與核心社會問題：

   • 高校畢業生人數創新高 (1222萬人)： 這是結構性問題的直接體現，顯示高等教育擴張的同時，社會能夠提供的優質就業崗位並未同步增加。
   • 「本研倒掛」現象： 如上所述，反映了對國內學術和就業前景的疑慮，以及對高學歷投資回報率的擔憂。
   • 公務員報名人數不斷增加： 這與畢業生人數創新高和就業市場競爭激烈直接相關。公務員崗位相對穩定、待遇優厚，成為許多畢業生（尤其是名校畢業生）在嚴峻就業環境下的「避風港」。這也側面反映了企業就業市場的吸引力不足。

   綜合以上現象，背後的核心社會問題是：結構性失業與就業市場供需失衡。具體而言，包括：

   • 高等教育的學歷貶值與投資回報率下降： 大學畢業生人數過多，使得學歷不再是稀缺資源，難以 garantee 更好的就業機會。
   • 優質就業崗位供給不足： 經濟結構轉型過程中，高技術、高附加值的崗位增長緩慢，無法吸納龐大的高校畢業生。
   • 社會對「成功」定義的單一化與焦慮： 越來越多的畢業生將公務員、國企等穩定體制內崗位視為首選，反映了一種對風險規避和體制內認可的普遍追求，也加劇了競爭。
   • 教育體系與市場需求脫節： 部分專業設置未能跟上產業發展的需求，導致畢業生技能與市場需求不匹配。

第二部分：從人口世代與勞動市場角度分析關聯性 (15分)

1. 人口世代角度：
   • 「後90後」、「00後」世代的特徵： 這批年輕一代成長於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互聯網普及的時期，物質條件相對優渥，教育程度普遍較高。他們普遍更加重視個人價值實現、工作與生活的平衡（Work-Life Balance）、以及工作的意義感。

本題的核心在於分析中國大陸地方政府「異地執法」現象的成因，並從中央與地方政府關係的角度進行解釋。這是一個結合了治理、法治、財政和政治權力結構的綜合性問題。

第一部分：異地執法現象的成因 (10分)

「異地執法」指的是地方政府跨越其管轄區域，對位於其他地區的企業或個人進行檢查、處罰、甚至採取刑事強制措施的行為。其成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

1. 地方財政壓力與招商引資衝動：

   • 財政收入壓力： 許多地方政府面臨巨大的財政壓力，尤其是在經濟下行、土地財政難以為繼的背景下。罰款成為地方政府重要的「創收」手段。
   • 招商引資與「保護傘」： 有些地方政府為了保護本地企業或吸引外來投資，可能會對外來企業或個人採取不公平的執法手段。反之，如果外地企業在本地造成了「問題」，地方政府為了顯示執法力度或保護本地利益，也可能採取越界執法。
   • 「尋租」空間： 異地執法為地方官員提供了尋租和尋求政治資本的空間，例如通過「嚴厲執法」來表現政績。

2. 監管職責的擴張與執法權的濫用：

   • 「事權上收」與「屬地管理」的矛盾： 隨著中央不斷推進某些監管權力（如網絡安全、金融監管）的「事權上收」，地方政府在傳統管理領域的權力受到限制，但同時又被要求承擔屬地管理責任。為了彌補權力真空或顯示存在感，部分地方政府可能選擇擴張其執法範圍。
   • 監管真空與信息不對稱： 在一些新興領域（如網絡平台、跨境電商），監管機制尚不完善，信息不對稱。地方政府可能試圖通過「先行一步」的異地執法來填補監管真空，但這種行為往往缺乏法律依據，容易被濫用。

3. 法律法規的不完善與執行偏差：

   • 法律法規的模糊性： 儘管中國有明確的管轄權規定，但在實際操作中，對於某些跨區域的經濟活動、網絡行為，法律法規的界定可能不夠清晰，給予了地方政府尋找執法空間的機會。
   • 地方保護主義的殘餘： 雖然國家強調打破地方保護，但一些地方政府仍存在保護本地利益、打壓外地競爭者的傾向，異地執法可能成為其實現這一目的的手段。

4. 數字化監管的挑戰：

   • 數據資源的爭奪： 隨著數字經濟發展，數據成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地方政府可能試圖通過異地執法來獲取或控制與外地企業相關的數據資源。
   • 網絡管轄權的模糊： 網絡行為的跨地域性使得傳統的屬地管轄原則面臨挑戰，地方政府可能試圖通過異地執法來處理涉及其管轄範圍的網絡違法行為。

第二部分：從中央與地方政府關係視角解釋 (15分)

這個現象的根源與中國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複雜的權力、財政和績效考核關係密切相關。

1. 中央集權下的地方自主性與壓力：
   • 「分稅制」與財政依賴： 中國實行分稅制，中央政府掌握較多稅收，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層）對中央轉移支付和自

本題要求解釋「碎裂化威權主義」(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FA) 的內涵與演變，並評估其在當前中國大陸情境下的適用性。這是一個關於中國政治學研究方法論與理論框架的題目。

第一部分：碎裂化威權主義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FA) 的內涵與演變 (約10-12分)

「碎裂化威權主義」是由裴敏欣（Minxin Pei）等學者提出的，用來描述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後，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威權主義體制所呈現的一種結構性特徵。

1. 核心內涵：

   • 威權主義的殘存： 該框架承認中國仍然是一個威權主義國家，國家對社會的控制能力依然存在。
   • 權力與功能的碎裂化： 與傳統的、高度集權的威權體制不同，中國的威權體制呈現出權力分散、功能碎片化的特徵。具體表現為：
     • 國家機構的內部碎裂： 中央政府的權力被不同部門、不同層級的官僚機構所分割，各機構之間存在利益衝突、信息不對稱，協調困難。
     • 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碎裂： 國家對社會的控制並非全面滲透，而是呈現出「選擇性滲透」或「局部控制」的特點。社會領域（如經濟、網絡、部分NGO）獲得了相對較大的自主空間，但這種空間是在國家威權框架下被允許或容忍的。
     • 中央與地方關係的碎裂： 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社會管理等領域擁有相當大的自主權，但其權力受到中央的制約，同時地方之間也存在競爭。
   • 「選擇性滲透」與「有限度容忍」： 國家並非無時無刻不在進行嚴密監控，而是根據其戰略利益，選擇性地滲透和控制某些領域，同時對其他領域（特別是那些不直接威脅其統治的經濟或技術領域）採取有限度的容忍。
   • 「有限度問責」與「信息控制」： 國家會對某些挑戰其權威的行為進行打壓，但同時也可能允許有限度的批評或討論，以釋放社會壓力，並作為獲取信息和監測社會動態的手段。

2. 演變：

   • 起源與發展： 這一概念的提出，是對傳統「極權主義」或「總體性國家」模型在解釋當代中國時顯得力不從心的回應。隨著中國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社會經濟結構日益複雜，國家對社會的直接控制力有所下降，但其政治統治的合法性基礎又受到挑戰，因此需要一種新的模式來解釋這種「威權主義的韌性」。
   • 從「威權主義韌性」到「碎裂化」： 早期研究可能更側重於國家如何通過各種手段（如經濟發展、民族主義、選擇性鎮壓）來維持統治的「韌性」。而「碎裂化威權主義」則更強調這種韌性背後所呈現出的結構性特徵——權力的分散和控制的非整體性。
   • 學術界的回應： 該框架在學術界引發了廣泛討論，一些學者認為它較好地捕捉了當代中國政治的複雜性，解釋了為何中國能夠在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變遷中維持政治穩定。

第二部分：該框架在當前中國大陸情況下的適用性探討 (約13-15分)

在評估「碎裂化威權主義」框架的適用性時，需要考慮自該框架被提出以來，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社會的最新變化，特別是習近平上台後的政治轉變。

1. 適用性體現（支持該框架的觀點）：
   • 國家治理的複雜性依然存在： 儘管習近平時代強調加強黨的領導和中央集權，但中國的體量和複雜性決定了國家治理的「碎裂化」特徵並未完全消失。

本題要求分析中國大陸反腐運動對其政權穩定性的雙重影響：一方面，它可能如何傷害政權穩定；另一方面，它又如何能夠增強政權的統治。這是一個涉及政治學、社會學和國家治理的綜合性問題。

一、反腐運動如何可能傷害中國大陸政權的穩定？

反腐運動，尤其是大規模、高強度的反腐，可能從以下幾個方面對政權穩定構成潛在的傷害：

1. 引發官僚集團的離心與抵制：

   • 權力鬥爭的工具化： 反腐運動常常與權力鬥爭交織在一起。當反腐對象主要集中於特定派系或反對者時，會被視為政治清洗，導致官僚集團內部產生猜疑、不信任和離心力。為求自保，部分官員可能消極應對，甚至暗中抵制。
   • 官僚體系的癱瘓： 過度或任意的反腐，會導致官員因擔心被查處而變得謹小慎微，不敢決策、不敢擔責，影響政府的正常運轉效率，形成「怠政」現象，損害政府的治理能力。
   • 產生新的利益集團： 反腐過程中，權力向更高層集中，圍繞反腐機構（如紀委監委）可能形成新的權力中心，若監督機制不完善，也可能滋生新的腐敗或尋租空間，反而加劇體制內的利益扭曲。

2. 動搖統治合法性的基礎（部分情況下）：

   • 揭露體制性腐敗： 如果反腐運動揭露出腐敗已深入體制骨髓，成為普遍現象，這會嚴重損害執政黨的執政合法性，動搖公眾對其改革和治理能力的信心。
   • 「治標不治本」的質疑： 如果反腐運動被認為僅僅是權力鬥爭的手段，或者僅僅是「打老虎」，而未能觸及導致腐敗的制度根源（如缺乏獨立的司法、監督機制不健全），公眾可能會認為其「治標不治本」，進而質疑其長期執政的正當性。
   • 社會信任的侵蝕： 大規模的反腐必然伴隨對大量官員的調查、審判，這會不斷向社會傳遞「官員腐敗」的信息，長期下來可能侵蝕社會對整個政治體系的信任。

3. 引發社會不滿與動盪的風險：

   • 選擇性反腐的質疑： 如果公眾認為反腐運動存在選擇性，某些與當權者關係良好或有背景的官員未被調查，而另一些官員卻被嚴厲查處，這會引發社會對公平正義的質疑，可能導致社會不滿情緒的積累。
   • 反腐引發的連鎖效應： 被查處官員的親屬、利益相關者可能因此受到影響，引發社會矛盾。此外，一些地方政府因失去領導或政策調整，可能出現服務缺失，進而引發民怨。
   • 對改革開放成果的衝擊： 一些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形成的、與官員利益相關的經濟活動，在反腐運動中受到衝擊，可能影響經濟的穩定和發展，進而影響社會穩定。

4. 加劇意識形態的緊張與鬥爭：

   • 意識形態的工具化： 反腐運動常被賦予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強調「亡黨亡國」的危險，以動員民眾支持。但這也可能導致政治鬥爭的意識形態化，加劇社會的對立情緒。

二、反腐運動如何可能增強中國大陸的統治？

儘管存在潛在風險，但大規模、有力的反腐運動，如果操作得當，確實能夠顯著增強中國大陸政權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