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 年 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

本題旨在探討文本中呈現的俄羅斯殖民主義如何透過語言進行，以及「解殖」的過程。考生需要結合文本內容，論述殖民主義、語言與解殖三者間的關係，並提出個人看法，最後將此經驗與台灣的狀況進行比較。

核心觀念：

1. 殖民主義與語言的關係： 殖民者常透過推廣其語言來建立文化霸權，壓制被殖民者的母語，進而影響其認知、歷史、文化認同。
2. 語言作為殖民工具： 語言不僅是溝通工具，更是權力與文化宰制的載體。殖民者能透過語言控制資訊的傳播與解讀。
3. 解殖（Decolonization）： 指被殖民者擺脫殖民者思想、文化、語言宰制，重新找回主體性與文化認同的過程。語言的「去殖民化」是其中重要一環。
4. 身分認同與語言： 個人與群體的語言使用習慣、偏好，往往與其身分認同、歷史經驗、社會地位緊密相連。

文本分析與論述：

1. 俄羅斯殖民主義與語言宰制：

   • 作者出身烏克蘭語家庭，但父母因「受殖民統治的制約」，認為說俄語才能顯得「受過教育」、獲得專業發展，因此在公開場合說俄語，僅私下對長輩說烏克蘭語。
   • 作者被送往俄語學校，學習烏克蘭的知識與文化，都是透過俄語及俄羅斯影響的課程，這扭曲了其對自身歷史、文學、文化的認知，使其變得「簡化、令人迷失方向、無趣」，文學「幼稚無聊」，文化「原始、可笑且疏離」。
   • 即使烏克蘭獨立後，教育改革緩慢，教科書仍是蘇聯時期的版本，烏克蘭語的學習與自我認同建構仍需付出努力。
   • 俄羅斯更進一步以「豐厚的俄語合約」吸引烏克蘭的創作者，促使他們用俄語創作，這是殖民主義的勝利，不僅侵入並重塑身份，更將被殖民者與世界隔絕。語言的支配是關鍵工具。
   • 作者提到，俄語的「語言過濾器」（linguistic filter）會讓烏克蘭人感覺與不被俄羅斯理解或連結的世界疏離。

2. 解殖的歷程：

   • 作者的「去殖民化」經驗始於 2000 年代初，開始日常說烏克蘭語，進而發現自身知識的扭曲。
   • 父母意識到讓作者說俄語的錯誤，花費積蓄讓作者學習英語，這成為作者解殖的重要基石。作者透過英語接觸到藝術、研究、第一手新聞，第一次感受到與世界的連結。
   • 作者未依賴俄語翻譯，這有助於其解殖歷程，並透過英語接觸更多殖民主義的案例，連結自身國家的歷史。
   • 作者認為，擺脫俄語語言的過濾器，讓其烏克蘭敘事得以連結全球脈絡，理解自身經驗與他者為何。這瓦解了殖民最深層的影響——不再感到疏離、困惑。
   • 作者也警惕，英語並非完美的解殖工具，它本身也可能投射「西方中心」的凝視（westplaining），因此也需要「另一種解殖」。
   • 作者學習了其他語言，避免依賴單一殖民者的語言，並每日練習烏克蘭語，以母語傳達其解殖經驗。

3. 殖民主義、語言與解殖的關係：

   • 殖民主義： 透過強勢的語言，殖民者得以滲透、重塑被殖民者的文化、歷史觀、價值體系，並將其與世界隔絕，維持文化與資訊的單向壟斷。

本題旨在探討台灣的多元文化主義，特別是其與「身分政治」的關係，並連結至「殖民主義」的面向，要求考生闡述其看法。這是一道高度理論化且結合在地經驗的題目，需要考生對多元文化主義、身分政治、殖民主義等概念有清晰的理解，並能進行批判性分析。

核心觀念：

1. 多元文化主義 (Multiculturalism)： 指承認並尊重社會中不同文化群體並存的理念與實踐，強調文化多樣性、平等與互相尊重。
2. 身分政治 (Identity Politics)： 指基於共同的社會身分（如族裔、性別、宗教、性傾向等）而形成的政治動員與主張，旨在爭取特定群體的權利、承認與資源。
3. 殖民主義 (Colonialism)： 指一個國家或民族對另一個國家或民族進行政治、經濟、文化上的統治與剝削，並常伴隨文化侵略與同化。
4. 「黨國時期中華殖民主義」： 指國民黨政權在台灣時期，推行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政策，壓制在地文化（如台語、原住民語），將台灣納入其「一個中國」的論述框架，這被視為一種文化上的殖民。

題目結構與答題方向：

1. 何謂多元文化主義？

   • 多元文化主義是一種社會哲學與政治實踐，主張在單一國家或社會中，承認並尊重多個文化群體的存在與價值。其核心精神是肯定文化多樣性，反對文化同質化，並追求文化群體間的平等對待。

2. 台灣以族群形構的多元文化政策（或政策精神）為何？問題出在哪裡？

   • 政策精神： 台灣的多元文化政策，尤其在解嚴後，逐漸走向承認與保障各族群（包括閩南、客家、原住民、新住民、外省第二代等）的文化權益。其精神在於打破過去以漢人單一文化為主的意識形態，肯定台灣作為一個多元族群社會的現實。
   • 政策實踐： 體現在教科書納入多元族群歷史文化、推動本土語言教育、設立原住民保留區、保障新住民的權益等。
   • 問題所在：
     • 「黨國時期中華殖民主義」的遺緒： 過去國民黨的「漢族中心」、「中華文化至上」的政策，壓制了台灣本土語言與文化，其影響至今仍在。當代多元文化主義的建構，一定程度上是在對抗這種遺緒。
     • 身分政治的限制（如美國經驗所言）：
       • 國家分裂： 過度強調族群身分，可能導致社會群體間的對立與隔閡，難以形成強大的國家認同，國家反而更加分裂。
       • 身分碎裂： 個人可能有多重身分，但身分政治有時會將人簡化為單一或最顯著的身分，導致身份的碎片化，例如，一個同時是女性、原住民、佛教徒的人，可能在不同的身分政治運動中被切割。
       • 未能解決根本問題： 有時身分政治聚焦於象徵性的承認，而忽略了更深層的經濟、社會結構性不平等問題。
     • 台灣的獨特情境： 台灣的多元文化主義，除了族群，還涉及「台灣人」與「中國人」的認同辯論，以及與中國的政治關係。這使得台灣的多元文化主義，更具複雜的政治意涵。

3. 台灣的多元文化主義是否跟西方（美國）一樣彰顯出身分政治的限制？

   • 相似之處：

本題要求考生闡述傅科的「全景敞式主義」與德希達的「自我技術」這兩個概念的重點。這兩位思想家皆是後結構主義的重要代表，其理論對當代人文學科產生深遠影響。

核心觀念：

1. 傅科 (Michel Foucault)： 關注權力、知識、主體性之間的關係，其理論常從歷史的微觀角度，揭示現代社會中無所不在的規訓與監控機制。
2. 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 提出「解構」(deconstruction) 的方法論，挑戰二元對立的思維，強調語言的不確定性、文本的開放性，並關注「他者」與「差異」。
3. 全景敞式主義 (Panopticism)： 傅科在《規訓與懲罰》中提出的概念，源自邊沁 (Jeremy Bentham) 的全景敞監獄設計，用以比喻現代社會中無處不在的監控與規訓機制。
4. 自我技術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雖然「自我技術」一詞常與傅科晚期對古希臘哲學的研究連結，但其概念與德希達的解構思想，尤其是在處理主體性、自我建構、以及與他者關係時，有著關聯性（儘管題目將其歸於德希達，這可能是一種誤植或考題的特殊安排，因為「自我技術」更常被認為是傅科晚期理論的核心，與其早期權力論述的「外部監控」形成對比，強調主體如何透過內在實踐來塑造自我。然而，若題目明確要求與德希達連結，則需從解構的角度去理解「自我」的建構與不確定性）。（備註：此處考題將「自我技術」歸於德希達，與學術界普遍認知有異。一般而言，「自我技術」是傅科晚期理論的核心，用以探討個體如何透過各種實踐（如自我反省、書寫、禁慾等）來塑造自我，使其成為道德主體。若硬要連結德希達，可能要從解構「自我」的穩定性、以及「自我」與「他者」之間永恆的差異與延異（différance）來闡釋。但更穩妥的做法是，先闡述「自我技術」在傅科理論中的位置，再嘗試連結德希達的解構思想。）

一、 米歇爾·傅科 (Michel Foucault) 的「全景敞式主義」(Panopticism)

• 概念來源： 傅科借用了邊沁 (Jeremy Bentham) 的「全景敞監獄」(Panopticon) 設計。這個設計的特點是中央有一個高塔，四周是環形的牢房。牢房的設計使得囚犯能被塔上監獄看守員看見，但囚犯無法確定自己是否被看守員注視。
• 權力運作機制：
  • 可見性與不可見性： 權力（看守員）是可見的，而囚犯（被規訓者）則處於被動的「可見」狀態。但權力的來源（看守員）卻是「不可見」的。
  • 內化監控： 由於囚犯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監視，他們會假設自己隨時可能被看見。這種「不確定性」迫使囚犯內化了監控的機制，自我約束其行為，如同自己就是那個監獄看守員。
  • 效率與普遍性： 這種機制不需要實際的懲罰，而是透過心理壓力達到規訓的目的，且能以極少的資源（一個看守員）管理眾多囚犯。
• 現代社會的應用： 傅科認為，全景敞式主義不僅適用於監獄，更普遍存在於現代社會的各種機構中，如學校、醫院、工廠、軍隊，以及更廣泛的社會監控（如監視器、個人資料收集等）。

本題要求考生將傅科的「全景敞式主義」與（傅科晚期理論中的）「自我技術」概念，應用於分析 2021 年至今的「新冠肺炎台灣文本」（包含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現象）。這是一道典型的理論應用題，考驗考生對理論概念的掌握及將其與現實情境連結的能力。

核心觀念：

1. 全景敞式主義 (Panopticism)： 現代權力如何透過監控、規訓，使個體內化規則，自我約束。
2. 自我技術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個體如何透過內在實踐（如自我反省、遵守規則、道德實踐）來塑造自身，使其成為符合特定規範的主體。
3. 新冠肺炎台灣文本： 指 2021 年至今，台灣社會因 COVID-19 疫情而產生的各種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現象。

理論應用與分析：

一、 全景敞式主義 (Panopticism) 在新冠肺炎台灣文本中的體現：

1. 政治層面：

   • 國家監控與疫情管理： 政府透過各種科技手段（如電子圍籬、實聯制、足跡追蹤、疫苗接種紀錄）來監控疫情的傳播與個體的移動。這些措施，雖然旨在防疫，但強化了國家對公民的監控能力，符合全景敞式主義的「可見性」原則——公民的行為（移動、接觸）對國家而言是可見的。
   • 資訊傳播與輿論導向： 政府與媒體透過不斷發布疫情資訊、防疫政策、風險提示，形塑公眾對疫情的認知與態度。這種訊息的單向傳播，也帶有權力運作的色彩，引導公眾的反應。
   • 「清零」政策與社會控制： 部分國家（雖非台灣主流，但可作為對比或影響）採取的嚴格「清零」政策，透過封鎖、隔離、健康碼等，展現了極致的社會監控與控制，是全景敞式主義的體現。

2. 社會層面：

   • 公民的自我監控與社會壓力： 即使沒有嚴格的強制措施，社會壓力也促使公民進行自我監控。例如，人們會主動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避免前往高風險場所，因為他們知道這些行為會被他人（鄰居、同事、甚至潛在的執法者）看見，或擔心違反社會規範而被視為「不道德」或「危險」。
   • 「吹哨者」與「舉報」文化： 在某些情況下，社會成員可能會互相監督、舉報違反防疫規定者，這進一步強化了全景敞式的監控網絡。
   • 「風險」的社會建構： 疫情將某些群體、場所、行為標籤化為「高風險」，這不僅是科學判斷，也帶有社會建構的成分，可能導致歧視與污名化。

3. 經濟層面：

   • 勞動力的規訓： 遠距工作、居家辦公的普及，雖然帶來彈性，但也可能讓雇主更容易監控員工的工作狀態（如透過軟體追蹤螢幕時間、活動頻率），這是一種數位化的全景敞式監控。
   • 消費行為的改變： 疫情促使線上消費、無接觸服務的興起，這也伴隨著個人數據的收集與分析，為商業機構提供了更多監控與預測消費者行為的機會。

4. 文化層面：

   • 「防疫文化」的形成： 戴口罩、勤洗手、量體溫、使用酒精消毒等，已成為一種新的文化習慣與社交禮儀。這些行為的普及，是通過不斷的社會互動、媒體宣傳、以及個人內化而形成的。
   • 「信任」與「不信任」的文化： 疫情加劇了社會對政府、科學、媒體、甚至鄰居的信任與不信任的辯論，這也影響了人們對資訊的解讀與行為的選擇。

二、 「自我技術」(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在新冠肺炎台灣文本中的體現：

本題要求考生闡述傅科的「全景敞式主義」與德希達的「自我技術」這兩個概念的重點。這兩位思想家皆是後結構主義的重要代表，其理論對當代人文學科產生深遠影響。

核心觀念：

1. 傅科 (Michel Foucault)： 關注權力、知識、主體性之間的關係，其理論常從歷史的微觀角度，揭示現代社會中無所不在的規訓與監控機制。
2. 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 提出「解構」(deconstruction) 的方法論，挑戰二元對立的思維，強調語言的不確定性、文本的開放性，並關注「他者」與「差異」。
3. 全景敞式主義 (Panopticism)： 傅科在《規訓與懲罰》中提出的概念，源自邊沁 (Jeremy Bentham) 的全景敞監獄設計，用以比喻現代社會中無處不在的監控與規訓機制。
4. 自我技術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雖然「自我技術」一詞常與傅科晚期對古希臘哲學的研究連結，但其概念與德希達的解構思想，尤其是在處理主體性、自我建構、以及與他者關係時，有著關聯性（儘管題目將其歸於德希達，這可能是一種誤植或考題的特殊安排，因為「自我技術」更常被認為是傅科晚期理論的核心，與其早期權力論述的「外部監控」形成對比，強調主體如何透過內在實踐來塑造自我。然而，若題目明確要求與德希達連結，則需從解構的角度去理解「自我」的建構與不確定性）。（備註：此處考題將「自我技術」歸於德希達，與學術界普遍認知有異。一般而言，「自我技術」是傅科晚期理論的核心，用以探討個體如何透過各種實踐（如自我反省、書寫、禁慾等）來塑造自我，使其成為道德主體。若硬要連結德希達，可能要從解構「自我」的穩定性、以及「自我」與「他者」之間永恆的差異與延異（différance）來闡釋。但更穩妥的做法是，先闡述「自我技術」在傅科理論中的位置，再嘗試連結德希達的解構思想。）

一、 米歇爾·傅科 (Michel Foucault) 的「全景敞式主義」(Panopticism)

• 概念來源： 傅科借用了邊沁 (Jeremy Bentham) 的「全景敞監獄」(Panopticon) 設計。這個設計的特點是中央有一個高塔，四周是環形的牢房。牢房的設計使得囚犯能被塔上監獄看守員看見，但囚犯無法確定自己是否被看守員注視。
• 權力運作機制：
  • 可見性與不可見性： 權力（看守員）是可見的，而囚犯（被規訓者）則處於被動的「可見」狀態。但權力的來源（看守員）卻是「不可見」的。
  • 內化監控： 由於囚犯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監視，他們會假設自己隨時可能被看見。這種「不確定性」迫使囚犯內化了監控的機制，自我約束其行為，如同自己就是那個監獄看守員。
  • 效率與普遍性： 這種機制不需要實際的懲罰，而是透過心理壓力達到規訓的目的，且能以極少的資源（一個看守員）管理眾多囚犯。
• 現代社會的應用： 傅科認為，全景敞式主義不僅適用於監獄，更普遍存在於現代社會的各種機構中，如學校、醫院、工廠、軍隊，以及更廣泛的社會監控（如監視器、個人資料收集等）。

本題要求考生將傅科的「全景敞式主義」與（傅科晚期理論中的）「自我技術」概念，應用於分析 2021 年至今的「新冠肺炎台灣文本」（包含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現象）。這是一道典型的理論應用題，考驗考生對理論概念的掌握及將其與現實情境連結的能力。

核心觀念：

1. 全景敞式主義 (Panopticism)： 現代權力如何透過監控、規訓，使個體內化規則，自我約束。
2. 自我技術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個體如何透過內在實踐（如自我反省、遵守規則、道德實踐）來塑造自身，使其符合特定規範的主體。
3. 新冠肺炎台灣文本： 指 2021 年至今，台灣社會因 COVID-19 疫情而產生的各種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現象。

理論應用與分析：

一、 全景敞式主義 (Panopticism) 在新冠肺炎台灣文本中的體現：

1. 政治層面：

   • 國家監控與疫情管理： 政府透過各種科技手段（如電子圍籬、實聯制、足跡追蹤、疫苗接種紀錄）來監控疫情的傳播與個體的移動。這些措施，雖然旨在防疫，但強化了國家對公民的監控能力，符合全景敞式主義的「可見性」原則——公民的行為（移動、接觸）對國家而言是可見的。
   • 資訊傳播與輿論導向： 政府與媒體透過不斷發布疫情資訊、防疫政策、風險提示，形塑公眾對疫情的認知與態度。這種訊息的單向傳播，也帶有權力運作的色彩，引導公眾的反應。
   • 「清零」政策與社會控制： 部分國家（雖非台灣主流，但可作為對比或影響）採取的嚴格「清零」政策，透過封鎖、隔離、健康碼等，展現了極致的社會監控與控制，是全景敞式主義的體現。

2. 社會層面：

   • 公民的自我監控與社會壓力： 即使沒有嚴格的強制措施，社會壓力也促使公民進行自我監控。例如，人們會主動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避免前往高風險場所，因為他們知道這些行為會被他人（鄰居、同事、甚至潛在的執法者）看見，或擔心違反社會規範而被視為「不道德」或「危險」。
   • 「吹哨者」與「舉報」文化： 在某些情況下，社會成員可能會互相監督、舉報違反防疫規定者，這進一步強化了全景敞式的監控網絡。
   • 「風險」的社會建構： 疫情將某些群體、場所、行為標籤化為「高風險」，這不僅是科學判斷，也帶有社會建構的成分，可能導致歧視與污名化。

3. 經濟層面：

   • 勞動力的規訓： 遠距工作、居家辦公的普及，雖然帶來彈性，但也可能讓雇主更容易監控員工的工作狀態（如透過軟體追蹤螢幕時間、活動頻率），這是一種數位化的全景敞式監控。
   • 消費行為的改變： 疫情促使線上消費、無接觸服務的興起，這也伴隨著個人數據的收集與分析，為商業機構提供了更多監控與預測消費者行為的機會。

4. 文化層面：

   • 「防疫文化」的形成： 戴口罩、勤洗手、量體溫、使用酒精消毒等，已成為一種新的文化習慣與社交禮儀。這些行為的普及，是通過不斷的社會互動、媒體宣傳、以及個人內化而形成的。
   • 「信任」與「不信任」的文化： 疫情加劇了社會對政府、科學、媒體、甚至鄰居的信任與不信任的辯論，這也影響了人們對資訊的解讀與行為的選擇。

二、 「自我技術」(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在新冠肺炎台灣文本中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