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 年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班《比較政治》

此題主要探討威權遺緒對民主發展的影響，特別聚焦於「威權繼承政黨」在新興民主國家可能帶來的衝擊。

威權繼承政黨是指在威權政權垮台後，由該政權部分或全部繼承下來的政黨。這些政黨通常在原威權體制下擁有一定的組織、資源和影響力，並在民主轉型過程中試圖維持或轉化其權力。

威權繼承政黨對民主轉型和民主鞏固的影響，可以從以下幾個面向分析：

1. 對民主轉型的影響：

   • 阻礙民主化進程： 這些政黨可能利用其既有的資源和網絡，在轉型初期阻撓或延緩民主化進程，例如透過操縱選舉、壓制反對勢力、或進行體制內的改革來維持其影響力。
   • 扭曲民主制度的實踐： 即使民主制度建立，威權繼承政黨也可能利用其影響力，將威權時期的政治文化、組織慣習帶入民主體制，例如裙帶關係、恩庇政治、或對法治的輕忽，從而削弱民主制度的有效運作。
   • 造成政治兩極化： 威權繼承政黨的存在，可能與新興的民主力量形成對立，加劇社會的政治兩極化，使得民主對話和妥協變得困難。

2. 對民主鞏固的影響：

   • 侵蝕民主的規範與制度： 威權繼承政黨可能試圖透過合法途徑，逐步侵蝕民主的核心規範（如自由公平選舉、權力分立、公民自由），或是透過影響司法、媒體等關鍵機構，來削弱民主的制度韌性。

此題旨在分析在選舉制度中，針對特定族裔或性別採用配額制（quotas）的優缺點，並從代表性、功績主義及平等三個角度進行探討。

配額制是一種積極平權措施，旨在確保過去在政治參與中被邊緣化的群體（如少數族裔、女性）能夠在民意代表機構中獲得一定的席次。

以下從三個角度分析其優缺點：

一、 代表性 (Representation)

• 優點：

  • 顯著提升少數群體代表性： 配額制能直接且快速地增加特定族裔或性別的民意代表數量，使政治決策更能反映社會的多元組成。
  • 賦予邊緣群體發聲機會： 讓過去難以進入決策圈的群體有機會在議會中表達其訴求、關切的議題，並推動相關政策。
  • 促進社會認同與包容： 當弱勢群體在政治舞台上看到自己的代表時，有助於增強其對國家的認同感與歸屬感，促進社會的包容性。

• 缺點：

  • 可能產生「象徵性代表」： 僅管數量增加，但若當選者未能真正代表其群體的利益，或缺乏實質的政治影響力，則可能淪為形式上的代表。
  • 可能加劇族群或性別對立： 部分人可能認為配額制是基於身分而非能力，從而引發反彈，認為這是一種「逆向歧視」，加劇社會群體間的緊張關係。
  • 影響代表的合法性： 當選者可能被質疑其當選是靠配額而非民意支持，進而影響其在議會內外的權威與合法性。

二、 功績主義 (Meritocracy)

• 優點：

  • 矯正歷史性不公： 功績主義的前提是公平競爭，但若過去存在結構性歧視，使得某些群體無法獲得公平競爭的機會，配額制可以視為一種暫時性的矯正手段，以創造更接近功績主義的起點。

• 缺點：

  • 與功績主義原則相悖： 配額制直接干預了基於個人能力和政見的選拔過程，選擇特定身份的候選人，這與功績主義的核心精神——唯才是舉——有所衝突。

此題的核心在於比較美國與德國這兩個聯邦制國家的權力劃分模式，以及它們在制度設計上如何平衡中央與地方的利益並解決衝突。

一、 聯邦與地方權力劃分的不同：

美國和德國雖然都是聯邦制，但在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劃分上存在顯著差異，這主要源於兩國的歷史發展、憲政傳統以及聯邦制的演進。

1. 美國：傳統的「權力分立」與「州權」導向，後趨向中央集權

   • 憲法設計： 美國憲法最初的設計，將權力劃分為聯邦政府與州政府。憲法明文列舉了聯邦政府的權力（列舉權力），而未列舉的權力則保留給州或人民（保留權力）。這種設計傾向於保護州的權力，強調「州權」（States' Rights）。
   • 歷史演變： 儘管憲法初衷如此，但隨著時間推移，特別是透過最高法院的解釋（如「涵蓋條款」的廣泛解釋）以及歷次危機（如內戰、經濟大蕭條、兩次世界大戰）的影響，美國聯邦政府的權力不斷擴張，中央集權的趨勢日益明顯。
   • 權力劃分性質： 傳統上被視為「雙軌聯邦制」（Dual Federalism），即聯邦與州在各自領域內擁有相對獨立的權力。但現代已發展為「協調式聯邦制」（Cooperative Federalism）甚至「新聯邦主義」（New Federalism）的混合體，聯邦政府透過財政補助（Grants-in-aid）等方式，對州政府施加影響，權力界線變得模糊。

2. 德國：二戰後的「合作聯邦制」與「邦」的權力保障

   • 憲法設計： 德國基本法（Grundgesetz）在二戰後制定，吸取了魏瑪共和的教訓，更加強調聯邦（Bund）與邦（Länder）之間的合作與協調。基本法明確規定了聯邦的專屬立法權、州的專屬立法權，以及聯邦與州競合的立法權。
   • 權力劃分性質： 德國聯邦制被普遍認為是「合作聯邦制」（Cooperative Federalism）的典範。聯邦與邦之間是緊密合作、相互依存的關係。邦在立法、行政、司法等各方面都扮演重要角色，並有權參與聯邦事務。
   • 對邦權力的保障： 德國基本法明確保障了邦在聯邦立法過程中的參與權（例如透過聯邦參議院 Bundesrat），並對聯邦政府的權力擴張設有較多限制。聯邦的立法權力範圍相對明確，且許多事務需要聯邦與邦的協調。

二、 平衡聯邦與地方利益、解決衝突的制度設計：

兩國都設計了多種制度來平衡中央與地方的利益，並解決潛在的衝突：

此題聚焦於選舉制度對政黨體系之影響，特別是比較台灣與日本小黨在現行制度下的生存空間，並探討其爭取國會席次的策略。

一、 台灣與日本小黨生存空間的異同：

首先，需要了解台灣與日本的選舉制度。台灣目前主要採用「單一選區兩票制」，其中不分區立委席次有3%的門檻。日本則主要採用「小選舉區比例代表並立制」，其中比例代表制部分有「政黨比例」和「小選舉區」兩種，但比例代表部分有「10%」的政黨得票門檻。

異同分析：

1. 生存空間相似之處：

   • 皆受限於現行選舉制度： 無論是台灣的單一選區制（不利於小黨在區域立委席次中突圍）或日本的比例代表制門檻（10%），都對小黨爭取國會席次構成挑戰。
   • 區域席次爭奪困難： 在台灣的單一選區制下，小黨難以與兩大黨競爭，贏得區域立委席次。在日本，小黨也難以在小選舉區中勝出。
   • 需依靠比例代表制突圍： 兩國小黨主要依賴比例代表制部分來獲取國會席次。台灣的不分區立委和日本的比例代表區，是小黨賴以生存的空間。
   • 易受「兩大黨」夾擊： 在政治光譜上，小黨常被夾在兩大黨之間，難以找到穩定的票源。

2. 生存空間相異之處：

   • 門檻的差異： 台灣不分區立委的3%門檻相對較低，且與區域立委席次有連動效應（若區域立委席次達1席，不分區席次門檻降為0）。日本比例代表制的10%門檻則較高，對小黨而言是較大的挑戰。
   • 政黨生態的穩定性： 日本的政黨生態相對較穩定，傳統上由自民黨主導，小黨的生存空間長期受到壓縮。台灣的政黨生態則相對較為動態，近年來出現了新的小黨，並在某些選舉中取得一定斬獲。
   • 比例代表制設計： 日本的比例代表制包含「政黨票」和「小選舉區」的並立，兩者之間存在權力分配的複雜互動。台灣則是不分區立委與區域立委選票分開計算，但有席次分配的連動。
   • 政黨的意識形態光譜： 台灣的小黨可能涵蓋較廣泛的意識形態光譜，例如偏綠、偏藍、或第三勢力。日本的小黨則可能更集中於特定議題或價值（如和平主義、環保、社會福利等）。

二、 台灣與日本小黨提高國會席次的策略：

台灣小黨的策略：

1. 鞏固並擴大不分區立委支持基礎：
   • 聚焦特定議題： 選擇具有高度社會共鳴且不受兩大黨壟斷的議題（如居住正義、勞工權益、環保、性別平權等），形成鮮明政策主張，爭取特定群體的認同。
   • 建立品牌形象與認同： 透過網路社群、公民論壇等管道，建立清晰的政黨形象，強調其價值觀與兩大黨的差異，爭取對傳統政黨不滿的選民。
   • 與公民社會連結： 與相關的NGOs、社會運動團體建立合作關係，擴大其影響力與動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