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年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中國文學史》

本題主要考驗考生對中國文學史中「詩賦」發展脈絡的理解，特別是劉師培對於《漢書‧藝文志》賦的分類及源流的詮釋，以及如何從文學史的角度評價此一觀點。

一、劉師培對漢賦類型與源流發展的看法

劉師培在此段文字中，主要針對《漢書‧藝文志》對詩賦的分類提出自己的見解。

• 《漢書‧藝文志》的分類問題： 劉師培指出，《藝文志》將詩賦分為五種，但對賦本身卻只析為四類（屈原、陸賈、荀卿、客主），且對其分類的理由未加說明。
• 個人詮釋： 劉師培認為，將客主賦列為十二家，實際上是漢代的「總集類」；而其餘的則為「分集」。
• 分集之賦的再分類： 他進一步將「分集」之賦細分為三類：
  1. 寫懷之賦： 以屈原為代表的二十家，其源頭可追溯至《詩經》。
  2. 騁辭之賦： 以陸賈為代表的二十一家，其源頭可追溯至縱橫家。
  3. 闡理之賦： 以荀卿為代表的二十五家，其源頭可追溯至儒道兩家。
• 詩賦體與騷體的關係： 劉師培認為，《漢書‧藝文志》的分析顯示，詩歌的體制與賦不同，但騷體與賦體則相同。
• 《文選》的觀點： 他對《文選》將賦與騷分開的觀點提出質疑，認為這與《漢書‧藝文志》的義理不同，故加以「特正」。

總結來說，劉師培的看法是： 他認為《漢書‧藝文志》的分類有其可取之處，但部分分類（如客主賦）應歸類為總集。他更進一步將賦依其內容與思想淵源，細分為寫懷、騁辭、闡理三種類型，並分別指出其源頭。《文選》的分類則是他認為與《藝文志》精神相悖之處。

二、從文學史流變角度評論劉師培的見解

從文學史的流變角度來看，劉師培的觀點具有以下意義與侷限：

• 優點：
  • 深化對《藝文志》的理解： 劉師培嘗試填補《漢書‧藝文志》分類理由的空白，並提出自己的一套體系，這對於後人研究《藝文志》提供了新的視角。
  • 注重文學的源流與體制： 他將賦的分類與其思想源流（《詩經》、縱橫家、儒道）結合，並探討了賦與騷、詩的體制關係，這符合文學史研究中對淵源、演變和體制的關注。
  • 區分總集與分集： 將客主賦視為總集，有助於理解漢代賦的編纂形式。

本題考查考生對唐詩發展演變的理解，尤其關注盛唐之後，大曆、元和等時期詩歌風格的轉變，以及吳喬《圍爐詩話》所提出的「巧」與「真」的對比觀點。

核心觀念： 唐詩發展至中晚唐，風格從盛唐的雄渾、開闊，轉向精緻、巧麗，甚至趨於雕琢。吳喬在此引文中，以「巧」對比「天真大雅」，並舉例說明，反映了對詩歌風格轉變的觀察與評價。

說明唐詩的演變：

唐詩的演變，大致可分為初唐、盛唐、中唐（包括大曆、元和）及晚唐幾個階段，風格各有側重。

1. 初唐： 詩風尚在繼承南北朝的餘緒，宮體詩仍有影響，但已有陳子昂等人的革新，主張「漢魏風骨」。

2. 盛唐： 詩歌進入黃金時代，風格雄渾、開闊、氣象恢宏。代表詩人有李白、杜甫、王維、高適、岑參等。

   • 李白： 浪漫奔放，想像奇特，語言自然。
   • 杜甫： 沉鬱頓挫，寫實深刻，體現「詩史」精神。
   • 王維： 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意境清幽。
   • 邊塞詩派： 高適、岑參等，描寫戰爭場景，氣勢磅礴。
     吳喬引文中的「右丞（王維）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極是天真大雅」，即是對盛唐詩風一種高度讚揚的體現，認為這是自然、真摯、高雅的極致，後人模仿反而顯得淺陋（「小兒語」）。

3. 中唐（大曆、元和）： 盛唐氣象漸衰，詩風出現轉變。

   • 大曆詩風： 吳喬在此引文中提到「大曆以後，力量不及前人，欲避陳濁麻木之病，漸入于巧。」這精準地指出了大曆詩歌的特點。
     • 「力量不及前人」： 指氣勢、格局上不如盛唐。
     • 「避陳濁麻木之病」： 指避免詩歌內容的陳腐、風格的粗俗或呆板。
     • 「漸入於巧」： 指詩歌在藝術技巧上更加講究，追求精緻、巧妙、工麗。
   • 舉例分析：
     • 劉長卿的「身隨敝履經殘雪」： 描寫漂泊的孤寂感，意境淒婉，用詞精鍊，有「巧」的意味。
     • 皇甫冉的「菊為重陽冒雨開」： 描寫在惡劣天氣中，花朵依然綻放的堅韌，意境獨特，構思巧妙。
     • 柳宗元的「驚風亂颱芙蓉水」、「桂嶺瘴來雲似墨」： 描寫自然景觀，用詞準確，色彩鮮明，富有畫面感，體現了對景物描繪的精緻化。

本題旨在探討中國文學史上的「窮而後工」現象，並要求以宋詞為例進行論述。此題需要考生理解「窮而後工」的含義，並能結合宋詞發展的歷史背景與代表人物，分析這種現象的成因及其在宋詞中的體現。

「窮而後工」的含義與文學現象

「窮而後工」出自《孟子‧離婁下》：「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這裡的「窮」主要指物質的匱乏、處境的艱難、精神的磨難。而「工」則指技藝的精湛、作品的成就、思想的深刻。

在文學創作上，「窮而後工」現象指的是：許多文學家在經歷了困頓、貧寒、失意、打擊等艱難處境後，反而激發了其創作的潛力，寫出了更為深刻、感人、具有藝術價值的作品。這種艱難的經歷，一方面提供了豐富的生活素材和深刻的人生體驗；另一方面，也鍛煉了他們的意志，磨礪了他們的思想，使其能夠以更為獨特的視角去觀察世界，表達情感。

「窮而後工」在中國文學史上的體現

這種現象在中國文學史上屢見不鮮，例如：

• 屈原： 流放期間創作了《離騷》等不朽詩篇，充滿憂國憂民之情。
• 左思： 曾因家貧而發憤讀書，終成《三都賦》。
• 杜甫： 歷經安史之亂，顛沛流離，其詩歌（如「三吏」、「三別」）深刻反映了時代的苦難，被譽為「詩史」。
• 蘇軾： 雖有才華，但屢遭貶謫，在黃州、惠州等地寫下了許多豪放曠達、意境高遠的詞作。

以宋詞為例評述「窮而後工」

宋詞作為一種文學體裁，其發展與宋代文人的仕途際遇、社會動盪有著密切關係，因此，「窮而後工」的現象在宋詞中尤為突出，體現得淋漓盡致。

1. 詞體本身的特點：

   • 音樂性與抒情性： 詞最初是配合音樂演唱的歌詞，其抒情性強，多用於表達個人情感，尤其是男女之情、離愁別緒、羈旅之思等。這些情感往往與個人的際遇，特別是失意、孤寂時的感受息息相關。
   • 婉約與豪放的風格： 詞體既有婉約細膩的一面，也有豪放開闊的一面，這為不同境遇的文人提供了表達的空間。

2. 宋代文人的普遍際遇：

   • 文人政治： 宋代政治相對寬鬆，但文人之間的黨爭、政治鬥爭也較為激烈，許多有才華的文人因政見不合或捲入黨爭而遭受貶謫。
   • 貶謫文化： 貶謫成為宋代文人一種普遍的經歷，他們被流放到偏遠、艱苦的地區，遠離政治中心，生活困頓，精神孤寂。這種「窮」的處境，反而成為他們創作的豐富源泉。

3. 「窮而後工」在宋詞中的具體體現：

   • 蘇軾：

     • 經歷： 蘇軾一生仕途坎坷，尤其在黃州、惠州、儋州等地遭受了長期的貶謫。
     • 作品： 在這些艱苦的環境中，他寫下了大量膾炙人口的詞作，如《念奴嬌‧赤壁懷古》、《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雖非貶謫，但寫於思親之時）、以及後期在海南寫下的《鷓鴣天》等。
     • 「工」的體現： 這些詞作在風格上，展現了蘇軾超脫的胸襟、曠達的人生態度，以及對人生哲理的深刻感悟。即使身處逆境，他也能從自然景物和人生體驗中提煉出積極、樂觀、充滿力量的意境，將個人情感升華為對普遍人生的思考，達到了藝術的「工」。例如，《定風波》中「一蓑煙雨任平生」的豁達，正是經歷了「風雨」後的灑脫。

   • 辛棄疾：

     • 經歷： 辛棄疾滿懷報國熱情，卻因政治環境而長期鬱鬱不得志，壯志難酬，長期被閒置。
     • 作品： 他的詞作，尤其是充滿愛國情懷和戰鬥意志的詞，如《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青玉案‧元夕》等。
     • 「工」的體現： 他的詞，將個人報國無門的憤慨、對壯志未酬的悲嘆，通過雄渾的筆力、悲壯的意境、豐富的典故和生動的形象表現出來。這種將政治抱負與藝術技巧結合，創造出極具感染力和思想深度的詞篇，正是「窮而後工」的體現。

本題要求考生評述中國古代文士提倡通俗文學的社會意義，並以晚明文壇為例進行闡述。這需要考生理解「通俗文學」的定義，分析其在社會層面的作用，並結合晚明時期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探討文人在此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及其意義。

一、什麼是「通俗文學」？

「通俗文學」相對於「雅文學」（或稱「精英文學」），通常指那些面向廣大民眾、語言淺顯易懂、題材貼近生活、易於傳播和接受的文學形式。在中國古代，它包括小說（尤其是章回小說）、戲曲、評書、民間歌謠、部分詩歌（如樂府詩、民歌）等。其特點是：

• 語言： 口語化、白話化，易於理解。
• 題材： 關注日常生活、民間故事、歷史傳奇、倫理道德、社會百態等。
• 形式： 結構相對簡單，節奏明快，注重情節性、趣味性。
• 讀者群： 主要為城市平民、農民、婦女等非知識階層。

二、中國古代文士提倡通俗文學的社會意義

古代文士，作為知識階層的代表，他們對通俗文學的態度和推廣，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

1. 促進文學的普及與發展：

   • 打破雅俗隔閡： 文士的介入，能將原本屬於精英階層的文學觀念、創作技巧，與通俗文學結合，提升通俗文學的藝術水準，同時也將文學的影響力從士大夫階層擴展到普通民眾。
   • 豐富文學樣式： 文士參與創作或整理，能催生新的文學樣式，或對原有樣式進行創新，使其更具生命力。
   • 保存與傳承： 文士對民間文學的記錄、整理和改編，有助於保存和傳承那些可能因時代變遷而失傳的寶貴文化遺產。

2. 發揮文學的教化功能：

   • 傳播價值觀念： 通俗文學通過生動的故事和鮮活的人物，傳播主流社會的倫理道德、價值觀念（如忠孝節義、因果報應等），對民眾的價值觀念形成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 提供道德範本： 文士筆下的英雄人物、道德典範，為民眾提供了學習的對象。
   • 諷喻與批判： 通俗文學有時也能藉由諷刺、批判不正之風，起到一定的社會監督和批評作用。

3. 推動社會的文化交流與認同：

   • 搭建溝通橋樑： 通俗文學成為不同社會階層之間溝通的媒介，拉近了知識分子與普通民眾的距離。
   • 增強文化認同： 共同的文學作品和故事，有助於形成民族或區域性的文化認同感。

4. 反映社會現實，記錄時代變遷：

   • 社會的鏡子： 通俗文學往往更貼近社會生活，能真實或藝術化地反映當時的社會風貌、民情百態、民眾的喜怒哀樂。
   • 歷史的見證： 透過文學作品，後人可以窺見歷史的某些側面，了解當時的社會狀況。

三、晚明文壇與通俗文學

晚明時期（約嘉靖、萬曆年間），社會經濟發展，城市商業繁榮，市民階層壯大，文化市場也日益活躍，這為通俗文學的興盛提供了土壤。在此背景下，一些文士對通俗文學的態度發生了轉變，開始積極參與其中，並產生了深遠的社會意義。

1. 市民文學的勃興：

   • 市場需求： 城市經濟的發展催生了龐大的市民讀者群，他們對通俗、有趣、貼近生活的文學作品有強烈需求。
   • 戲曲與小說的繁榮： 湯顯祖的傳奇（如《牡丹亭》）、馮夢龍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凌�的「二拍」（《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等，都是這一時期通俗文學的代表作。

2. 文士的參與與推動：

   • 馮夢龍的貢獻： 馮夢龍是晚明提倡通俗文學的關鍵人物。他不僅是一位小說家，更是一位文學的整理者、編纂者和批評家。
     • 整理與編纂： 他將民間流傳的故事、話本、戲曲等進行搜集、整理、加工，編成《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三大白話小說集。這些作品題材廣泛，內容豐富，語言生動，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小說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