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年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班甲組《比較政府與政治》

本題主要在探討權力分享（power sharing）的制度設計及其影響。權力分享是比較政治學中探討民主鞏固、衝突化解以及族群關係的重要概念。

核心觀念： 權力分享制度、民主穩定、民主品質、族群關係、制度影響因素。

解題思路：

1. 權力分享制度的種類：

   • 廣義權力分享： 指的是一種政治安排，旨在確保國家內不同政治勢力（通常是族群、語言群體、宗教團體或主要政黨）能在政府中獲得代表性，並對決策過程產生影響。
   • 主要類型：
     • 聯邦制 (Federalism)： 權力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州、省）之間劃分，地方政府擁有相當程度的自治權。這是一種地理上的權力分享。
     • 共識型民主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主要由 Arend Lijphart 提出，強調在高度分立的社會中，透過「大人物的合作」（grand coalition）、否決權（mutual veto）、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以及群體自治（group autonomy）來達成政治穩定。這是一種社會/族群基礎上的權力分享。
     • 分權制 (Decentralization) / 地方自治 (Local Autonomy)： 雖然聯邦制是分權的一種形式，但非聯邦國家也可以透過行政分權或賦予地方政府更多權力來實現權力分享。
     • 政府組織形式：
       • 內閣制 (Parliamentary System)： 內閣（行政部門）對議會（立法部門）負責，權力相對集中於執政黨，但若有聯合政府，則體現了政黨間的權力分享。
       • 總統制 (Presidential System)： 行政與立法權力分立，但可能出現「聯合政府」或「共治」（cohabitation）的情況，尤其在總統與國會多數黨不同時，需要權力協商與分享。
       • 混合制 (Semi-Presidential System)： 總統與總理共存，權力分配需要協調。
     • 少數族群保障： 在特定國家，可能會有憲法層級的少數族群代表性保障，例如在議會的席次保留，或是特定部門的決策權。

2. 對民主穩定、民主品質及族群關係的影響：

   • 民主穩定 (Democratic Stability)：
     • 正面影響： 透過包容性的制度，可以減少族群衝突、邊緣化群體的怨恨，降低國家分裂的風險，從而促進民主的穩定。例如，比利時的聯邦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法語區與荷語區的緊張關係。
     • 負面影響： 過度的權力分享可能導致決策過程緩慢、效率低下，甚至出現政治僵局（gridlock），影響政府的有效運作，長期可能削弱民眾對民主制度的信心。例如，某些聯邦制國家因州際協調困難而效率不高。
   • 民主品質 (Democratic Quality)：
     • 正面影響： 提高代表性，確保不同群體聲音被聽見，增加政治參與感，提升制度的合法性。共識型民主的設計旨在增進所有主要群體的參與，進而提升民主的包容性與品質。
     • 負面影響： 比例代表制可能導致議會碎片化，聯合政府頻繁，政策延續性差。否決權的濫用可能阻礙改革，降低政府的效率與回應能力。
   • 族群關係 (Ethnic Relations)：
     • 正面影響： 透過制度安排，可以保障少數族群的權利與認同，促進族群間的合作與和諧。例如，瑞士的多語言聯邦制成功地讓不同語言社群共存。
     • 負面影響： 制度上的區隔可能反而強化族群認同，加劇族群間的疏離感，甚至成為族群衝突的催化劑。例如，某些國家基於族群劃分的聯邦制，反而讓族群間的界線更為清晰，難以融合。

本題探討比較政治學中關於制度（institutions）的理論，特別是制度的起源（origin）與變遷（change），並進一步討論制度作為解釋變項（independent variable）的可能性。

核心觀念： 制度研究途徑、制度起源與變遷、內生性（endogeneity）、制度作為解釋變項。

解題思路：

第一部分：哪一種制度研究途徑最能解釋制度的源起與變遷？為什麼？

這部分需要比較不同的制度研究途徑，並說明何者較具解釋力。常見的制度研究途徑包括：

1. 歷史制度主義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 核心觀點： 強調長期的歷史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關鍵歷史節點（critical junctures）、制度化的過程（institutionalization）以及權力關係對制度形成與演變的影響。制度一旦形成，會對未來的選擇產生約束，並在時間的推移中自我強化或緩慢變遷。
   • 解釋力： 非常擅長解釋制度的「頑固性」（persistence）和緩慢變遷。能夠解釋為何某些制度看似不合時宜卻依然存在，以及制度變遷的非線性、階段性特徵。
   • 例子： 英國議會制度的演變，從君主權力逐漸讓渡給議會，是一個漫長的歷史路徑依賴過程。

2. 理性選擇制度主義 (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

   • 核心觀點： 將制度視為政治行動者（individual actors）在追求自身利益時，透過理性計算所建構的規則與約束。制度的形成與變遷是行動者互動的結果，旨在降低交易成本、解決協調問題或達成集體目標。
   • 解釋力： 擅長解釋制度在特定情境下如何被建構以解決特定問題，以及制度如何影響行動者的策略選擇。
   • 例子： 憲法規則的制定，被視為政治精英在權力鬥爭中，為確保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理性選擇的結果。

3. 社會學制度主義 (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

   • 核心觀點： 強調制度的形成與維持，受到社會規範（norms）、文化模型（cultural models）、合法性（legitimacy）和社會壓力（social pressure）的影響。制度不僅是理性計算的產物，更是社會共識、文化認同的體現。
   • 解釋力： 能夠解釋制度的廣泛傳播、模仿（isomorphism），以及制度為何能獲得廣泛的接受與認同，即使它不一定符合所有行動者的短期理性利益。
   • 例子： 國際組織的普遍性，許多國家紛紛設立類似的機構，部分是出於對國際規範的認同與壓力。

個人判斷與理由：

我認為 歷史制度主義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在解釋制度的「源起與變遷」方面，通常最具解釋力。理由如下：

• 涵蓋時間尺度廣： 制度的形成與變遷往往是漫長歷史過程的結果，歷史制度主義能捕捉到這種長時段的演變。
• 重視關鍵節點與路徑依賴： 許多重要的制度變革發生在關鍵歷史時刻，而一旦朝某個方向變遷，後續的選擇就會受到先前路徑的影響，形成「鎖定效應」。這對於理解制度的穩定性與變遷的慣性至關重要。
• 整合多重因素： 歷史制度主義能夠整合結構性因素（如國家能力、經濟結構）與行動者因素（如政治精英的決策），並將其置於特定的歷史脈絡中進行分析。
• 較能解釋制度的「非理性」或「不效率」： 許多制度並非一開始就完美或符合理性，而是歷史發展的偶然產物，或是因路徑依賴而延續。歷史制度主義更能解釋這種現象。

然而， 必須承認，沒有任何單一途徑能完美解釋所有現象。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對於解釋制度在特定時刻如何被「設計」或「改革」有其獨到之處；社會學制度主義則能解釋制度的普遍性與合法性來源。因此，一個更全面的解釋可能需要整合這幾種途徑的觀點。

實例說明：
以「總統制」在拉丁美洲的廣泛採用為例。

• 歷史制度主義： 可以解釋為何在19世紀獨立運動後，許多拉美國家選擇模仿美國的總統制（歷史路徑依賴），即使該制度在這些國家常導致政治不穩定與威權統治。獨立初期，精英們的歷史記憶與對權力集中化的偏好，以及當時的國家建構需求，塑造了制度的初步選擇。後續的政治動盪與軍事政變，又進一步強化了某些權威性制度的特徵。
• 理性選擇制度主義： 可以解釋為何在面對政治危機或民主轉型時，行動者（如政黨領袖、軍方）會選擇或修改總統制。例如，為了避免議會政治的碎片化與低效率，或為了確保特定領導人能掌握實權，他們可能會理性地傾向於總統制。
• 社會學制度主義： 可以解釋為何「總統制」作為一種「現代民主」的象徵，在全球範圍內（包括拉丁美洲）獲得合法性，並被視為民主的標準模式，即使其在特定文化中運作不佳。

結論（第一部分）： 歷史制度主義因其對長時段、關鍵節點、路徑依賴的關注，通常最能解釋制度的源起與變遷。但整合各途徑的觀點能提供更豐富的理解。

第二部分：制度是內生性變項時，是否代表制度無法作為解釋變項？

本題探討「資源詛咒」（resource curse）或「石油詛咒」（oil curse）現象，即一個國家或地區發現並依賴豐富的自然資源（特別是石油、礦產）後，反而可能導致經濟發展停滯、政治體制惡化、腐敗加劇等負面後果。

核心觀念： 資源詛咒、比較政府、政治經濟學、國家能力、民主鞏固、族群衝突。

解題思路：

首先，需要確立「巨大石油蘊藏」可能帶來的潛在影響，然後基於比較政治學的理論和國際經驗，分析這些影響可能如何體現在台灣的政治與經濟發展上。

一、 潛在的正面影響（理論上可能，但常被「資源詛咒」理論蓋過）：

1. 經濟增長與財富積累： 石油出口可以帶來巨額財政收入，用於國家建設、基礎設施投資、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從而推動經濟增長，提高國民所得。
2. 國家能力提升： 巨額財政收入可以增強國家徵稅能力以外的資源獲取能力，用於發展國防、強化公共管理、提供更多公共財。
3. 國際地位提升： 作為重要的能源供應國，可能在國際舞台上獲得更大的影響力。

二、 潛在的負面影響（「資源詛咒」理論的核心）：

1. 經濟層面：

   • 荷蘭病 (Dutch Disease)：
     • 匯率升值： 石油出口帶來的外匯收入會使本國貨幣升值。
     • 製造業與服務業受損： 貨幣升值使得非資源出口產業（如製造業、農業、高科技產業）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失去競爭力，同時進口商品變得更便宜，國內產業面臨雙重打擊，導致產業結構單一化。
     • 資源依賴： 經濟過度依賴單一資源，使其容易受到國際商品價格波動的影響，經濟不穩定性增加。
   • 投資與創新動力減弱： 巨額的資源租金（rent-seeking）比投資於高風險、高回報的創新產業更有吸引力，導致長期經濟增長潛力下降。
   • 消費主義與貧富差距： 資源租金可能被少數精英或國家掌握，用於擴大政府開支或分配給特定群體，加劇貧富差距。

2. 政治層面：

   • 威權主義鞏固與民主衰退 (Authoritarianism and Democratic Backsliding)：
     • 國家財政獨立於公民： 政府不再依賴對公民徵稅，而是依賴對資源的壟斷性獲取，從而降低了對公民負責的需求，削弱了公民社會對政府的監督。
     • 租金尋租與腐敗 (Rent-seeking and Corruption)： 巨額的資源租金成為各方爭奪的對象，容易滋生腐敗、尋租行為，將政治資源從生產性活動轉移到分配性活動。
     • 政治權力集中： 掌握資源分配權力的領導人或精英集團，可以利用資源收買支持、打壓反對派，從而鞏固其權力，阻礙民主化進程。
     • 國家暴力與衝突： 在資源分配不均或族群利益衝突的背景下，對資源的爭奪可能引發國內的武裝衝突、叛亂甚至內戰（如非洲一些產油國的經驗）。
   • 國家能力扭曲： 國家資源可能被用於強化鎮壓能力而非公共服務，國家官僚體系可能因資源租金而變得低效、腐敗。
   • 族群衝突加劇： 如果石油蘊藏區域與特定族群或地區高度重疊，但利益分配不公，則可能加劇族群間的緊張關係，甚至引發分離主義運動。

三、 台灣的特殊情境與應對：

台灣相較於許多傳統的「資源詛咒」國家，具有一些特殊性：

• 民主制度相對成熟： 台灣已經建立了較為穩固的民主體制，擁有相對活躍的公民社會和媒體監督。
• 經濟結構多元： 台灣的經濟高度依賴高科技製造業和出口，產業結構相對多元，但「荷蘭病」的風險依然存在。
• 地緣政治敏感： 台灣的政治地位使其容易受到外部壓力。

基於這些考量，發現巨大石油蘊藏對台灣可能的影響：

• 經濟影響：
  • 短期可能受益： 巨額財政收入可用于投資基礎建設、科研、社會福利。
  • 長期風險高：
    • 「荷蘭病」風險： 新台幣可能大幅升值，對現有的出口導向型高科技產業（如半導體、電子產品）造成毀滅性打擊，迫使產業結構轉型，但轉型過程可能漫長且痛苦。

本題要求運用比較政治學的理論來解釋台灣地方選舉中，不同城市（台南與新北）在候選人結構上的顯著差異，特別是無黨籍候選人參選意願的差異。這涉及到選舉制度、政黨體系、地方政治生態、選民結構等因素的互動。

核心觀念： 選舉制度、政黨體系、候選人結構、地方政治、選民行為、制度主義。

解題思路：

首先，需要辨識出題目所描述的現象：台南市市長選舉候選人眾多，包含大量無黨籍人士；而新北市市長選舉候選人極少，僅限於兩大政黨提名者。接著，運用比較政治學的理論工具，分析可能導致這種差異的因素。

一、 可能的解釋理論與因素：

1. 選舉制度 (Electoral System)：

   •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 (Single-Member Plurality, SMP)： 這是台灣直轄市長選舉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候選人需要贏得相對多數的選票才能當選。
   • 對無黨籍候選人的影響： SMP 制度通常不利於無黨籍候選人。
     • 資源劣勢： 無黨籍候選人難以獲得政黨的組織動員、資金支持、媒體曝光等資源。
     • 選民認知： 選民可能傾向於支持有政黨奧援的候選人，認為他們更有能力治理。
     • 「贏者全拿」效應： 由於是單一選區，勝者全拿，這使得選民在投票時可能更謹慎，傾向於選擇「有機會當選」的候選人，而非「聲援」無黨籍候選人。
   • 為何台南與新北有差異？ 即使是相同的 SMP 制度，在不同地區的運作可能因其他因素而產生差異。

2. 政黨體系與政黨競爭強度 (Party System and Party Competition)：

   • 兩大黨的壟斷程度： 國民黨與民進黨在台灣政治中佔據主導地位。在某些地區，兩大黨的組織動員能力極強，能夠有效「吸納」或「排除」潛在的挑戰者，包括無黨籍候選人。
   • 「贏者全拿」與政黨動員： 在高度競爭的選區，兩大黨的動員能力至關重要。為了確保勝選，兩大黨會投入大量資源，並可能透過各種方式（如徵召、協調）來排除可能分散選票的無黨籍參選人。
   • 台南 vs. 新北的差異：
     • 台南（民進黨傳統票倉）： 雖然是民進黨的深綠票倉，但可能存在較多「深綠」或「綠色」的聲音，其中一些可能對主流民進黨不滿，或認為自己能代表某種特定立場，因而選擇無黨籍參選。此外，地方派系或地方實力人物，若無法獲得民進黨提名，也可能以無黨籍身分參選。有時，即使是黨內初選失利者，也可能脫黨參選。
     • 新北（藍綠激戰區，但國民黨與民進黨結構更穩固）： 新北是全台人口最多的直轄市，藍綠競爭激烈，兩大黨在這裡的組織動員和候選人篩選機制可能更為嚴謹和強勢。兩黨都極力避免「分裂投票」或「分散票源」的情況，因此會強力約束黨內潛在參選人，並可能透過協調機制，讓黨外潛在的挑戰者也難以獲得空間。新北的選民結構可能也更為「理性」，傾向於在兩大主要選項中做出選擇。

3. 地方政治生態與派系 (Local Political Ecology and Factions)：

   • 地方派系： 在台灣，地方派系扮演重要角色。如果某個地方派系在台南地方政治中有強大影響力，但未能與兩大黨達成協議，他們可能推舉無黨籍候選人參選。
   • 地方派系與中央政黨的關係： 在台南，地方派系與民進黨的關係可能更為複雜，有時地方派系的力量足以影響甚至主導地方政治，即使無法獲得民進黨提名，也能號召支持者。在新北，可能地方派系與中央政黨的連結更緊密，或其影響力已被兩大黨的組織力量所稀釋。
   • 「地方諸侯」現象： 在某些地方，地方型的政治人物可能擁有深厚的基層組織和個人魅力，足以在無黨籍身分下與兩大黨競爭。

4. 選民結構與政治認同 (Voter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Identity)：

   • 政治認同的強度： 在台南，可能存在一部分選民的政治認同（如深綠）非常強烈，即使候選人是無黨籍，只要其被視為「自己人」或能代表特定立場，仍能獲得支持。
   • 中間選民與理性選擇： 在新北這樣的都會區，選民可能更為多元，中間選民比例較高，他們在投票時更傾向於考慮候選人的政見、政黨的執政能力和穩定性，因此對無黨籍候選人的接受度較低。