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年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班《政治學（C）》

本題主要探討近年來全球民粹主義與非典型政治人物崛起的現象，並要求結合全球化脈絡進行解釋，同時比較其與傳統民粹主義、魅力型領袖的異同。

核心概念：

• 民粹主義 (Populism)： 一種政治意識形態，主張社會由兩大敵對的群體構成：「純潔的民眾」與「腐敗的精英」。民粹主義者聲稱自己代表了被壓迫的民眾。
• 非典型政治人物 (Atypical Politician)： 指那些不遵循傳統政治人物的形象、行為模式或經歷的政治人物。他們可能來自非政治背景，言行較為激進或個人化。
• 全球化 (Globalization)： 指商品、服務、技術、資訊、資金、人員等跨越國界流動日益頻繁，導致世界各地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相互依存和聯繫日益增強的過程。
• 魅力型領袖 (Charismatic Leader)： 根據韋伯的觀點，指一種權威類型，其權威來源於領袖個人超凡的魅力、英雄氣質或人格特質，被追隨者視為非凡、神聖或具有典範意義。

解題思路：

第一部分：全球化脈絡下民粹主義與非典型政治人物崛起的現象解釋

全球化在促進經濟發展、文化交流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負面影響，這些影響為民粹主義和非典型政治人物的崛起提供了土壤：

1. 經濟不平等加劇： 全球化使得資本、技術更容易跨國流動，但同時也可能導致國內產業結構調整、低技能勞動力面臨競爭壓力，加劇了收入分配不均。一部分民眾感到被全球化「拋棄」，對現有經濟體制和政治精英產生不滿，轉而支持承諾保護本國利益、反對全球化的民粹主義者。
2. 文化焦慮與認同危機： 全球化帶來多元文化交流，但也可能衝擊本土傳統文化、價值觀，引發部分民眾的文化焦慮和對國家認同的擔憂。民粹主義者常利用這種焦慮，強調民族主義、本土價值，將外來文化或全球化視為威脅，爭取認同感強烈的選民支持。
3. 資訊傳播的改變（社群媒體）： 全球化與數位化結合，社群媒體的興起改變了政治傳播的模式。民粹主義者和非典型政治人物擅長利用社群媒體繞過傳統媒體的篩選，直接與選民溝通，建立個人化、情感化的聯繫，並快速傳播簡潔有力的訊息，煽動情緒，動員支持。這種傳播方式有利於非典型人物的崛起，他們不受傳統政治框架的約束。
4. 對傳統政治精英與制度的失望： 全球化過程中，傳統政治精英（政黨、政府官僚）被部分民眾視為未能有效管理全球化衝擊、未能解決國內問題的「精英」。非典型政治人物則以「局外人」的形象出現，批評體制腐敗、效率低下，承諾帶來變革，吸引了厭倦傳統政治的選民。

第二部分：這一波民粹政黨、非典型政治人物的崛起，和傳統的民粹主義、魅力型領袖的異同

異：

1. 傳播工具與方式：
   • 傳統： 主要依賴群眾大會、演講、報紙、廣播等傳統媒體。

本題要求比較四種不同的經濟體制模式，重點在於「國家在經濟場域扮演的角色」。這四種模式分別代表了不同的經濟組織邏輯和國家干預程度。

核心概念：

• 經濟體制 (Economic System)： 社會如何組織生產、分配和消費商品及服務的體系。
• 國家角色 (Role of the State)： 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介入程度、方式與目標。

解題思路：

我們將從國家干預的程度、市場的角色、財產權的歸屬、資源配置方式、主要目標等角度，來比較這四種模式。

1. 資本主義 (Capitalism)

   • 國家角色： 最小化干預。國家主要扮演「守夜人」的角色，負責維護法律秩序、保護財產權、執行契約，確保自由市場的運作。國家不直接干預生產和分配。
   • 市場的角色： 核心。由市場機制（供需、價格）決定生產什麼、生產多少、如何生產、為誰生產。
   • 財產權： 私人擁有。生產資料（土地、工廠、資本）絕大多數由私人擁有。
   • 資源配置： 主要透過市場價格信號進行。
   • 主要目標： 追求利潤最大化，經濟效率。

2. 共產主義 (Communism)

   • 國家角色： 極大化干預。理論上，在過渡階段，國家（或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擁有並控制所有生產資料，並全面規劃經濟活動。在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國家將消亡，但現實中的共產主義國家，國家權力極為集中。
   • 市場的角色： 幾乎不存在。市場機制被中央計劃取代。
   • 財產權： 公有（國家所有）。生產資料歸國家或集體所有。
   • 資源配置： 由中央計劃委員會根據國家目標進行分配。
   • 主要目標： 實現社會平等，消滅階級剝削，滿足社會成員的需要。

3. 福利國家 (Welfare State)

   • 國家角色： 積極干預，但仍以市場經濟為基礎。國家透過稅收、社會保險、公共服務（教育、醫療、社會福利）等手段，干預經濟以實現社會公平、保障公民基本生活水平，並調節市場失靈。國家既是規則制定者，也是重要的資源再分配者。
   • 市場的角色： 基礎。市場仍然是主要的資源配置和生產動力，但受到國家政策的調節和規範。
   • 財產權： 以私人財產為主，但國家擁有較大的稅收權和公共財產。
   • 資源配置： 主要透過市場，但國家透過財政政策、社會政策進行顯著的補充和干預。
   • 主要目標： 在追求經濟效率的同時，強調社會公平、福利保障、機會均等。

4. 發展型國家 (Developmental State)

   • 國家角色： 國家居於主導地位，積極、策略性地引導和干預經濟發展。國家透過產業政策、金融政策、貿易政策等，扶植特定產業，促進經濟高速增長和結構轉型。國家與企業之間有緊密的協作關係（但非直接所有）。
   • 市場的角色： 受到國家戰略的引導和規範。國家認為市場有時會失靈，尤其是在國家發展的關鍵階段，需要國家力量來克服。
   • 財產權： 以私人財產為主，但國家對經濟活動有強大的影響力，甚至能間接控制資源流向。
   • 資源配置： 國家主導，透過產業政策、信貸分配等方式引導資源流向國家認為重要的領域。
   • 主要目標： 追求經濟高速增長、產業升級、國家經濟實力提升。

本題要求解釋「經濟投票」理論，並應用於分析2018年高雄市長選舉的選民行為，同時探討是否有其他更合適的理論。

核心概念：

• 經濟投票 (Economic Voting)： 指選民在投票時，其決策主要受到個人或國家經濟狀況的影響。選民傾向於在經濟狀況良好時支持執政黨，在經濟狀況不佳時懲罰執政黨。這又可細分為「個人經濟投票」（基於個人收入、就業狀況）和「國家經濟投票」（基於國家整體經濟表現）。
• 2018年高雄市長選舉： 台灣在2018年舉行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高雄市長選舉是其中最受關注的戰役之一，由民進黨候選人陳其邁對決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
• 北漂議題： 指台灣部分年輕人，尤其是來自中南部地區，為了尋找工作機會或更好的發展，而離鄉背井到北部都會區（如台北）工作、生活的現象。此議題在2018年選舉中成為熱點。

解題思路：

第一部分：何謂「經濟投票」？

經濟投票理論（Economic Voting Theory）是一種解釋選民投票行為的理論，其核心假設是選民的投票決策受到經濟因素的影響。主要有兩種形式：

1. 個人經濟投票 (Sociotropic Voting / Personal Economic Voting)： 選民根據個人過去一段時間的經濟狀況（如收入、就業、財務狀況）來判斷是否要懲罰或獎勵現任政府。若個人經濟狀況變好，傾向支持執政黨；反之則傾向反對。
2. 國家經濟投票 (Sociotropic Voting / National Economic Voting)： 選民根據對國家整體經濟表現的判斷來投票，而非個人狀況。若認為國家經濟狀況好，傾向支持執政黨；反之則傾向反對。此類投票被認為是更常見的「理性」投票行為，因為選民的個人經濟狀況受多種因素影響，而國家經濟表現更能反映執政黨的整體施政績效。

經濟投票理論的預設是，選民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並將經濟表現視為衡量政府績效的重要標準。

第二部分：經濟投票理論對2018年高雄市長選舉的解釋力

2018年高雄市長選舉的選情相當複雜，經濟投票理論的解釋力有限，甚至可以說並非主要解釋因素。

• 經濟投票理論的局限性：

  • 高雄的經濟狀況： 在2018年選舉前，高雄市的經濟並非處於全國最差的狀態。雖然傳統產業面臨轉型挑戰，但並無普遍的經濟崩潰現象。韓國瑜及其陣營也並未將「經濟衰退」作為攻擊民進黨執政的主要訴求，反而更多地聚焦於「民心思變」、「感覺高雄被邊緣化」、「愛情摩天輪」等非純經濟議題。
  • 「北漂」議題的性質： 「北漂」議題雖然涉及經濟因素（工作機會、薪資差異），但它更多地被塑造成一個「區域發展不均」、「年輕人流失」、「情感認同」的問題，而非單純的經濟投票。它觸及了選民對地方發展的期盼、對政府施政能否帶來機會的想像，以及對「故鄉」情感的連結。
  • 勝選方的訴求： 韓國瑜的勝選，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其「庶民」、「接地氣」的形象，以及「又老又窮」的口號所引發的「翻轉」期待。他成功地將選民的關注點從民進黨的執政績效（包括經濟層面）轉移到對城市未來發展的願景和對現狀的不滿。這種訴求更多地是基於情感、認同和對變革的渴望，而非嚴格的經濟投票邏輯。

• 經濟投票理論的有限解釋：

  • 部分選民可能確實會考量高雄的經濟發展是否停滯，並將此作為支持或反對現任執政黨的理由。例如，如果選民認為民進黨執政下高雄經濟沒有起色，便可能轉投韓國瑜。

本題要求探討憲政體制、選舉制度與政黨體系三者之間的關係，並結合台灣的實際情況進行評價，最後提出改進建議。這是一個典型的政治學結構性分析與制度設計題。

核心概念：

• 憲政體制 (Constitutional System)： 指一個國家的根本大法及其所確立的國家權力結構、權力分配、權力制約原則，以及公民權利與義務的體系。例如，總統制、內閣制、半總統制。
• 選舉制度 (Electoral System)： 指決定如何將選票轉化為議席或政治職位的規則和程序。例如，單一選區兩票制、比例代表制、並立制、聯立制。
• 政黨體系 (Party System)： 指一個國家內政黨的數量、類型、相互關係以及它們在政治過程中的作用。例如，兩黨制、多黨制、一黨制。

解題思路：

第一部分：憲政體制、選舉制度與政黨體系三者之間的關係

這三者之間存在著深刻的相互影響與塑造關係：

1. 憲政體制對選舉制度和政黨體系的影響：

   • 權力結構： 憲政體制確立的國家權力結構（如總統制下的行政與立法權分立，或內閣制下的行政與立法權的融合）會影響選舉制度的設計。例如，總統制通常需要總統與國會的選舉，可能導向更強的候選人中心主義；內閣制則強調政黨對國會的控制，選舉結果直接影響內閣的組成。
   • 國家整合： 憲政體制中的中央與地方權力劃分（如聯邦制或單一制）也會影響選舉的層級和地方政黨的發展。
   • 政黨體系： 憲政體制中的權力制衡機制（如否決權、彈劾權）會影響政黨合作或對抗的模式。權力分散的體制（如分權制衡強的總統制）可能有利於多黨林的形成，而權力集中的內閣制則可能導向兩黨制或由大黨主導的多黨合作。

2. 選舉制度對政黨體系的影響：

   • 杜佛傑法則 (Duverger's Law)： 這是最經典的連結。該法則指出，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的選舉制度（Single-Member Plurality, SMP）傾向於產生兩黨制；而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PR）則傾向於產生多黨制。
   • 席次分配： 制度設計（如門檻、選區大小、候選人提名方式）會影響小黨的生存空間和大黨的議席比例。例如，高當選門檻不利於小黨，而大選區或比例代表制則有利於小黨。
   • 選民的投票策略： 選民在不同選舉制度下會有不同的投票策略（如為了不浪費選票而策略性投票）。

3. 政黨體系對憲政體制和選舉制度的影響：

   • 政黨的演變： 政黨體系的演變（如新政黨的興起、舊政黨的衰落）會反過來影響憲政體制的運作。例如，一個強大的反對黨可以制衡執政黨，促進權力制衡；一個分裂的政黨體系則可能導致政府不穩定。
   • 制度改革的推動力： 政黨為了爭取更多權力或達成其政策目標，可能會推動憲政體制或選舉制度的改革。例如，小黨可能主張採用比例代表制以增加其代表性。

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

這三者構成一個動態的互動系統。憲政體制提供框架，選舉制度是進入權力結構的管道，而政黨體系則是參與者和競爭者。例如，美國的總統制（憲政體制）加上單一選區兩票制（選舉制度），長期以來塑造了兩黨制（政黨體系）。而德國的混合比例代表制（選舉制度）則在其議會民主體制（憲政體制）下，形成了多黨協商的政黨體系。

第二部分：台灣民主政治運作的評價

台灣的憲政體制是「半總統制」，選舉制度經歷多次變革，現行是「單一選區兩票制」（區域立委與不分區立委），政黨體系則發展為「兩大黨對抗、小黨為輔」的態勢，但近年來呈現出「一強一弱，小黨有機會」的特徵。

評價：

1. 憲政體制（半總統制）：
   • 優點： 結合了總統制的民選總統直接民意授權，以及內閣制的行政與立法協調機制。理論上，總統可作為國家元首，行政院長則負責行政院的運作，有助於政局穩定。
   • 缺點/挑戰： 容易出現「憲政僵局」，即總統與國會多數黨不同，導致行政院長難產、法案推動困難，或總統與行政院長權責不清、互相推諉。例如，過去馬英九總統時期與民進黨主導的立法院，以及蔡英文總統時期與國民黨主導的立法院，都曾出現類似情況。總統權力是否過大、行政院長的定位不明等，也是常見的討論。
2. 選舉制度（單一選區兩票制）：
   • 優點：
     • 區域立委（單一選區制）： 有助於產生區域代表性強的民意代表，選民投票對象明確，易於形成責任政治，且有助於減少小黨林立，促成相對穩定的政黨體系。
     • 不分區立委（比例代表制）： 確保少數族群或不同政見的代表能進入國會，增加國會的代表性，並有助於政黨的整體發展。
   • 缺點/挑戰：
     • 席次扭曲： 單一選區制容易導致「贏者全拿」，得票率與席次率可能嚴重不符，使許多小黨難以跨越門檻進入國會（如過去的時代力量、綠黨等）。
     • 「浪費」選票的感覺： 選民可能覺得支持的小黨候選人勝選機會渺茫，而被迫策略性投票給較大的政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