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 年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中國文學史》

本題主要考察學生對漢賦發展脈絡中「賢人自況」或「寄託憂國憂民情懷」主題的理解與掌握。題目引述《漢書·藝文志》的說法，點出春秋戰國以來，社會動盪，君臣關係失序，士人「失志」成為常態，而賦的創作便成為表達這種失志情懷、諷喻君王、寄託政治抱負的文學形式。

解題思路：

1. 理解《漢書·藝文志》的論點：首先要明白《漢書·藝文志》所指的「賢人失志之賦」是什麼意思。這裡的「賢人」指的是有才能、有抱負但不得志的士人；「失志」即是懷才不遇、政治抱負無法實現；「賦」則是當時一種重要的文體，特別是漢代大賦，篇幅宏大，內容包羅萬象，很適合用來寄託複雜的情感和思想。

2. 確立「賢人之志」在漢賦中的主題地位：題目明確指出「賢人之志」是漢賦發展中的重要主題。這意味著，漢代許多重要的賦作，都圍繞著作者自身失意的境遇、對國家政治的憂慮、對理想政治的嚮往等主題展開。這種寫作方式，既是作者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一種間接的政治批判或建言。

3. 舉例說明：這是本題的核心要求。需要列舉具體的漢代賦作，並說明這些作品如何體現了「賢人之志」。

   • 代表作家與作品：

     • 屈原：雖然屈原的時代早於漢代，但《漢書·藝文志》將其與孫卿並列，並視其為「離讒憂國」的典範，可見其對後世（包括漢代）的影響。屈原的《離騷》、《九歌》等，充滿了對君王昏聵、小人讒諂的憤慨，以及對自身忠貞被誤解的悲憤，這正是「賢人失志」的典型表現。雖然屈原是戰國時期楚國的詩人，但他的作品在漢代被視為「古詩」的典範，其「離騷」精神深刻影響了漢賦。
     • 賈誼：賈誼是西漢時期一位極具政治抱負但屢遭貶謫的文學家。他的《過秦論》雖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賦，但其雄辯的議論、對秦朝興亡的深刻反思，以及字裡行間流露出的對時局的憂慮和政治理想，都體現了「賢人」的憂患意識。而他的《弔屈原賦》更是直接繼承屈原的精神，表明了對屈原遭遇的同情和對自身處境的感悟。
     • 司馬相如：司馬相如是西漢時期最著名的辭賦家。雖然他的作品如《子虛賦》、《上林賦》等，常被認為是描寫宮苑、歌功頌德的「鋪陳」之作，但仔細分析，其中亦隱藏著作者對君王享樂、國家大事的關切，以及作者自身在宮廷中地位的體現。尤其是在描寫宮廷奢靡、畋獵盛況時，往往也暗含著對國家長遠發展的隱憂。不過，相較於屈原、賈誼，司馬相如的「賢人失志」主題可能更為隱晦，更多是透過對帝王行為的描寫間接傳達。
     • 揚雄：揚雄在《法言》中曾說：「賦者，鋪偽而歸真。」他對賦的評價，也反映了賦文在虛擬鋪陳中寄託現實關懷的特點。揚雄的《羽獵賦》等作品，既有鋪陳的成分，也包含對現實政治和個人遭際的思考。
     • 班固：班固的《兩都賦》是繼司馬相如之後的漢代大賦代表作，描寫了長安和洛陽兩都的繁華景象。雖然其主要目的是歌頌都城，但其中對國家興盛、社會百態的描寫，也可能隱含著作者對國家命運的關切。

   • 說明「賢人之志」如何體現：

     • 藉由描寫君王行為或國家盛況，暗喻作者的政治關懷：例如，在描寫畋獵、宮苑的盛大場面時，作者可能藉此表達對君王是否能從善如流、是否能勵精圖治的憂慮。
     • 通過對歷史興亡的評述，寄託對現實政治的批判或警示：如賈誼的《過秦論》，直接探討秦朝滅亡的原因，實際上是對當時漢朝統治者的警示。

本題主要考察學生對魏晉南北朝詩歌發展脈絡的理解，以及對鍾嶸《詩品》中詩歌評論的分析能力。第一小題要求解釋鍾嶸將謝靈運與陳思、景陽詩歌聯繫的原因；第二小題則要求從鍾嶸的評論中提煉謝靈運詩歌的特色，並以其詩句為證。

第一小題：鍾嶸為何將謝靈運與陳思、景陽的詩歌相連繫？

核心觀念：鍾嶸在《詩品》中評價詩人，常會追溯其詩歌的源流，探討其詩歌風格的形成背景。他將謝靈運與陳思、景陽聯繫，實際上是在追溯謝詩的淵源，並指出其風格的形成與這些前輩詩人之間的傳承或影響關係。

解題思路：

1. 辨識「陳思」、「景陽」的指代對象：

   • 「陳思」通常指曹植。曹植（字子建）是建安文學的代表人物，其詩歌風格雄健、氣勢磅礡，被譽為「建安風骨」。
   • 「景陽」則指南北朝時期，尤其南朝的詩歌風格。在鍾嶸的時代，「景陽」可能泛指當時一些追求辭藻華麗、結構精巧的詩風，或特指某位具有代表性的詩人或詩歌流派。若狹義理解，可能與當時一些偏重聲律、對仗、辭藻的詩人有關。更廣泛地說，南朝詩歌（特別是宋齊詩歌）注重聲律、對仗，追求形式美，有時流於浮華。

2. 分析謝靈運詩歌的特點，與陳思、景陽詩風的關聯：

   • 與陳思（曹植）的關聯：鍾嶸說「其源出於陳思」，意味著謝靈運的詩歌在某些方面繼承了曹植的特點。曹植詩歌的「才高」、「逸蕩」、「興多」等特質，可能在謝靈運詩歌中有所體現。例如，謝靈運詩歌在描寫山水時，常有宏大的氣勢和奔放的想像。
   • 與景陽（南朝詩風）的關聯：鍾嶸說「雜有景陽之體」，表示謝詩也融合了當時南朝詩歌的一些特點。南朝詩歌（如宋詩）注重聲律、對仗，追求辭藻的華美和形式的工整。謝靈運詩歌中對山水景物的細膩描寫，對詞彙的錘煉，以及對音韻的講究，都可能與此有關。

3. 綜合說明鍾嶸的聯繫用意：鍾嶸的聯繫，旨在說明謝靈運的詩歌風格並非憑空而來，而是繼承了建安時期曹植「逸蕩」的才情，又融合了南朝宋齊詩歌（如景陽體）「尚巧似」的技巧，從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這種追溯淵源的評價方式，是《詩品》評價詩歌的重要方法。

第二小題：從鍾嶸的評述中，可以得知謝詩的特色為何？請舉證說明。

核心觀念：仔細閱讀鍾嶸的評論，提煉出描述謝靈運詩歌的關鍵詞句，並結合謝靈運的代表性詩句來佐證。

解題思路：

1. 逐句分析鍾嶸的評述，提取關鍵詞：

   • 「其源出於陳思。雜有景陽之體，故尚巧似，而逸蕩過之。」
     • 「尚巧似」：指追求技巧的精巧、形式的工整。
     • 「逸蕩過之」：指氣勢奔放、想像開闊，超過了「景陽之體」的拘謹。
   • 「頗以繁蕪為累。」
     • 「繁蕪」：指詞藻過多、描寫過於細密、累贅，有時顯得不夠精煉。這是對謝詩的一種批評。
   • 「興多才高，寓目輒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其繁富宜哉！」
     • 「興多才高」：才華出眾，靈感豐富。
     • 「寓目輒書」：觀察敏銳，隨手寫來都成詩。
     • 「內無乏思，外無遺物」：內心思想豐富，對外界事物觀察細緻入微，無所遺漏。
     • 「其繁富宜哉」：這種豐富（指內容、詞彙、描寫）是適宜的、值得稱讚的，這與前面「繁蕪為累」的批評形成一種辯證關係，即豐富是特色，但過度則成累贅。
   • 「然名章迥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
     • 「名章迥句」：精彩的篇章和句子，不斷湧現。
     • 「麗典新聲」：優美的詞藻、典故與新穎的聲韻。
     • 「絡繹奔會」：連綿不斷，匯聚一起。
   • 「譬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
     • 「青松拔灌木」、「白玉映塵沙」：用比喻說明謝詩的優秀，如同青松挺拔於灌木之上，白玉在塵沙中更顯光潔。
     • 「未足貶其高潔」：即使有「繁蕪」的缺點，也無法掩蓋其詩歌的優秀品質和高潔品格。

2. 歸納謝詩特色：

   • 題材廣泛，善於描寫山水自然：雖然評論未直接提及「山水」，但謝靈運是山水詩的開創者，其詩歌的「興多」、「外無遺物」正體現了對自然界的細緻觀察和豐富描寫。
   • 才高思豐，想像開闊（逸蕩）：繼承曹植，詩歌有奔放的想像和磅礡的氣勢。
   • 技巧精巧，追求形式美（尚巧似）：注重詞彙、對仗、聲律的運用。
   • 詞彙豐富，描寫細膩，善於運用典故與新聲：這也是「繁富」和「麗典新聲」的體現。
   • 有傑出名句，但有時顯得繁蕪累贅：這是鍾嶸評價中的優點與缺點並存。
   • 詩歌品質高潔，優秀之處突出：即使有缺點，也無法掩蓋其整體的高品質。

3. 舉證說明：

   • 描寫山水、觀察細膩：「興多才高，寓目輒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是其題材和觀察力的體現。謝靈運詩歌如《登池上樓》：「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石壁精舍還湖中作》：「巖鳥尋徑，涧花隨水。」這些詩句生動描繪自然景物，體現了「外無遺物」的觀察力。
   • 才高逸蕩，想像開闊：「逸蕩過之」的特點。

本題旨在考察學生對於文學史研究中「文學變遷原因」的理論認識，特別是以「詞曲」的興衰為例，分析「外在因素」（音樂系統變遷）與「內在因素」（抒情性能存亡）如何共同作用。

解題思路：

1. 理解題幹核心概念：

   • 文學新陳代謝：指文學在歷史長河中的發展、演變、更新換代，新的文學形式取代舊的，舊的文學形式逐漸衰落。
   • 詞曲的興衰與更代：這是具體的研究對象。詞，盛行於宋，至元代逐漸式微，被曲所取代；曲，盛行於元，至明代逐漸式微，被小說、戲曲等取代。這裡主要指宋詞到元曲的轉變。
   • 外在因素（音樂系統新變）：指文學形式的產生、發展與其賴以存在的載體（如音樂）之間的關係。當音樂形式發生變化時，依附於音樂的文學形式也會受到影響。
   • 內在因素（抒情性能存亡）：指文學本身所能承載和表達的情感、思想、意境等「抒情性能」。當舊的文學形式無法滿足新的抒情需求，或者新的抒情需求找到了更適合的載體，舊形式便可能衰落。

2. 詳述「外在因素」——音樂系統新變：

   • 宋詞與宋代音樂的關係：宋詞是依附於宋代當時的音樂（如宋人稱為「曲」的音樂，與後來的元曲不同）而產生的。詞的長短句、聲律、押韻等都與當時的音樂緊密結合。詞的發展也伴隨著音樂的發展，例如詞牌的出現，就是為了適應不同的曲調。
   • 元曲的興起與音樂的變革：元代音樂發生了重大變化，出現了如「南北詞」的結合、更加豐富的音樂形式（如散曲的「宮調」）。元曲（包括雜劇和散曲）是適應這些新音樂形式而產生的。雜劇的唱腔、伴奏、音樂結構等，都與元代的新音樂緊密相關。
   • 音樂變遷對詞的影響：當宋代的音樂逐漸衰落或演變，而新的音樂形式（適合元曲）興起時，依附於舊音樂的宋詞便失去了其賴以存在的音樂基礎，其發展空間受到限制。元曲則抓住了音樂變革的機遇，成為新的音樂文學形式。

3. 詳述「內在因素」——抒情性能存亡：

   • 宋詞的抒情性能：宋詞，尤其是南宋以後的詞，其抒情主題多集中在個人情感、離愁別緒、婉約相思、詠物懷古等方面，風格上偏向婉約、細膩、含蓄。它擅長表達幽微、曲折、內斂的情感。
   • 元曲的抒情性能：元曲（特別是雜劇）的題材更加廣泛，除了個人情感，還大量表現社會現實、歷史故事、民間生活、愛國主義、反抗精神等。其抒情風格更加直率、潑辣、通俗、熱烈，能夠承載更為廣闊的社會內容和更為激昂的情感。
   • 抒情性能的「存亡」：
     • 「存」：指新的文學形式（元曲）能夠更好地、更廣泛地承載和表達當時社會的新的、更豐富的抒情需求。元代社會開放，民族融合，市民階層興起，民間生活豐富，這些新的社會生活和情感需求，需要一種更為通俗、直率、廣泛的文學形式來表達。
     • 「亡」：指舊的文學形式（宋詞）在面對新的社會現實和抒情需求時，顯得力不從心。其原本擅長的婉約、細膩的情感表達，在廣闊的社會題材和激昂的情感面前，顯得有所局限，無法完全滿足時代的要求。

4. 評論：

   • 肯定該說法的合理性：這種「外在音樂因素」與「內在抒情因素」結合的解釋，是文學史研究中一種比較成熟和普遍的觀點，能夠較好地解釋詞曲轉變這樣複雜的文學現象。它避免了單純從形式或單純從內容解釋的局限性。
   • 分析兩者的關係：
     • 相互依存：音樂是詞曲的載體，音樂的變遷直接影響文學形式的載體；而文學形式的抒情性能，也決定了它能否適應並利用新的音樂載體。
     • 動態發展：音樂的演變和社會抒情需求的變化是同步的，文學形式的「新陳代謝」是這種動態互動的結果。
   • 補充或深化：
     • 社會經濟與文化背景：除了音樂和抒情性能，還應考慮更廣泛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背景。例如，元代作為一個由蒙古族統治的統一帝國，其開放的社會環境、市民階層的興起、對戲曲的扶持政策等，都為元曲的繁榮提供了土壤。
     • 文學自身的演變規律：文學形式的發展也有其內在的演變邏輯，如形式的創新、內容的拓展、風格的轉變等。
     • 接受美學的視角：從讀者或聽眾的角度看，當新的文學形式更能貼近大眾的審美趣味和接受習慣時，它就更容易取代舊的形式。元曲的通俗、直率、貼近生活，更符合當時廣大民眾的接受習慣。
   • 總結：文學的變遷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音樂系統的變革和抒情性能的演變是其中關鍵的內外在因素，但完整的解釋還需結合更廣泛的社會文化背景。

架構建議：

1. 引言：點明文學變遷是文學史研究的重要課題，並引出「詞曲轉變」作為案例，說明「外在音樂因素」與「內在抒情因素」的解釋模式。
2. 詳述外在因素：
   • 說明宋詞與宋代音樂的關係。
   • 說明元曲與元代新音樂（南北詞、宮調等）的關係。
   • 論述音樂變遷如何導致詞的式微與曲的興起。
3. 詳述內在因素：
   • 分析宋詞擅長的抒情主題與風格。
   • 分析元曲（雜劇、散曲）所能承載的更廣泛的抒情主題與風格。
   • 解釋為何元曲的抒情性能更能滿足時代需求（「存」），而宋詞的抒情性能相對局限（「亡」）。
4. 評論：
   • 肯定此解釋模式的價值。

本題主要考察學生對明清小說發展歷程中，關鍵性因素（史料保存、理論倡導、禁令）的影響的掌握。需要從正面（助力）和負面（阻力）兩個角度，分別論述這三方面如何作用於小說的發展。

解題思路：

1. 理解題幹要求：

   • 對象：明清時期小說。
   • 分析點：史料彙編保存、理論觀念倡導、禁止刊印流傳。
   • 分析角度：助力（正面影響）和阻力（負面影響）。
   • 要求：須舉例為證。

2. 逐項分析「史料的彙編保存」：

   • 助力（正面）：
     • 為小說創作提供素材：歷代史書、筆記、傳奇、地方誌等，記錄了豐富的歷史事件、人物傳記、社會風俗、神話傳說，這些都是小說家汲取的創作靈感和素材來源。
     • 促進小說的傳播與繼承：小說作為一種文學形式，其發展離不開前代作品的傳承。將前代小說或相關史料彙編保存，有利於後代小說家學習、借鑒、發展。
     • 舉例：
       • 《三國演義》：大量取材於《三國志》、《三國志注》以及裴松之注引的史料、民間的說書、傳奇等。這些史料的保存，為羅貫中創作這部小說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 《水滸傳》：與宋江、武松等相關的歷史記載、民間傳說、話本、戲曲等，經過彙編和傳播，成為小說的基礎。
       • 筆記小說的保存：如志怪小說、傳奇故事等，雖非嚴格意義上的史書，但其保存（如《搜神記》、唐傳奇等），為後代小說（如《聊齋志異》）提供了重要的創作傳統和素材。
   • 阻力（負面）：
     • 史料的選擇性與偏見：官方史書的編纂往往帶有政治意圖，可能對某些人物或事件進行歪曲或簡化，不利於小說進行全面、真實的描寫。
     • 對非官方史料的忽視：民間傳說、地方誌、筆記中記錄的許多細節和故事，可能未被納入主流史書，導致小說家只能從有限的官方史料中取材，限制了創作的廣度。
     • 舉例：例如，官方史書對農民起義或非主流人物的記載，可能多有負面評價，這會影響小說對這些人物的塑造，使其難以呈現複雜性。

3. 逐項分析「理論觀念的倡導」：

   • 助力（正面）：
     • 確立小說的文學地位：早期小說常被視為「瑣碎」、「不登大雅之堂」，但隨著一些文人的肯定和理論的提出，小說的文學價值逐漸得到認可。
     • 指導創作方向：理論倡導可以為小說創作提供美學原則、題材選擇、風格確立等方面的指導。
     • 促進小說的發展與創新：對小說的批評和理論總結，可以推動小說在繼承中創新。
     • 舉例：
       • 馮夢龍：他編纂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被認為是標誌著白話短篇小說成熟的作品。馮夢龍在《古今小說》的序言中，就闡述了小說的社會功能（「警世」、「勸善」）和藝術價值，肯定了小說的「雅俗共賞」，推動了小說的發展。
       • 金聖歎：他對《水滸傳》、《西廂記》等的「腰斬」式評點，雖然帶有個人色彩，但其「六才子書」的觀點，將小說提升到與詩、詞、曲並列的地位，對小說的文學地位的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對《水滸傳》的「斷句」和「評點」，也影響了後世對小說的閱讀和理解方式。
       • 李漁：「笠翁」李漁在《閒情偶寄》中，對戲曲（與小說有相通之處）的創作、表演、聲律等方面提出了許多理論，對當時的戲曲創作有指導意義，也間接影響了對文學形式的理論思考。
   • 阻力（負面）：
     • 過於狹隘的文學觀：一些傳統的文學觀念，如「文以載道」、「為詩為詞」，將小說視為「末技」，限制了小說題材的拓展和藝術手法的創新。
     • 過度的道德說教：強調小說的「勸善懲惡」功能，有時會導致小說內容的單一化、模式化，作家為了迎合道德評判，而犧牲了藝術的真實性和複雜性。
     • 舉例：
       • 理學思想的影響：明代盛行的程朱理學，對小說中的「奇情淫事」、「怪力亂神」等內容持批判態度，這成為小說創作的無形壓力。
       • 清初對小說的貶低：雖然有肯定，但仍有相當一部分文人認為小說是「鄙俚」的，不屑於創作，這使得許多潛在的優秀作家未能投入其中。

4. 逐項分析「禁止刊印流傳」：

   • 助力（正面）：
     • 間接推動地下傳播與口頭傳播：禁令有時會促使小說轉入地下傳播，或以手抄本、口頭說唱等方式流傳，反而增加了其神秘感和民間性，使其生命力更為頑強。
     • 促使題材的「變異」與巧妙化：為了躲避禁令，小說家可能有意無意地對某些題材進行修改、隱晦化，這反而可能激發新的創作手法和藝術表達。
     • 舉例：
       • 《金瓶梅》：由於內容涉及「淫」和「貪」，在出版後長期遭受禁毀，但其影響力並未因此消失，反而通過手抄本、翻刻等方式在民間廣泛流傳。
       • 《紅樓夢》：雖然在創作時期並未被嚴格禁止，但其某些內容（如對封建禮教的批判、對女性情感的細膩描寫）在清代後期也受到官方的警惕，其早期的抄本傳播，也體現了一種「地下」的傳播方式。
   • 阻力（負面）：
     • 限制了優秀小說的傳播與普及：禁令直接導致許多優秀的小說無法公開出版，廣大讀者難以接觸到，嚴重阻礙了小說的傳播範圍和影響力。
     • 扼殺了創作的積極性：作家創作後，面臨被查禁的風險，這會極大地打擊創作的積極性，導致許多題材不敢寫、寫不出。
     • 導致版本混亂與內容損毀：禁令下的傳播，常常導致版本失傳、內容殘缺、錯漏百出，不利於小說的傳承。
     • 舉例：
       • 《金瓶梅》：被禁後，其流傳的版本參差不齊，甚至出現了「刪節本」等，影響了原著的完整性。
       • 許多涉及政治諷刺或對統治階級不利內容的小說：在清代，由於文字獄盛行，許多小說因觸犯朝廷的忌諱而被禁，例如一些涉及明末歷史或批評現實的小說，其作者和作品都可能遭受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