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 年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乙組《東亞儒學》

核心觀念

本題考查「儒學在中國思想史中的歷史分期」以及「中國儒學如何向東亞各國傳播並產生影響」。作答不能只列出朝代與代表人物，必須同時說明各階段的：

1. 思考對象：政治秩序、倫理規範、宇宙論、心性論或經學方法。
2. 核心概念：如仁、禮、性善、性惡、天人感應、理氣、心性、格物致知。
3. 歷史背景：儒學如何回應帝國建立、佛教傳入、道教興起及社會政治變遷。
4. 東亞影響：儒學透過經典、科舉、官學、書院、宗族制度與政治倫理向朝鮮、日本、越南等地傳播。

本題第一小題占 15 分，重點在「分期完整、特色清楚」；第二小題占 10 分，重點在「提出明確判斷，並以傳播廣度、制度化程度與思想深度加以論證」。

解題方法

適合採用「時代分期＋思想特色＋歷史功能」的方式作答：

$$先秦儒學 \rightarrow 漢代經學 \rightarrow 魏晉南北朝儒學調整 \rightarrow 隋唐儒學重整 \rightarrow 宋明理學 \rightarrow 清代考據學與近代轉型$$

接著從下列三條線索組織答案：

• 儒學的核心內容：由倫理政治學，發展至宇宙論與心性論。
• 儒學與其他思想的關係：由先秦諸子競爭，發展至與佛教、道教的會通與對抗。
• 儒學的社會功能：由士人理想，發展為帝國政治正統、教育制度與日常倫理規範。

第二小題則須先表明立場，再提出三項以上理由。本文採取「宋明理學影響最深」的判斷，並指出漢代儒學是制度化的重要起點，避免將「最早制度化」誤寫成「對東亞思想影響最深」。

中國儒學的重要發展階段

一、先秦儒學：以倫理實踐與政治教化為核心

先秦是儒學形成與奠基的階段，代表人物包括孔子、孟子與荀子。

1. 孔子：仁、禮與君子人格

孔子面對周代封建秩序崩解與禮樂制度衰敗，提出以「仁」作為內在道德根據，以「禮」作為外在行為規範。

• 「仁」指對他人的體諒、關懷與道德自覺。
• 「禮」不只是儀式，更包含社會角色、政治秩序與行為規範。
• 「正名」要求名分與實際行為相符，使君臣、父子、長幼各守其分。
• 「君子」則是透過學習與修養形成的道德人格，不單純取決於出身。

孔子主張政治不能只依靠刑罰，還要透過德行與教化建立人民的內在認同。因此，儒學從一開始便同時具有倫理與政治兩個面向。

2. 孟子：性善論、仁政與民本思想

孟子將孔子的仁學進一步發展為性善論，認為人具有惻隱、羞惡、辭讓與是非等道德端緒，稱為「四端」。

孟子認為，人的道德能力雖然具有先天根據，仍須透過擴充與實踐才能成為完整德性。政治上則主張「仁政」，反對暴政，提出民本思想，認為人民的生存與安定是政治正當性的基礎。

孟子的特色可概括為：

• 以性善論說明道德修養的可能性。
• 以仁政反對暴力統治。
• 強調君主必須獲得人民支持。
• 重視士人的道德責任與批判暴政的正當性。

3. 荀子：性惡論、禮治與後天教化

荀子主張「性惡」，並非認為人完全不能行善，而是認為人的自然欲望若不加節制，容易導致爭奪與混亂。因此，善必須透過學習、禮義與制度建立。

荀子重視：

• 後天學習與道德塑造。
• 禮義制度對欲望的節制。
• 教育與政治規範的功能。
• 人為建構社會秩序的必要性。

孟子偏重內在道德根據，荀子偏重制度、教育與禮法的作用。二者雖然對人性判斷不同，皆認為政治應以教化與秩序為目標。

二、漢代儒學：經學化、政治正統化與制度化

秦代以法家政治為主，儒學受到壓抑；漢代建立帝國秩序後，儒學逐漸成為國家正統思想。董仲舒及其所代表的漢代經學，是此一階段的重要人物與思想形態。

1. 儒學成為國家治理的正統

漢武帝時期，儒學進入官學與教育制度，五經博士制度確立，儒家經典成為士人學習與仕進的重要依據。儒學不再只是士人的道德理想，而成為帝國治理的意識形態。

2. 天人感應與君權約束

董仲舒將陰陽五行、天命思想與儒家政治倫理結合，提出「天人感應」。其基本觀念是：

• 天具有道德意志。
• 君主的政治行為會受到天的反映。
• 災異可被解釋為上天對統治者的警告。
• 君權雖然具有神聖性，也必須受到道德規範。

因此，漢代儒學一方面強化皇權合法性，另一方面也保留以天意、民生與道德制約君主的空間。

3. 經學與章句訓詁

漢代儒學重視整理、解釋與傳承經典，形成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等學術傳統。其特色是：

• 以五經為學術核心。
• 重視經典注疏與師法家法。
• 以經義解釋政治制度與社會倫理。
• 將儒學納入國家教育及官僚選拔體系。

漢代的最大貢獻，是使儒學完成「國家化」與「制度化」。

三、魏晉南北朝：玄學興起與儒學的調整

魏晉南北朝政治分裂、社會動盪，佛教與道教快速發展，儒學的獨尊地位受到挑戰。此時玄學興起，代表人物包括王弼、何晏等。

玄學以《老子》《莊子》《周易》為重要文本，討論「有無」「本末」「自然」等哲學問題。儒學在此階段不再單獨壟斷思想界，而是在儒、道、佛三者互動中重新定位。

主要特色包括：

• 從禮制與政治規範轉向本體論問題。
• 探討「無」與「有」、「自然」與「名教」的關係。
• 儒家倫理與道家自然觀彼此調整。
• 佛教的空性、心性與解脫思想促使儒學反省自身的形上學基礎。

此階段的儒學雖然在政治地位上不如漢代穩固，卻為後來宋明理學吸收佛教、道教哲學資源提供了思想條件。

四、隋唐時期：三教會通與儒學重整

隋唐帝國重新統一，佛教與道教在社會上具有強大影響。儒學面臨的不只是政治正統競爭，也面臨佛教對宇宙、人生與心性問題的系統說明。

1. 經典整理與注疏統一

唐代孔穎達主持《五經正義》，統一經典解釋，對後世科舉與儒學教育具有重要影響。經學由多家爭辯逐步走向官方標準化。

2. 韓愈的排佛與道統意識

韓愈批評佛教出世思想，主張儒家應重新掌握道德教化與社會秩序的正統。他提出儒家道統的觀念，強調道德傳承不只在經典，也在於聖賢相傳的修身與治世之道。

3. 儒學的內在轉型

隋唐儒學逐漸意識到，僅靠經典章句與政治制度不足以回應佛教的深層哲學挑戰。儒學開始重新思考：

• 人性與道德本心的根據。
• 宇宙秩序與人倫秩序的關係。
• 生死、修養與精神超越問題。
• 儒家入世倫理的哲學基礎。

這些問題在宋代被進一步系統化，形成理學。

五、宋明理學：理氣、心性與道德主體的系統化

宋明理學是儒學史上的重大轉型，代表人物包括周敦頤、程顥、程頤、朱熹、陸九淵與王陽明。

1. 二程與朱熹：程朱理學

程朱學派以「理」作為宇宙與倫理秩序的根據。

• 「理」是萬物所以然與所當然的根據。
• 「氣」是構成具體事物的材料與運動力量。
• 人性本具道德根據，但受到氣質差異與私欲遮蔽。
• 修養必須透過居敬、窮理與格物致知完成。

朱熹主張理氣不離，具體事物皆由氣構成，但其秩序與規範根據來自理。道德修養的目的，是透過學習經典、考察事物與涵養敬意，使人重新符合普遍的道德秩序。

2. 陸九淵與王陽明：心學

陸九淵提出「心即理」，認為道德原理並不只存在於外在經典或宇宙秩序，也存在於人的本心。

王陽明進一步提出：

• 「致良知」：發揮人人本具的是非善惡之知。
• 「知行合一」：真正的知必然表現在行動中。
• 「心外無理」：道德意義須由道德主體的自覺實踐呈現。

程朱理學較重視格物、經典與客觀秩序；陸王心學較重視內在良知與道德實踐。兩者都以成德、修身與安頓政治社會為目標。

3. 宋明理學的社會特色

宋明理學不只是抽象哲學，也深入影響：

• 書院教育與士人養成。
• 家族倫理與宗族組織。
• 婦德、孝道、忠君等社會規範。
• 地方公益與士紳治理。
• 科舉考試與官僚文化。

因此，宋明理學同時具有哲學、教育、政治與社會倫理功能。

六、清代儒學：考據學、經典實證與經世思想

核心觀念

本題考查儒學跨文化傳播時，思想如何脫離原有歷史情境，並在新的社會、政治與文化環境中重新取得意義。

1. 去脈絡化

儒學原本產生於特定的中國歷史脈絡，包括宗法制度、禮制秩序、科舉官僚體制、皇權政治，以及先秦至宋明的思想爭論。當儒學傳入東亞其他地區後，接受者往往不會完整承接其原始背景，而是將其中的概念、經典與規範抽取出來，例如「仁義」、「忠孝」、「君臣」、「名分」、「格物致知」等，使其成為可以跨地域流通的思想資源。

因此，去脈絡化不是拋棄儒學，而是儒學脫離原本的歷史與制度條件，轉化為較具普遍性的觀念、文本或規範。

2. 再脈絡化

儒學進入新的國家或地區後，必須與當地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宗教信仰、語言文字及既有思想傳統結合，才能真正發揮作用。接受者會重新選取、翻譯與詮釋儒學，使其服務於當地的政治治理、倫理秩序或身分認同。

因此，再脈絡化是儒學重新嵌入新社會脈絡，產生具有地方特色的思想與制度形式。

兩者的關係可以表示為：

$$\text{原有中國脈絡中的儒學} \rightarrow \text{抽離原脈絡} \rightarrow \text{地方化詮釋與制度化}$$

必須注意，去脈絡化與再脈絡化不是單向、一次完成的過程，而是儒學在不同地區持續被選擇、詮釋與改造的歷史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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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題方法

本題適合採取「定義—歷史案例—比較總結」的寫法：

1. 先界定「去脈絡化」與「再脈絡化」。
2. 再選擇至少兩個不同國家或地區，說明儒學原有意義如何被抽離，以及進入當地後如何重新解釋。
3. 每個案例都要同時回答兩個問題：
   • 儒學脫離了什麼原有脈絡？
   • 儒學在當地被重新放入什麼新脈絡？
4. 最後指出，東亞儒學並非中國儒學的被動複製，而是各地主動選擇與重構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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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一：日本——朱子學的政治化與武家化

朱子學原本形成於宋代中國，涉及理氣論、心性論、格物致知及天理人欲等哲學問題。當朱子學傳入日本後，它逐漸脫離宋代中國的原始政治與學術脈絡，轉化為可供日本統治者使用的秩序論述。

在德川幕府時期，朱子學特別受到重視。幕府將「君臣名分」、「上下有序」等觀念，用來說明將軍、諸侯與武士之間的政治秩序。朱子學因此不只是關於宇宙本體與心性修養的學說，也成為維持幕藩體制與身分秩序的思想工具。

這種變化可分為兩個階段：

• 去脈絡化：日本接受朱子學的經典與理論，但不完整承接宋代中國的科舉官僚制度、皇權結構及宋儒論辯背景，而是抽取其中的名分、秩序與修身思想。
• 再脈絡化：朱子學被重新放入日本的幕藩體制與武士社會，成為說明忠誠、身分責任與政治服從的理論。

此外，日本儒者荻生徂徠又批判宋學過度重視內在心性，主張從古代制度與「先王之道」理解儒學。他將儒學重新連結到日本的政治制度與治理技術，顯示儒學在日本內部仍持續被改造。到了江戶後期，國學者又以神道與日本古典為核心，批判外來儒學，這也反映儒學再脈絡化後與日本文化認同產生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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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朝鮮——性理學的國家正統化與社會倫理化

朝鮮王朝以朱子學作為國家正統思想。朱子學傳入朝鮮後，已不再只是宋代儒者討論理氣、心性與修養的學術體系，而被重新嵌入朝鮮王朝的國家建構之中。

• 去脈絡化：朝鮮儒者吸收朱子學的經典、理氣論與修養論，但將其脫離原本宋代中國的政治環境，轉化為可供朝鮮王朝建立自身正統性的思想資源。

本題要求根據一段引文，推測其時代背景，並分析其與儒家思想的異同。

第一小題：推測文獻的時代背景 (5分)

從引文中可以推測出以下幾個關鍵點：

1. 「朕」的稱謂： 「朕」是中國古代皇帝的自稱，表明此文獻出自一位皇帝之口，且為近代之前。
2. 「皇祖皇宗，肇國宏遠」： 提及祖先開創國家，並有「皇」的稱謂，這與中國傳統帝制的稱謂相符，但「肇國宏遠」可能指國家歷史悠久，或強調王朝的開創性。
3. 「我國體之精華」： 「國體」一詞在此處的使用，以及將教育、道德作為「國體之精華」來強調，似乎帶有近代民族國家或政治體制建構的意味，但又與傳統的「天命」、「皇運」等詞語並存。
4. 「爾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婦相和，朋友相信，恭儉持己，博愛及眾，修學習業，以啟發智能，成就德器。」： 這段話高度概括了儒家傳統的倫理道德要求，包括家庭倫理（孝、友、夫婦和）、個人修養（恭儉、博愛、修學、啟智、成器）等。
5. 「進廣公益，開世務，常重國憲，遵國法。」： 「公益」、「世務」和「國憲」、「國法」的出現，顯示了對公共事務、國家制度、法律規定的重視，這可能暗示著一個相對成熟的國家治理體系，或是在尋求一種新的治理模式。「國憲」一詞在中國古代較少使用，多見於近代。
6. 「一旦緩急，則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 強調國家危難時的奉獻精神，以及對「皇運」的維護，這是傳統忠君思想的體現。
7. 「顯彰爾祖先之遺風矣。」： 將臣民的行為與祖先的榮耀聯繫起來，是傳統孝道與家國觀念的體現。

綜合以上幾點，尤其是「國憲」、「公益」、「世務」等詞語的使用，以及將教育、道德與「國體」相結合的論述方式，最符合晚清時期，特別是清末新政或預備立憲階段的特徵。當時清政府面臨內憂外患，試圖通過改革教育、整頓吏治、頒布憲法（雖是預備性質）來維護統治，同時仍強調傳統的儒家倫理作為社會道德基礎。這段話像是皇帝對臣民的訓示，試圖融合傳統與現代的國家治理理念。

第二小題：與儒家思想的同異之處 (20分)

這段陳述與儒家思想有著顯著的同與異：

相同之處 (同)：

1. 倫理道德的核心地位： 文獻將「孝、友、夫婦和、朋友信、恭儉、博愛」等視為臣民應有的基本品德，這些都與儒家強調的「五倫」和個人修養的要求高度一致。儒家視倫理道德為社會穩定的基石，此文獻亦然，將其視為「國體之精華」。
2. 強調教育與修養： 「修學習業，以啟發智能，成就德器」明顯呼應了儒家「學而優則仕」、「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教育觀念，以及對個人品德（德器）培養的重視。

本題聚焦於孟子的仁政思想，要求解釋其含義，並與現代民主政治進行比較。

第一小題：解釋孟子「不忍人之心」的含義 (5分)

孟子所說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指每個人天生都具有同情心、憐憫心，看到他人遭受痛苦時，會產生不忍心、想要幫助的心理。這種「不忍人之心」是人性的善的本源，是道德的起點。

• 「不忍人之心」的來源： 孟子在《公羊傳》中以「雞鳴狗盜」之徒見大人，見大人則「恐，自失其節」為例，說明即使是壞人，在面對比自己更有權勢或地位的人時，也會因為恐懼而收斂起惡行，但這不是因為他本性變壞，而是因為他失去了「不忍人之心」的擴充。更經典的例子是「孺子入井」的比喻，看到小孩要掉進井裡，任何人看到都會驚慌，產生一股不忍心、想去救助的衝動。
•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孟子認為，古代的聖明君主（先王）之所以能施行仁政，是因為他們同樣擁有這份「不忍人之心」。他們看到百姓的疾苦，會感同身受，產生不忍之心，進而將這種同情心擴充到政治實踐中，制定出不讓人民受苦的政令。
•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這句話強調了以仁愛之心為出發點，推行仁政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孟子認為，如果君主能夠真正發自內心地關懷人民，施行減輕賦稅、施行仁義道德的政治，那麼治理天下就像轉動手掌一樣容易，國家就能安定繁榮。這是孟子「仁政」思想的核心，即政治的根本在於人心的道德。

第二小題：與現代民主政治的比較 (20分)

孟子的「不忍人之心」與「仁政」，與現代民主政治理念在目標、出發點、手段等方面存在顯著的不同，但也有可以補充之處。

不同之處：

1. 出發點與理論基礎：

   • 孟子： 出發點是「人性本善」的道德直覺和同情心，理論基礎是道德形上學（天理、性善）。政治的合法性來自君主是否具有道德，以及是否能推行仁政。
   • 現代民主： 出發點是「人民主權」原則，理論基礎是啟蒙思想、契約論（如洛克、盧梭）。政治的合法性來自人民的同意，通過選舉、代議制等方式體現。

2. 權力來源與制約：

   • 孟子： 權力來源於君主（先王），雖然有「民貴君輕」的告誡，但君主仍是政治的中心。對君主的制約主要依靠君主自身的道德覺悟和臣下的進諫。
   • 現代民主： 權力來源於全體人民，通過憲法、法律、分權制衡（行政、立法、司法）、定期選舉等制度來保障人民的權利，並對公權力進行嚴格制約。

3. 政治實踐的手段：

   • 孟子： 強調「德治」，通過君主的道德感召、禮樂教化、減輕賦稅、慎用刑罰等來實現政治目標。
   • 現代民主： 強調法治，通過憲法、法律、制度設計、政黨競爭、公民參與（投票、遊行、請願）等多元手段來運作和實現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