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年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

本題旨在釐清敘事（narrative）與論述（discourse）這兩個重要概念的異同。兩者都與語言、意義的建構有關，但側重的層面不同。

核心概念說明：

• 敘事 (Narrative)： 指的是一種組織事件、情節，以傳達意義的結構或模式。它通常包含時間性、因果關係、角色、情節發展等元素。敘事是關於「發生了什麼事」以及「這些事如何連結」的講述方式。文學、歷史、新聞報導、日常對話中，都充滿著敘事。
• 論述 (Discourse)： 指的是一種更廣泛的、與權力、知識、社會實踐緊密結合的語言使用模式。論述不僅僅是語言的呈現，更是一種建構特定現實、主體、知識的方式。它關注語言如何被使用來生產意義、確立身份、劃定界線、實踐權力。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的重點在於語言背後的社會、文化、政治脈絡。

兩者差異比較：

1. 層次與範圍：

   • 敘事是論述的一種形式或構成要素。論述的範圍比敘事更廣，論述包含敘事，但論述還包括其他語言實踐、非語言符號、以及與之相關的社會實踐。
   • 例如，一個關於「國家認同」的論述（discourse）可能包含了許多不同的敘事（narratives），例如描寫建國歷史的敘事、領導人演講的敘事、個人成長經歷的敘事等。

2. 關注點：

   • 敘事主要關注事件的組織、情節的呈現、意義的傳達。它涉及「說了什麼故事」。
   • 論述則關注語言使用的社會功能、權力關係、知識建構、身份形塑。它涉及「為何如此說」、「說話的權力在哪裡」、「這種說法如何影響我們如何理解世界」。

3. 時間性與因果性：

   • 敘事通常具有明顯的時間順序和因果關係，即使是倒敘或插敘，最終也會指向某種時間線和因果鏈。

本題要求考生說明對「文化研究」的理解，包含其淵源、發展，並舉例闡述一個具體主題與相關理論。

一、文化研究的理解、淵源與發展：

理解：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並非一個單一、統一的學科，而是一個跨學科的、邊緣性的研究領域。其核心在於關注文化與權力、社會結構、身份認同之間的複雜關係。它不只研究傳統意義上的「高雅文化」（如文學、藝術），更關注日常生活的文化實踐（如流行音樂、電影、電視、時尚、飲食、節慶等），並視這些實踐為生產意義、協商權力、形塑主體的重要場域。文化研究強調文化並非被動接受，而是主體積極參與、協商、甚至抵抗的過程。

淵源：
文化研究的興起主要可追溯到 20 世紀中葉的英國，其主要淵源包括：

1. 英國伯明罕學派 (Birmingham School of Cultural Studies)：

   • 精神： 這是文化研究最重要的發源地。以史都亞特．霍爾（Stuart Hall）、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人為代表。他們對當時社會變遷、階級、媒體、青年次文化等現象進行了開創性的研究。
   • 核心關懷： 關注大眾文化（popular culture）的生產、消費與意義協商，特別是工人階級和青年次文化的文化實踐與抵抗。他們引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但進行了重要的修正，強調文化並非僅是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而具有相對的自主性，是生產與協商意義的關鍵場域。

2. 馬克思主義與新馬克思主義：

   • 提供了解析權力、階級、意識形態的理論工具。霍爾等學者深受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權」（hegemony）概念影響，用以理解文化如何成為權力鬥爭的場域，以及文化如何被用來維持或挑戰社會現狀。

3. 符號學 (Semiotics)：

   • 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和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符號學理論，提供了分析文化文本（text）意義生產的工具，理解符號如何構成意義，以及文化符號背後的意識形態。

4. 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

   • 提供了解析語言、文本、文化結構的理論視角。後結構主義（如傅柯的論述理論）對文化研究影響深遠，強調知識、權力、主體的建構性，以及文化實踐的複雜性。

發展：
文化研究從英國的發源地擴散到全球，並發展出不同的分支與面向：

1. 全球化與後殖民文化研究： 關注全球化過程中，不同文化之間的互動、衝突、融合，以及後殖民地區的文化主體性建構、文化再現等議題。
2. 性別與酷兒研究： 運用性別理論、女性主義、酷兒理論，分析性別、性取向在文化生產與再現中的作用。
3. 媒體與傳播研究： 深入探討數位媒體時代的文化現象、網路文化、粉絲文化等。
4. 族裔與身份研究： 關注種族、族裔、移民身份在文化中的呈現與協商。
5. 當代藝術與流行文化研究： 持續關注當代藝術、音樂、電影、時尚等各種流行文化形式的分析。

二、感興趣的文化研究主題闡述：

本題要求考生闡釋三個重要的理論名詞：能動性（agency）、混雜（hybrid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並說明其相關理論與概念。

一、能動性 (Agency)

• 核心概念：
  能動性（Agency）指的是個人或群體在特定社會結構、文化情境中，採取行動、做出選擇、影響自身及周遭環境的能力。它強調主體並非完全被結構所決定，而是擁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能動性，能夠進行能動的實踐（agency practices）。

• 相關理論與爭議：

  1. 結構與能動性的辯證關係：
     這是能動性理論的核心議題。社會學家如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結構化理論」（Structuration Theory）試圖調和結構（structure）與能動性（agency）的二元對立。紀登斯認為，結構（如社會規範、制度）既是能動性得以發揮的條件，也是能動性實踐的結果。我們透過日常的行動（能動性）來生產和再生產社會結構，而結構同時也規範和賦予我們行動的能力。
  2. 文化研究中的能動性：
     在文化研究中，能動性尤其重要。它關注人們如何積極地參與文化的生產與消費，如何協商、抵抗或挪用主流的文化意義。例如，史都亞特．霍爾（Stuart Hall）在討論媒體接收時，提出「主導-同意」（dominant-hegemonic）、「協商式挪用」（negotiated-apposition）、「對立式挪用」（oppositional-reading）三種接收模式，後兩者都體現了接收者（主體）的能動性，他們並非被動接受媒體訊息，而是能根據自身經驗與立場進行解讀與回應。
  3. 批判理論的觀點：
     一些批判理論家（如早期法蘭克福學派）傾向於強調結構（如資本主義、媒體工業）對主體的壓制，認為主體的能動性受到極大限制，容易陷入「大眾文化」的迷思。然而，後來的文化研究更傾向於承認主體能動性的空間，即使是在高度結構化的環境中。
  4. 實踐理論：
     像是皮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實踐理論」（theory of practice），也探討了「慣習」（habitus）與「場域」（field）的關係。慣習是主體內化的社會結構，而場域則是主體行動的空間。主體透過慣習在這個場域中進行策略性的行動，展現其能動性。

• 小結：
  能動性強調個體或群體在特定條件下，能夠進行有意識的行動、做出選擇並產生影響的能力。它不是絕對的自由，而是在結構的限制與可能性中，主體能動實踐的體現。

二、混雜 (Hybridity)

• 核心概念：
  混雜（Hybridity）指的是兩種或多種文化、元素、實踐、語言、身份等結合、交融、並置後所產生的新形態。它強調的是一種「雜種」或「混合」的狀態，這種狀態並非簡單的相加，而是產生了新的、原初元素無法單獨解釋的特質。混雜通常發生在文化接觸、交流、衝突的過程中。

• 相關理論與思想家：

  1. 後殖民理論：
     混雜性是後殖民理論的核心概念之一。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是討論混雜性最重要的理論家。他認為，在殖民與被殖民的互動中，會產生一種「第三空間」（third space），這個空間既非全然屬於殖民者，也非全然屬於被殖民者，而是在兩者交匯、滲透、衝突中形成的「中間地帶」（in-between）。這種中間地帶充滿了不確定性、模糊性，但也孕育著新的主體性與抵抗的可能性。巴巴強調混雜的「反對稱性」（ambivalence），即殖民權力與被殖民者的抵抗之間，在文化接觸中會產生互相滲透、互相改變的複雜動態。
  2. 文化融合與在地化（Glocalization）：
     混雜性也與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融合現象相關。

本題要求考生從上一題的「能動性(agency)」、「混雜(hybrid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三者中，選擇其一作為理論依據，並以臺灣文學或文化文本為例進行具體分析。

（以下以「互文性」作為理論依據，並以**吳明益的《複眼人》**為例進行分析。考生可依據自身熟悉度選擇其他文本與理論。）

理論依據：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

互文性理論認為，任何文本的意義都不是孤立產生的，而是透過與其他文本的對話、引用、挪用、轉化而建構。文本是「引文的織錦」，其意義是在讀者將之與自身已有的文本知識網絡連結時產生的。

臺灣文學/文化文本範例：吳明益《複眼人》

吳明益的《複眼人》是一部充滿複雜互文性的文學作品。它不僅在情節、角色、主題上與眾多文本產生關聯，更在形式、語言、以及其所承載的環境倫理觀念上，進行了深刻的對話與轉化。

具體分析：

1. 與西方科學/哲學文本的互文：
   • 主題與觀念的對話： 《複眼人》的核心主題之一是關於人類與自然（特別是海洋生態）的關係，以及對現代文明的批判。這顯然與西方生態批評（Ecological Criticism）的傳統、以及諸如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所開啟的環境意識運動有著深厚的互文關係。小說中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反思，對生物多樣性滅絕的憂慮，都是對西方現代性思想中人與自然二元劃分的直接質疑與回應。
   • 對「複眼」觀念的挪用： 小說標題「複眼」取自德勒茲（Gilles Deleuze）與加塔利（Félix Guattari）的哲學概念，特別是他們在《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中提出的「根莖」（rhizome）概念，強調非線性的、多中心的、網絡狀的組織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