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 年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中國思想史》

此題旨在探討趙州從諗「狗子無佛性」公案的義涵，以及其在禪宗公案中的地位與作用。此公案看似矛盾，實則蘊含深厚的禪宗思想。

核心觀念：
此公案的關鍵在於「無」、「有」、「業識性」、「知故犯」等語詞在禪宗語境下的特殊含義，以及公案作為一種破除執著、直指心性的修行方法的運用。

解題思路：

1. 分析公案的矛盾性：僧人提出「狗子有佛性」的普遍性，而趙州先後回答「無」與「有」，形成明顯的矛盾。
2. 解釋「無佛性」的理由：「為伊有業識性在。」此處的「業識性」並非指狗子沒有佛性，而是指狗子被「業識」所障蔽，未能顯現佛性。業識是生死輪迴的根本，是眾生無明妄想的總稱。趙州此言，是從眾生被業識所纏縛的層面來回答，意在指出眾生（包括狗子）因為無明，而無法直接契會佛性。
3. 解釋「有佛性」的理由：當僧人追問「為什麼撞入這個皮袋裹？」時，趙州回答「為他知故犯。」此處的「知」並非指意識上的分別知，而是指佛性本自具足、無所不知的「本覺智」。狗子雖然有佛性，但因為「知」，也就是因為這個佛性本自圓滿，故能「犯」（在此處的「犯」應理解為「展現」或「現前」，非佛教意義上的犯罪）。此回答強調佛性是本自具足、無待外求的，而且是超越語言、概念的。

此題旨在比較朱熹與王陽明在「格物致知」上的差異，並探究此差異根源於他們對「心」、「物」關係的不同理解。

核心觀念：
此題的核心在於比較宋明理學兩大巨擘——朱熹（程朱理學）與王陽明（陽明心學）——在詮釋《大學》「格物致知」時的關鍵分歧，以及此分歧如何體現了他們根本的哲學立場，即「心」與「物」的關係，進而影響其工夫論。

朱熹的「格物」：

1. 對「心」與「物」的理解：朱熹採取「理」與「氣」的二元論框架，認為「心」與「物」是分開的。人心有知，天下萬物各有其理（即「天理」）。「理」是普遍的，存在於萬物之中。
2. 「格物」的工夫：朱熹的「格物」是「即物窮理」。學者必須透過對具體事物的探究，去窮盡、掌握事物內部所蘊含的那個普遍的「理」。這個過程是向外、向事求理，強調對外在世界的認識和理解。
3. 工夫方向：朱熹的格物致知，是先求知（窮理），再達致知（知之至），最終達至誠意、正心、修身。其工夫方向是從外在的「物」的「理」入，逐步擴充到內心的「知」。強調「格物」是「窮理」，是認識論上的求知過程。
4. 影響：這種觀點主張「理」在「事」之中，需要透過不斷的探究和學習，才能窮盡萬物的道理，最終達到對天理的全面認識。這是一種強調學問的積累和對外在世界的探索。

王陽明的「格物」：

1. 對「心」與「物」的理解：王陽明主張「心即理」，認為「心」是萬物的本體，而「物」是「心」的應用。心外無物，物外無心。所謂的「理」，並非外在於心，而是內在於心的「良知」。
2. 「格物」的工夫：王陽明的「格物」是「正事」，即「正其不正，以歸於正」。這裡的「物」指的是「事」，是「意之所發」。

此題旨在比較先秦時期孟子、墨子、莊子三家在言辯方法上的特點，並探究這些言辯方法如何體現其各自的哲學思想（「道」）。

核心觀念：
此題的核心在於理解「言辯」在先秦思想中的作用，以及不同學派如何利用或限制言辯，以服務於其核心的哲學主張。這涉及到對「道」的理解，以及如何透過語言來傳達。

解題思路：

1. 分析孟子的言辯觀：

   • 引文內容：孟子在此段話中，列舉了四種「蔽」、「陷」、「離」、「窮」的「辭」（言辭、言辯），認為這些不當的言辭會從內心影響政治，從政治影響事務。
   • 言辯方法：孟子在此並非反對言辯本身，而是批判那些「虛偽」、「浮誇」、「歪曲」、「迴避」的言辭。他強調言辭必須真實、純正，能夠反映內心的真實意圖，並對政治和事務產生積極的影響。其言辯方法是強調「言」必須與「心」和「政」、「事」相符，即「言」必須有真實的根據和積極的效用。
   • 與「道」的關係：「仁政」是孟子的核心「道」。他的言辯方法，是為了確立和推廣他的仁政主張，反對那些虛偽、煽動性或不切實際的言論，確保言論的真實性和效用，以服務於建立一個合乎仁義的政治秩序。真實的言辭是通向仁政的必要條件。

2. 分析墨子的言辯觀：

   • 引文內容：墨子提出了「言」的三個法則：「考之天鬼之志、聖王之事」、「徵以先王之書」、「發而為刑政」。
   • 言辯方法：墨子主張言論必須經過三種檢驗：
     • 「本之」：考驗其是否符合天志（神鬼的意願）和聖王（古代賢君）的事業。這是一種功利主義和權威主義的考量。
     • 「徵」：徵引古代的文獻、經典，尋求歷史的證據。這是一種歷史主義和經驗主義的考量。
     • 「用」：檢驗其是否能施行於刑政，即是否具有實際的效用和可操作性。這是一種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的考量。
   • 與「道」的關係：墨子的「道」是以「兼愛」、「非攻」、「尚賢」、「尚功」為核心的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

此題旨在比較魏晉玄學時期，王弼、阮籍、郭象三家對「自然」概念的理解及其背後的哲學觀點。

核心觀念：
此題的核心在於理解魏晉玄學對「道」的詮釋，特別是「自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不同思想家如何從不同角度（老子、莊子、佛教）來闡釋「自然」的意義，從而形成各自的玄學體系。

解題思路：

1. 王弼對「自然」的解釋：

   • 引文內容：「道不違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圓而法圓，於自然無所違也。『自然』者，無稱之言，窮極之辭也。」
   • 「自然」的含義：王弼的「自然」是「道」的體現，是「無」的本質。道之所以能生萬物，是因為它「不違自然」，即不違背事物本身的規律和本性。「法自然」的意思是效法、遵循事物的本然狀態。在王弼看來，「自然」是事物最真實、最本原的狀態，是「無稱之言，窮極之辭」，意指它無法用語言完全描述，是超越概念的極致。
   • 玄學觀點：王弼是「貴無論」的代表，主張「無」是萬物的本源，而「自然」是「無」的表現形式。他強調「法自然」，是要求人們遵循事物自身的規律，不加人為的干預，從而達到「無為而治」的境界。他的「自然」觀，是從形而上的「道」的層面來理解，強調其普遍性與本源性。

2. 阮籍對「自然」的解釋：

   • 引文內容：「人生天地之中，體自然之形。身者，陰陽之積氣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游魂之變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馭者也。」
   • 「自然」的含義：阮籍的「自然」是人生的存在背景和生命本體的狀態。他將人置於天地之間，認為人的身體、性情、精神都是由自然（宇宙的氣、陰陽、五行等）所構成或支配的。人的「性」是「五行之正性」，「情」是「游魂之變欲」，「神」則是受天地驅使的。這裡的「自然」更偏向於一種具體的、物質性的、由各種元素構成的宇宙規律和生命本能。
   • 玄學觀點：阮籍的思想深受老莊影響，但也融入了對生命無常、人生苦短的感嘆。他的「自然」觀，強調生命的真實狀態，即由陰陽五行構成的身體、由外在影響產生的情欲、以及受天地支配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