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 年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中國文學史》

本題主要在探討中國文學史中關於「史詩」概念的適用性與爭議，以及考生對此議題的個人見解。

一、議題爭議之所在：

中國文學史上是否存在「史詩」，這個問題之所以備受爭論，主要源於對「史詩」定義的理解差異，以及中國文學自身發展的特性。

1. 西方史詩定義的侷限性： 西方傳統的史詩定義，通常強調其宏大的敘事、英雄的主角、民族或國家的重要歷史事件、超自然力量的介入、以及高度的韻律化和口傳傳統。例如荷馬的《伊利亞德》和《奧德賽》，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然而，將此一標準套用於中國文學，往往難以找到完全符合的文本。
2. 中國文學的敘事傳統： 中國文學的發展，更側重於抒情傳統、歷史敘事與小說、戲曲的結合。雖然有《詩經》中的某些篇章（如「生民」、「公劉」）帶有敘事性，以及後來的長篇小說（如《三國演義》、《水滸傳》）具有宏大的敘事格局，但它們在形式、內容、功能等方面，與西方史詩的定義存在明顯差異。
   • 《詩經》：雖有敘事，但多為民歌或頌歌，缺乏英雄主義的個人特質和宏大的歷史進程。
   • 歷史敘事文本（如《史記》）：雖記錄歷史，但其體例為史書，文學性與史學性並重，且以散文為主，不同於史詩的韻文特質。
   • 長篇小說：雖然在敘事規模、人物塑造、情節發展上趨近史詩，但其產生較晚，且屬於小說範疇，與傳統史詩的淵源和形式有別。
3. 「史詩」概念的在地化詮釋： 部分學者試圖為中國文學尋找「史詩」的可能性，提出「中國式史詩」或「準史詩」的概念，認為應從中國文學的自身脈絡出發，尋找具有史詩精神和功能的文本。例如，有人認為《詩經》中的某些篇章，以及後來的長篇敘事文學，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視為中國史詩的雛形或代表。

二、個人觀點闡述：

本題考查先秦兩漢史傳散文的發展歷程，及其對後世文學的深遠影響，並要求舉例說明。

一、先秦兩漢史傳散文的發展軌跡：

先秦兩漢的史傳散文，是中國古代散文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大致可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1. 先秦時期：

   • 《尚書》： 中國最早的歷史散文集，以語錄體為主，記錄了虞、夏、商、周各代的政治文書和訓誥，語言質樸，具有樸素的歷史記錄意義。
   • 《春秋》與《左傳》： 《春秋》是編年體史書，文字簡略。《左傳》是《春秋》的釋文，擴充了內容，增加了大量敘事和議論，文筆生動，形象鮮明，標誌著中國古代敘事散文的成熟。它不僅記錄歷史，也開始展現人物的性格和情節的戲劇性。
   • 《國語》： 國別體史書，以國別為綱，記錄了各國的重大事件、策謀、外交活動和政治演說，語言較為典雅，善於描寫人物的言談和心理。
   • 《戰國策》： 戰國縱橫家們的言論彙編，以辯論、說辭為主，善於運用誇張、比喻、排比等修辭手法，情節曲折，語言犀利，極具文學色彩，是說理散文和辯論文學的典範。

2. 兩漢時期：

   • 《史記》： 司馬遷的《史記》是中國史傳散文的集大成者，也是文學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不僅記錄了從黃帝到漢武帝的歷史，更開創了紀傳體，並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宏大氣魄，以及生動的人物塑造、曲折的情節安排、豐富的描寫手法，使史傳散文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藝術高度。其「論」的部分，也富於哲理和見解。
   • 《漢書》： 班固的《漢書》繼承了《史記》的體例，但風格趨於嚴謹、典重，尤其在政治議論文方面，繼承並發展了《史記》的「論」的傳統，但文學性相較於《史記》有所減弱，更顯學術性。

總結發展軌跡： 從先秦的樸素記錄、初步敘事，到《左傳》的成熟敘事，再到《戰國策》的辯論藝術，最終在司馬遷《史記》的集大成，達到了文學性的高峰。兩漢時期，史傳散文在繼承《史記》的基礎上，風格有所變化，更加注重體例的規範和學術性。

二、對後世文學的影響：

先秦兩漢史傳散文對後世文學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敘事文學的母體：
   • 小說： 史傳散文，尤其是《左傳》、《史記》，其豐富的歷史事件、生動的人物形象、曲折的情節，為後世小說的創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和敘事模式。後世小說，無論是歷史小說還是民間傳奇，都深受其影響。

本題主要探討蘇軾與辛棄疾在詞史上的定位，分析「豪放詞風」之說的成因及其局限性，並要求結合具體詞作進行論證。

一、蘇軾與辛棄疾詞風的並稱與「豪放」標籤：

長久以來，文學史與詞史將蘇軾與辛棄疾並稱為「豪放詞風」的代表。這種說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宋的詞評家，如嚴羽在《滄浪詩話》中提到蘇軾「以詩為詞」，其詞「句讀句句皆有，而氣勢自不可遏」。而對辛棄疾，則有「稼軒詞，蓋亦以詩為詞者，但豪放過之」的說法。

這種並稱與「豪放」的標籤，主要基於以下幾個方面的觀察：

1. 題材的開闊與宏大： 蘇軾與辛棄疾的詞，突破了傳統詞作多寫兒女情長、風花雪月的侷限，大量取材於人生哲理、政治抱負、歷史事件、山川景物，甚至個人遭遇。他們將士大夫的胸襟、抱負、憂患意識融入詞中，展現出宏大的氣象。
2. 情感的激昂與飽滿： 他們的詞中，常常流露出壯志未酬的感慨、報國無門的憤懣、人生哲理的探索，以及對人生際遇的灑脫或不甘，情感濃烈，氣勢磅礴。
3. 語言的雄健與開闊： 相較於婉約詞的細膩、柔美，他們的詞語言風格更為雄健、開闊，有時甚至參入詩、文、賦的筆法，形成一種「以詩為詞」、「以文為詞」的風格。
4. 意境的壯闊與高遠： 他們所營造的意境，往往超越個人情愛，達到了更為廣闊、高遠的層次，具有一種歷史的厚重感和人生的高度。

二、產生「豪放」評述的詞觀基礎：

這種評述的產生，是基於當時及後世對詞的「詞性」與「詞品」的理解，以及對文學創作的價值取向：

1. 「詞為詩之餘」的觀念： 尤其在蘇軾之後，詞逐漸擺脫了早期作為「宴樂歌詞」的約束，士大夫開始將其視為抒發個人情懷、展現才華的載體。蘇軾本人就主張「詞， ought to be poetry in disguise」，即詞應該具有詩的品格和氣度。這種「以詩為詞」的觀念，鼓勵了詞作題材的擴展和語言風格的雄健化。
2. 對士大夫精神的推崇： 詞不僅是文學創作，也承載著士大夫的政治理想、人生態度和道德情操。他們將個人遭際與國家命運相聯繫，將人生哲理融入詞中，體現了儒家「兼濟天下」的價值觀。這種對士大夫精神的認同，使得具有宏大氣象、飽滿情感的作品更容易獲得讚賞。
3. 與婉約詞的對比： 在詞史上，與婉約詞（如柳永、李清照）相對照，蘇辛的詞風顯得更加雄渾、開闊，這種對比突顯了他們「豪放」的特質。

三、評述的局限性：

儘管「豪放」成為蘇辛詞風的標籤，但這種評述也存在明顯的局限性，未能充分道盡他們詞作成就的全部：

1. 未能涵蓋其全部風格：
   • 蘇軾： 蘇軾的詞風並非僅僅是豪放。他既有《念奴嬌·赤壁懷古》的雄渾，也有《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的哲理與清曠，更有《蝶戀花·花褪殘紅青杏小》的細膩情緻，以及《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的超然物外。他的詞風是多樣的，具有開闊的境界和深刻的哲思。
     • 舉例：

本題考查明代後期文壇的「至情」、「以真為貴」的文學思潮，以及湯顯祖在其戲曲創作中如何體現這些思想，並要求結合具體作品進行分析。

一、「至情」與「以真為貴」對明代後期文壇的意義：

明代後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市民階層的興起，以及社會思潮的變革，文學領域出現了反對擬古、反對虛偽、提倡真摯情感和真實生活的文學思潮。其中，「至情」與「以真為貴」是這一時期重要的文學主張。

1. 文學觀的轉變：

   • 反對擬古與空談： 明代前期，以「前後七子」為代表的復古派，主張學習先秦兩漢、唐宋的文學，強調摹擬、化用，導致文學創作流於形式主義，缺乏真情實感。後期文學家對此進行反思，認為文學應當反映真實的生活和情感，而非空洞的模仿。
   • 強調個性解放與情感抒發： 「至情」主張文學應當真實地表達人的內在情感，尤其是那些被壓抑、被社會規範所束縛的情感，如愛情、友情、對自由的嚮往等。這與當時的社會思潮，如王陽明心學「致良知」的影響，以及市民階層對個體價值的追求有關。
   • 「以真為貴」的現實關懷： 「以真為貴」則強調文學內容的真實性，要求文學反映社會現實，刻畫真實的人物，揭示真實的生活面貌。這與當時出現的許多具有現實主義傾向的小說、戲曲有關，它們開始關注社會底層人物，描寫他們的喜怒哀樂。

2. 對文學創作的影響：

   • 題材的拓展： 文學題材從傳統的歷史、宮廷、神仙轉向更貼近現實生活，如市民生活、愛情悲劇、社會弊病等。
   • 人物塑造的真實性： 人物形象不再是臉譜化的善惡對立，而是變得更加複雜、立體，具有人性的弱點和真實的情感波動。
   • 語言風格的自然與生動： 追求語言的自然流暢，貼近口語，避免雕琢與虛偽。

二、湯顯祖對「至情」與「以真為貴」的推崇與創作實踐：

湯顯祖是明代後期最傑出的戲曲家之一，他的作品，特別是「臨川四夢」，深刻地體現了「至情」與「以真為貴」的思想。

1. 「至情」的體現：
   • 愛情為核心： 湯顯祖的戲曲，尤其是《牡丹亭》，將「情」置於極為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對男女之情的歌頌。他認為，人的情感是真實、自然的，是生命活力的體現。
   • 超越現實的「情」： 《牡丹亭》中的杜麗娘為情而死、為情而生，其愛情超越了世俗的禮教、生死界限，體現了湯顯祖對純粹、至高無上情感的追求。這種「情」，被視為比生命、禮教更為重要的東西。
     • 舉例：《牡丹亭》
       • 杜麗娘的「情」： 杜麗娘因夢而愛上柳夢梅，現實中無法實現，便「因情成鬼」，死後魂遊地府，仍苦苦尋覓。她的「情」是如此強烈，以至於能穿透生死，最終感動了神明，實現了「還魂」。這正是對「至情」的極致描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