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 年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社會學》

本題主要在探討涂爾幹的自殺論，以及自殺的社會學意涵與防範。涂爾幹是社會學的奠基者之一，其「自殺論」是其重要代表作，強調自殺並非單純的個人心理或生理因素所能完全解釋，而是與社會結構、社會整合及社會規範的失調有密切關係。

（一）涂爾幹的「自殺論」觀點與自殺類型：
涂爾幹在其著作《自殺論》(Le Suicide, 1897) 中，主張自殺率在不同社會、不同群體中存在顯著差異，且這些差異無法單純以個人因素（如精神疾病、模仿等）來解釋。他認為，社會因素是影響自殺率的關鍵。他透過對歐洲各國自殺率的統計分析，歸納出兩種主要的社會力量，分別是「社會整合」(social integration)與「社會調節」(social regulation)，並以此建構出四種自殺類型：

1. 利己型自殺 (Egoistic Suicide)：

   • 觀點：當個人與社會群體之間的社會整合程度過低時，個體缺乏歸屬感與社會連結，感到孤立無援，對社會失去認同，因此容易走向自殺。
   • 情況：常見於社會結構鬆散、個人主義盛行的社會，或是在宗教團體中，個人與團體連結薄弱（如新教相較於天主教），或是在家庭中，單身者、無子女者之自殺率高於有配偶或子女者。

2. 利他型自殺 (Altruistic Suicide)：

   • 觀點：當個人與社會群體之間的社會整合程度過高時，個體過度融入群體，將群體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甚至願意為群體犧牲。
   • 情況：常見於軍隊、傳統社會的某些部落，或是當個人為榮譽、為國家、為宗教而自殺時。例如，神風特攻隊的飛行員、某些部落中為長者殉葬的行為。

3. 失範型自殺 (Anomic Suicide)：

   • 觀點：當社會調節失靈，社會規範模糊不清、瓦解或失效，導致個體對社會失去明確的行為準則與目標，感到無所適從，產生迷失感與焦慮，進而導致自殺。
   • 情況：常見於社會快速變遷時期（如經濟蕭條或繁榮時期）、社會結構劇烈變動、法律或道德規範失效時。例如，經濟大蕭條時期，許多人因失業、資產歸零而感到失落；經濟景氣時，人們因期望過高而失落的自殺。

4. 宿命型自殺 (Fatalistic Suicide)：

   • 觀點：當社會調節過度，個體受到過度壓迫，缺乏自由與希望，感到窒息，進而走向自殺。
   • 情況：常見於奴隸、過度嚴苛的監獄環境、或是在極度壓抑的婚姻關係中。涂爾幹認為這種情況較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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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殺是個人行為還是社會行為？
從涂爾幹的理論來看，自殺絕對不僅僅是個人行為，更是深刻的社會行為。雖然自殺的行為主體是個人，其最終的行動也由個人執行，但其背後的原因、發生的機率，卻受到社會結構、社會規範、社會整合程度等社會因素的強烈影響。

• 個人行為的面向：自殺確實涉及個人的心理狀態、情緒、思想、價值觀、精神健康狀況等。
• 社會行為的面向：
  • 統計上的規律性：涂爾幹發現，不同社會群體（如宗教、婚姻狀況、職業、性別）的自殺率存在顯著且穩定的差異，這顯示了社會因素的影響力。

本題主要探討社會學中關於貧窮的核心概念，包括貧窮的定義、貧窮文化、貧窮與階級的關係、貧窮的成因，以及社會學視角的解決方案。

一、貧窮 (poverty) 與貧窮文化 (the culture of poverty)：

• 貧窮 (poverty)：
  從社會學角度來看，貧窮不僅是指經濟上的匱乏，更是一種社會結構性的現象。貧窮可以從兩個主要面向來理解：

  • 絕對貧窮 (Absolute Poverty)：指基本生活需求（如食物、衣物、住所、醫療）無法滿足的狀態。這是一種客觀的、以基本生存線為標準的貧困。
  • 相對貧窮 (Relative Poverty)：指與特定社會中多數人相比，在資源、機會、社會參與等方面處於劣勢的狀態。相對貧窮是一種社會比較下的概念，即使在富裕社會，仍可能存在相對貧窮的人口。社會學更關注相對貧窮，因為它反映了社會不平等與資源分配的結構性問題。

• 貧窮文化 (the culture of poverty)：
  此概念主要由社會學家 Oscar Lewis 在研究墨西哥及美國的貧困人口時提出。他認為，生活在貧困環境中的人們，會發展出一套特定的價值觀、行為模式、生活習慣和社會關係，以適應並應對其艱困的生存環境。這套模式會代代相傳，形成一種「貧窮文化」。
  「貧窮文化」的特徵可能包括：缺乏對未來的規劃、即時行樂的價值觀、對權威的懷疑、低度參與社會機構、強烈的家庭連結但較弱的鄰里關係等。
  重要批判：Lewis 的「貧窮文化」理論曾受到廣泛批評，認為它過於強調貧困人口的內部因素，而忽略了外部的社會結構性限制（如缺乏機會、歧視、教育資源不足等）才是造成貧困的主要原因。許多社會學者認為，這些所謂的「貧窮文化」特徵，更像是貧困環境下的「生存策略」，而非內在的文化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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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貧窮與社會階級的關係：
貧窮與社會階級（Social Class）之間存在著極為密切且複雜的關係，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階級是貧窮的結構性根源：
   社會階級是指人們在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位置，通常基於財富、收入、職業、教育程度等因素劃分。馬克思主義社會學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對立（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是造成貧窮的根本原因，因為資本家透過剝削勞動力的剩餘價值來積累財富，而工人階級則被置於相對不利的位置。

2. 階級決定資源分配與機會：
   不同的社會階級享有不同的社會資源（如教育、醫療、人脈、法律保護）和機會。高階級者更容易獲得優質教育，從而進入高薪職業；低階級者則面臨資源匱乏和機會不均等，難以擺脫貧困的循環。

3. 階級決定生活方式與價值觀：
   雖然「貧窮文化」理論受到質疑，但不同階級確實可能發展出不同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和行為模式，這也可能影響他們對貧窮的認知和應對方式。然而，這種差異更多是結構性限制的結果，而非本質上的文化差異。

4. 階級固化與貧窮的代際傳遞：
   社會階級具有一定的固化性，低階級者難以向上流動，高階級者則傾向於將其優勢傳遞給下一代。這種階級固化使得貧窮問題難以解決，容易形成代際貧窮。

總之，貧窮往往是社會階級結構不平等的一種體現和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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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造成貧窮問題的主要原因：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造成貧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且相互交織，主要可歸納為以下幾類：

1. 結構性因素 (Structural Factors)：
   • 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的變遷（如去工業化）、全球化競爭、技術進步導致的就業機會減少、低薪就業的擴張。
   • 勞動市場的雙元化：存在高薪、穩定的「核心」勞動市場與低薪、不穩定的「邊緣」勞動市場，許多人被困在邊緣市場。
   • 分配不均：財富和所得分配的極端不均，是造成貧窮最直接的結構性原因。
   • 教育機會不均：優質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均，限制了低階級者的向上流動。
   • 社會福利制度的不足：社會安全網（如失業救濟、最低工資、社會援助）的覆蓋範圍和給付水平不足，無法有效保障基本生活。

本題旨在探討德國社會學家 Ulrich Beck 所提出的「風險社會」概念，並分析其與社會階級的關係、當代社會的新風險，以及相應的防範與管理機制。

一、何謂「風險社會」(Risk Society)？

「風險社會」是 Ulrich Beck 在其著作《風險社會：邁向另一種現代性》(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1986) 中提出的重要概念。他認為，現代社會已經從早期工業化時期追求「財富分配」的社會，轉變為一個主要關注「風險分配」的社會。

其核心觀點如下：

1. 風險的生產與累積：現代社會的科技發展、工業生產、全球化等活動，不再只是生產財富，同時也生產出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的、難以預測且可能具有毀滅性的風險。這些風險（如核能事故、環境污染、基因改造、金融危機）與傳統的自然災害不同，它們是人類活動的產物，且其影響範圍廣泛，可能波及全球，甚至影響後代。
2. 風險的「去物質化」與「非在地化」：與傳統的物質性風險（如飢荒、瘟疫）不同，現代風險往往是「無形的」、「難以察覺的」，例如化學物質的長期影響、氣候變遷的累積效應。同時，風險的來源與影響可能「非在地化」，例如核災可能影響全球，金融危機可能由一國蔓延至全球。
3. 風險的「不可補償性」與「不可測性」：許多現代風險一旦發生，其後果是難以彌補的（如核污染、物種滅絕），且其發生機率與影響程度難以精確預測，增加了社會的不確定性。
4. 風險的「社會建構性」：風險並非全然客觀存在，而是透過科學、媒體、政治、社會的討論與建構而產生其社會意義。社會如何認知、定義、評估和應對風險，決定了風險的社會影響。
5. 風險意識的提升：隨著資訊的傳播，公眾對風險的意識不斷提升，人們開始質疑科技與工業發展的負面後果，並要求更高的安全標準與參與決策的權利。

總之，「風險社會」是一種現代社會的新常態，人們必須不斷面對和管理由自身活動所生產出來的複雜、大規模、難以預測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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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風險與社會階級的關係：

Beck 認為，在風險社會中，傳統的社會階級結構在風險的生產和分配上，仍然扮演重要角色，但其關係變得更加複雜和模糊。

1. 風險的生產者與受益者：

   • 生產者/受益者：傳統上，擁有資本、權力的高階級者，是現代工業與科技發展的主要推動者，也是其早期利益的獲取者。他們可能在決策過程中，將風險外部化（例如將污染工廠設在勞工階級社區）。
   • 受害者：相對而言，低階級者（勞工階級、貧困人口）往往更容易暴露在風險之下，例如居住在污染嚴重的地區、從事高風險工作、缺乏資源來應對風險的衝擊。

2. 風險的「再階級化」(Re-stratification)：
   Beck 指出，雖然一些風險（如氣候變遷、核災）具有「非在地性」和「普遍性」，似乎能「消弭」階級差異，但實際上，風險的影響並非均勻分布。高階級者通常擁有更多資源（金錢、知識、權力）來規避、轉移或應對風險，例如居住在更安全、更環保的社區，擁有更好的醫療保險。而低階級者則缺乏這些資源，因此對風險更加脆弱。這種情況導致風險的分配具有「再階級化」的效應，即風險的累積加劇了原有的社會不平等。

3. 風險意識與階級差異：
   不同階級對風險的認知和反應也可能不同。高階級者可能更能接觸到關於風險的專業資訊，並有能力參與風險決策；而低階級者可能對風險的認知相對模糊，或其擔憂更多集中在當下的基本生存問題。

4. 「風險的全球化」與「階級的全球化」：
   全球化使得風險（如金融危機、環境污染）可以跨越國界傳播，但同時，全球化的勞動分工也可能加劇了某些地區（通常是發展中國家或貧困地區）的勞工暴露於更高風險的勞動條件。

因此，儘管風險社會的某些特徵似乎超越了傳統階級界線，但社會階級仍然深刻地影響著人們暴露於風險的程度、應對風險的能力，以及風險對其生活造成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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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1世紀出現的「新」社會風險：
進入21世紀，隨著科技的飛速發展、全球化的深化以及社會結構的變遷，出現了許多新的社會風險，它們對人類社會發展產生了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1. 氣候變遷與大規模環境破壞：

   • 風險：全球暖化、極端天氣事件（如超級颱風、乾旱、洪水）、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樣性喪失、水資源短缺。
   • 影響：直接威脅人類生存環境，引發糧食危機、大規模遷徙、資源衝突，間接影響經濟發展、社會穩定。

2. 生物科技與基因工程風險：

   • 風險：基因改造食品的長期健康影響、基因編輯技術（如 CRISPR）的倫理爭議與潛在失控風險、人造疾病或生物武器

本題要求從全球化的角度，分析中美貿易戰對全球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影響與衝擊，並進一步探討其是否會造成全球社會發展的分歧與分裂。

一、中美貿易戰對全球經濟和全球社會發展的影響與衝擊：
中美貿易戰，自2018年3月起，美國基於其國內法（如《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款）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中國隨後也採取報復性措施，這場持續數年的貿易摩擦，對全球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對全球經濟的影響與衝擊：

1. 全球貿易額與經濟成長放緩：

   • 直接影響：關稅的增加提高了商品成本，抑制了進出口貿易量，導致全球貿易額增長放緩。
   • 間接影響：貿易戰增加了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企業投資意願降低，消費者信心受挫，進而影響全球經濟成長的步伐。IMF、WTO 等國際組織多次下調全球經濟增長預期。

2. 全球供應鏈的重塑與重組：

   • 供應鏈中斷與轉移：為規避關稅，許多跨國企業被迫調整其供應鏈，將生產基地從中國轉移到東南亞（如越南、馬來西亞）、墨西哥等國家，或進行「中國+1」的策略。
   • 供應鏈「碎片化」與「區域化」：貿易戰促使全球供應鏈從過去高度整合、效率優先的模式，轉向更加分散、強調韌性與區域化的模式。這可能導致供應鏈的效率降低，但能提高對地緣政治風險的抵禦能力。

3. 金融市場波動與資本流動變化：

   • 股市波動：貿易戰消息的傳遞，常引發全球股市的劇烈波動，特別是與中美貿易相關的行業。
   • 資本外流與迴流：部分資本從中國撤離，尋求更穩定的投資環境；同時，部分國家（如美國）也鼓勵產業回流，以減少對單一國家供應鏈的依賴。

4. 大宗商品價格波動：

   • 農產品影響：中國減少從美國進口農產品（如大豆），導致美國農民受損，也影響了全球農產品價格。
   • 其他商品：鋼鐵、汽車、電子產品等領域的關稅戰，也影響了相關大宗商品的價格和市場需求。

5. 全球投資環境惡化與不確定性增加：

   • 投資風險：貿易戰加劇了全球投資的不確定性，企業難以做出長期投資決策，影響了全球FDI（外國直接投資）的規模和流向。
   • 保護主義抬頭：中美貿易戰的行為，可能鼓勵其他國家也採取貿易保護主義措施，進一步損害全球自由貿易體系。

對全球社會發展的影響與衝擊：

1. 全球化進程受阻與逆全球化思潮抬頭：

   • 對自由貿易的質疑：貿易戰削弱了人們對全球化和自由貿易體系（如WTO）的信心，逆全球化、國家主義、保護主義思潮在多國抬頭。
   • 地緣政治競爭加劇：中美貿易戰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大國戰略競爭的體現，加劇了地緣政治的緊張關係。

2. 貧富差距可能擴大：

   • 國內影響：在受影響的國家，產業調整可能導致部分地區或行業出現失業，加劇國內貧富差距。例如，美國部分地區的農民因中國減少進口而生計受影響。
   • 國際影響：部分國家因被排除在供應鏈重組之外，或因成為關稅戰的犧牲品，可能在經濟發展上更加落後，加劇南北差距。

3. 技術發展與合作受阻：

   • 技術脫鉤 (Decoupling)：美國限制對中國高科技企業（如華為）的技術出口和合作，推動了所謂的「技術脫鉤」，阻礙了全球技術的自由流動與合作。
   • 科技領域的陣營化：科技競爭可能導致全球形成不同的技術標準和生態系統，不利於全球科技的整體進步。

4. 國際合作與全球治理體系面臨挑戰：

   • 削弱多邊主義：貿易戰直接挑戰了以WTO為代表的多邊貿易體系，削弱了國際合作的基礎。
   • 全球性問題應對困難：在氣候變遷、公共衛生（如疫情）、反恐等全球性問題上，大國間的對立與不信任，將嚴重阻礙國際合作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